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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救了我的命，”她继续以沉重的声调说，那些字句在空中浮荡。“你是为了我来的，为了我回来的，还救了……我的……命。”
“不要把不是那么回事硬说成是那么回事。你是偶然碰到的，博士，你是一种反射，是一种产生于被忘却的记忆中的本能，是因紧张而通电的导管。你看，我懂得这些辞句……我再也不管了。我痛……噢，上帝——我痛——。”
“你是自由的。你本来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可是你没有。你是为了我回来的。”
通过疼痛的薄雾他听见了她的话。他看见她了，还看到不合理的情景——和他的痛苦同样不合理。她正跪在他旁边抚摸着他的脸，抚摸着他的头。够了！别碰我的头！走开。
“你为什么要回来救我？”这是她的声音，不是他的。
她在问他？她不明白吗？他无法回答她。
她在做什么？她撕下一块布在包扎他的颈部……又一块，更大的一块，是从她衣服上撕下来的。她解开他的裤带，把又软又滑的缎子往下塞到他右股热得发烫的皮肤上。
“不是找你。”你找到要说的话，马上说了出来。他要黑暗中的宁静——正象他以前所要求的那样，但他记不起来那是什么时候了。“我找那个人……他看见了我。他能认出我来。是那个人。我要找的是他。你走开！”
“还有六七个人同样能认出你来，”她回答，换了口气。“我不信你的话。”
“相信我！”
她现在正站在他面前。她不在那里了。她走掉了。她已离开他了。安宁快要来了；他将被昏暗的波涛所呑没，痛苦将被冲刷得无影无踪。他背靠着汽车，思绪万千。
一个响声惊动了他。马达声，转了又停了。他全不在乎；它干涉了他自己特有的自由。接着是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另一只，慢慢把他拉起来。
“来。”这声音说，“帮我一下。”
“放开我！”这命令是喊出来的；是他在喊，但没人理。他吃惊了：命令怎能不服从？命令不一定服从，他想到。风又来了。不是苏黎世的风。是别的地方的风，是夜空高处的风。一个信号来了，一道光照亮了他。他跳起来，被汹涌的海涛卷了起来。
“行，你没事，”那不理睬他命令的令他恼怒的声音说。“抬腿。抬！……对了。好。现在，到车里去。放松身体往后靠……慢点儿。对了。”
他在往下沉……沉入漆黑的天空。然而下沉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只有寂静；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还有脚步，他可以听到脚步声……还有关门声，跟着，在下面、前面和别的什么方向响起了刺耳的滚动声。
周围都在转动。平衡已经消失，下沉又开始了，沉——又停止了。另一个身体挨着他——身体，一只手扶住他让他躺下。他的脸有点发凉，接着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又开始漂泊，湖水缓和了些。一片黑暗。
在他上面，在远处，但又不太远的地方有说话的声音。在台灯的照耀下，形体渐渐进入视野的中心。他在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里，在一张床上，一张狭窄的床；毡子盖着他。房间另一头有两个人，一个穿着大衣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件白衬衫下面穿着一条深红色的裙子。深红，象她的头发一样……
是那个姓圣雅克的女人？是她，站在门旁同一个手里拿皮包的男人在讲话。他们讲的是法语。
“主要是休息，”男人说。“如果你找不到我，随便什么人都能拆线。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拆了，我想。”
“谢谢你，医生。”
“谢谢你。你真大方。我该走了。也许我会听到你的消息，也许不会。”
医生开门走了。在他走后，那女人伸手把门闩好，转过身来看见伯恩正盯着她，便慢慢走到床边。
“你能听见我讲话吗？”她问。
他点点头。
“你受了伤，”她说，“很严重；但是如果你能静养，不一定要住院。刚才是医生……你一看就知道。我用从你身上找到的钱付了诊费，比一般情况付的要多，但人家告诉我他是可信任的。其实这也是你的主意。一路上你一直说你必须找个医生。找一个可以用钱封住嘴巴的医生。你说得对，那并不困难。”
“我们现在在哪里？”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它很弱，但能听见。
“一个叫连斯堡的村庄，大概距苏黎世二十公里。医生是从乌伦请来的；它是附近的一个小镇。一星期后他再来看你，如果你还在这里的话。”
“我是怎么啦？……”他想竖起身子，但是没有力气。她摸了摸他肩膀；那是躺下的命令。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你，也许能回答你要问的问题。至少我希望如此，否则我想我没有办法向你说清楚了。”她站着一动也不动，目光向下看着他，控制着自己的激动。“一个畜生在强奸我，然后他要按命令杀掉我。我根本没有生路。在斯德普得克大街上，你想阻止他们害我，没阻止住，你便叫我喊救/（原书如此，我觉得这里少了个‘命’字。），不停地喊。你已经尽了全力，而且你那样大声对我嚷嚷，是冒着自己被杀的危险的。后来，你似乎脱了身——我不清楚怎样脱的身，可我知道在脱身过程中受伤很重——你又回来找我了。”
“他，”贾森打断说，“我要找的是他。”
“你对我说过了，可是我要重复我也说过的话我不信你的话。不是因为你撒谎欠高明，而是因为与事实不符。我是干统计这一行的，沃士伯先生，伯恩先生，不管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尊重观察得到的数据，能发现不准确的地方；我是训练有素的。有两个人到那座大楼里面去找你。我听说他们俩还活着。他们会认出你来。还有‘三家农舍’的店主，也认得你。这些是事实，你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不，你回来是为了找我。你回来了，救了我的命。”
“说下去，”他说，声音比刚才有力了。“后来呢？”
“我下了决心。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下的决心。我想只有在行将惨死的时候遇人救了性命的人都能下这样的决心。我决心帮助你。暂时的帮助——也许是几个小时，可是我要帮助你脱身。”
“为什么你不去报告警方？”
“我差一点去了，可是我也许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没去。也许是因为那强奸吧，我说不上来。我对你非常坦率。过去常听人说强奸是女人最可怕的遭遇。现在我相信了。我听到你对他怒吼的声音里的愤怒和厌恶。那个时刻我一生也忘不了。不管我多么想把它忘掉。”
“警方怎样？”他重复。
“‘三家农舍’的那人说警方正在搜索你。专门在苏黎世设了电话号码。”她停了停。“我不能把你交给警方。在这个时候，在你为我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不能。”
“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他问。
“我只知道我所听到的，而我所听到的却和不顾性命回来救我那个受伤的人完全不一样。”
“你不太聪明。”
“那是我称得上十分聪明的一件事，伯恩先生——我想尊姓是伯恩吧，他是这样称呼你的。很聪明。”
“我打过人我，还威胁过要杀你。”
“如果当时我是你，别人要杀我，我大概也会象你一样做——如果我办得到的话。”
“所以你驾车离开了苏黎世？”
“起初并没有，大概过了半小时左右，我必须冷静下来，立下决心。我是有条不紊的。”
“我已经开始看到这点。”
“我一身不象个人样，需要衣服、梳子、化妆品，可是我哪里也走不了，于是在河边找到个电话亭；周围没有人。我下车打了个电话给旅馆里的一们同事——”
“那个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贾森插话。
“不，他们曾在声听波蒂尼里的演讲，如果他们认出在台上同你在一起的是我，他们大概已经把我的名字给了警方。我给一个女同事打电话，她是我们代表团成员，因为讨厌波蒂尼里而呆在房间里。我们一起工作了几年，是好朋友。我告诉她，如果听以什么关于我的事，不要放在心上，我平安无赖。实际上，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同一个朋友在一起——过夜，如果再追问；因而我提前离开波蒂尼里的演讲会。”
“有条不紊。”
“是的。”玛丽微微一笑。“我叫她去我房间里——我们只相隔两个门，而且女服务员知道我们是朋友。如果房间里没人，她只要把几件衣服和化妆品放在我衣箱里拿回她房间去。我五分钟后再给她打电话。”
“她信你说的？”
“我说过，我们是朋友。她知道我安然无事，也许有点激动，可没事。而且我要她按我的要求去办。”玛丽又停了一下。“她也许认为我对她讲的是真话。”
“往下说。”
“我打第二个电话去的时候她已经拿到了我的衣物。”
“那意味着另外两位代表没有把你的名字告诉警方，不然你的房间准有人看守着不让进了。”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告诉。如果告诉了，我的朋友受到盘问，她一定按照我交代她的话去讲。”
“她在卡里隆，你在河边，你怎样拿到你的东西？”
“十分简单。有点不大雅观，但是很简单。她告诉值晚班的女服务员说我在避开饭店里的一个男人，和外面另一个人会面。我需要衣箱，看她能不能想办法把它交给我。送到一辆汽车里……在河边。一个下了班的服务员把它带给了我。”
“看到你那副模样他不感到惊讶？”
“他没有机会看到任何东西。我打开行李箱，人留在车上，告诉他把箱子放在后面。我在备用胎上放了一张十法郎的钞票。”
“你不只是有条不紊，你简直是了不起。”
“有条不紊就行了。”
“你怎样找到医生的？”
“就在这里。那门房——不知在瑞士是不是这样叫法。记得吗？我已经尽量把你包扎过了，把流血止到最小限度。象多数人那样，我有急救的实际知识，这意味着我必须替你脱掉一些衣服，于是我发现了那些钱，明白了你说的花得起钱找医生是什么意思。你身上美元一大堆。我知道汇率是多少。”
“这只是开始。”
“什么？”
“没什么。”他又试图坐起来。太困难了，起不来。“你不怕我吗？不怕你所做的事？”
“当然怕。可是我知道你为我做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你比我轻信他人。”
“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仍旧很虚弱，而且我有枪，你没有穿衣服。”
“没有？”
“甚至一条短裤都没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若是光拴着一条里面装着钱的塑料裤带在街上跑，你会显得可笑。”
伯恩忍着痛大笑，想起了西奥塔和尚福侯爵。“有条不紊，”他说。
“十分。”
“如今怎样？”
“我记下了医生的名字，并且为这房间付了一星期租金。从今天中午起门房开始给你送饭。我将在这里留到十点左右。现在快六点了，天快亮了。我要回饭店去取其它东西同机票。我将尽力避免提到你。”
“若是避免不了呢？若是你被认出来呢？”
“我可以否认。当时那么黑，何况乱成一团。”
“现在你可不是有条不紊了。至少不象苏黎世警方那样有条不紊。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打电话给你朋友，请她帮你收拾衣服和结账，钱从我这里拿，要多少拿多少，去赶第一班去加拿大的飞机。在长途电话里抵赖起来比较容易。”
她一语不发望着他，然后点点头。“这办法很有诱惑力。”
“很合逻辑。”
她又望了一会，眼神里露出心情在紧张起来。她转身走到窗口，望着窗外黎明的晨曦。他注视着她，感受到这种紧张，懂得它的原因。他在昏黄的微曦里看着她的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已经做了她认为必须做的事，因为他把她救出了恐怖，救出了男人无法能真正的理解的可怕屈辱，救出了死亡。而她为他所做的事也完全离经叛道。
她突然把头转向他，张大了眼睛。
“你是什么人？”
“你已经听到他们是怎么讲的。”
“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我所感觉到的！”
“不必为你所做的事找理由。做也已经做了，由它去算了，不要去理它。”
不要去理它。噢，上帝，你本可以不要理。本来一切都会安宁。但现在你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归还了我，于是我又必须去挣扎，去抵抗。
忽然她站到了床尾，手上拿着枪。她把枪指向他，声音颤抖着：“那么是不是我该挽回这一切？是不是我该打电话叫警方来抓你？”
“几小时前我会说请便。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那么你是谁？”
“他们说我的姓，伯恩。贾森·查尔斯·伯恩。”
“‘他们说’？什么意思？”
他注视着枪，注视着枪筒的黑色圆环。除了真情再也没有其它可言——他所知道的真情。
“什么意思，”他重复说，“你差不多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博士。”
“什么？”
“也许让你听听也好。听了，你或许觉得好受些，或许更不好受，我不知道。可你听听也好，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告诉你。”
她放下了枪。“告诉我什么？”
“我的生命开始在五个月前，在地中海一个名叫诺阿港岛的小岛上……”
太阳已经升到周围树林的树梢，光线穿过迎风摇曳的枝叶照入窗户，不规则的光影在壁上映出斑驳的花纹。伯恩背靠在枕头上，筋疲力尽。他话已说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讲了。
玛丽坐在斜对面一张皮扶手椅上，两条腿弯在下面，香烟和手枪在她左边的小桌上，她几乎不曾动弹过，凝视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甚至吸烟时眼睛也从不移动，从未离开他那双眼睛。她是一名分析专家，惯于评估数据，过滤事实，好象树林过滤阳光一样。
“你不断说两句话，”她温和地说。“‘我不知道’、‘我要知道倒好了’。你会凝视某些东西，我看了害怕，问你为什么？干什么？于是你又重复说，‘我要知道倒好了’。我的上帝，你经历了些什么？”
“我那样对待你，你还能够想到我的遭遇、我的事情？”
“事情分两条不同的线发展，”她心不在焉地说，皱着眉头深思着。
“不同——”
“根源有联系，但分别发展。那是经济学中的废话……后来，在列文大街，就在我们走上歇奈克的公寓之前，我请求你不要强迫我同你一起走，因为我相信我再多听到些事情你会杀了我，那个时候你讲出了最奇怪的话。你说，‘你所听到的东西对于我跟对于你一样没有意义，或许更没有意义……’我以为你神经不正常。”
“应该说某种神经不正常。神经正常的人有记忆，我没有。”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歇奈克想杀你？”
“当时人没有时间，而且我认为没必要。”
“在那时候没必要——对你。对我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抱着一种天真的希望，希望你不要对并未先动手想杀你的人开枪。”
“但是他先开了枪。我受了伤。”
“我当时不知道事情的先后。你没告诉我。”
“我不明白。”
玛丽点了一支烟。“这很难解释。你的把我当人质，甚至打我、拖我，还把枪抵着我肚子并顶着我的头——上帝知道，我吓坏了——但是，自始至终，我想我在你眼中看到一样东西，可以称之谓‘不情愿’。这是我所能想出来的最恰当的字眼。”
“可以这样说。你想说明什么？”
“我说不准，也许要追溯到你在‘三家农舍’里说过的一句话。那个胖子走过来的时候，你叫我面对着墙，用手把脸捂起来，‘为了你好，’你说。‘没必要让他认出你来。’”
“是没必要。”
“‘为了你好。’冷血的杀人狂不会说这种话。老想到这句话——也许是为了我自己保持神志清楚。还有你眼睛里的神色。”
“我仍旧不明白你的意思。”
“戴金丝眼镜的人骗我说他是警方人员，说你是残忍的杀手，要在你再行凶之前制止你。若不是出了歇奈克的事，我决不会相信他。那两件事警察都不会干。他们不会在黑暗里和拥挤的地方开枪。而且你是为了逃命——为了活命而逃，不是杀人狂。”
伯恩举起一只手。“对不起，可是听起来你是根据虚假的感恩思想作出判断。你说你尊重事实——那么看看事实吧。我重复一遍：你听到了他们所说的话——不管你认为你看到了和感觉到了什么。长话短说，信封里装满了钱，给我是要我去执行某项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应该说很清楚，但是我接受了。在联合银行我有一个数码户头，存款大约五百万美元。从哪里来的钱？象我这样的人，一个有我这些明显的技能的人，从哪里弄以这笔钱？”贾森望着天花板。疼痛又来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来了。“这些就是事实，圣雅克博士。你该走啦。”
玛丽从椅子站起来，熄灭了手中的香烟，拿起枪，走到他的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