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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边可怜地四下张望着。
电影院旁有一个小面摊，昏暗的马灯下，红红的炉火和热汽显得异样的温暖。瑞喜站在小摊前犹豫着，手里攥着老板娘给她的几张钞票，犹豫着是不是买碗面吃——她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终于忍受不了香气的诱惑，瑞喜要了一碗面，坐在小板凳上，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穿花衣服的乡下女孩胆怯地靠近瑞喜，看着瑞喜碗里的面，咽着口水。瑞喜看到女孩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放下碗向她招招手。女孩羞涩地坐到瑞喜身边，瑞喜把碗推给她。女孩看了瑞喜一眼，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瑞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玲。”
瑞喜和小玲吃过面，躲在巷子尽头避风。听完瑞喜的故事，小玲问：“瑞喜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也许你家小姐想家，已经回去了呢？”
瑞喜说：“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唉，小姐只要跟黛西在一起就会没事儿的。”
小玲叹息一声，说：“大上海找个人可真难啊。我来上海，也是要找人。我要找的老乡翠花姐在制衣厂，找到她就有活干了。她出来都三年了，每次写信都说上海好，我怪羡慕的，找到她，我也能过上好日子了。唉，可是，不知道啥时候才找得到。我除了种田、纳鞋底、做饭，其他的活都没干过，制衣厂会要我吗？”
“咱俩都是大活人，嘴长在身上，还怕问不到去制衣厂的路吗？东北那么远你都来了，制衣厂还能比东北远？你说呢？”瑞喜安慰着小玲。
小玲点了点头，正要说什么，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瑞喜也觉得有些冷，就从墙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来，然后用火柴点着。她们簇拥着火，立刻暖和多了。小玲把周围的废木头也捡了过来，火堆越来越旺。小玲不冷了，话又多起来：“瑞喜姐，你定亲了吗？”
瑞喜害羞地摇头，问：“你呢？定亲了？”
“定了，他叫大柱，高高大大的，肩膀宽宽的，有啥烦恼，在他肩膀上一靠，就都好了！对了，瑞喜姐，你靠过男人的肩膀吗？”
瑞喜又摇摇头……突然瑞喜高叫一声：“制衣厂呀！”她把火堆里一张已经烧了一半的纸扒拉出来弄灭，摊到小玲面前：“看到了吗？制衣厂的广告，他们在招人！”
3
靠着那半张从火堆里抢出来的报纸，瑞喜和小玲进了一家制衣厂。
厂房的墙上贴着工作规章制度，机器噪音在厂房内外振荡着。瑞喜全身都挂满了棉花絮，戴着口罩，费力地推着一车布料往前走。实在太闷了，她停下来，把口罩猛地摘下，大口呼吸着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的空气。但就是这样，还是被监工看到了，对着她高声吼叫道：“不许偷懒，快点儿！想磨洋工，明天就把你开了！”瑞喜咬咬牙，赶紧戴上口罩，把车推走了。
中午，瑞喜、小玲和其他疲惫的女工一起，在拥挤的食堂里吃饭。她们每个人端着一个饭盒，饭盒里是简单的素菜。旁边的女工听到小玲说话，悄声问：“听口音你是东北的吧？和我们组的翠花说话一模一样。”
自从来了上海，小玲还是第一次听到老乡的消息，她惊喜地问：“翠花姐？她和你一个组？她在哪儿呀？哎呀妈呀，可有消息了！”
女工没想到小玲真的认识翠花，端起饭盒躲避着站起来，闪烁其词地应付道：“嗯，没有，她现在不在我们组了。”
“那她上哪儿去了呀？我前几个月还接到她给家里寄的信，这才来上海的呢。你别走啊，你告诉我翠花姐走了有多久了？”
女工走了，瑞喜和小玲实在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每次吃午饭的时候，小玲和瑞喜都想和那个女工说话。可那个女工却好像故意躲着她们一样，再没有被她们俩找到过。
有一天中午，小玲和瑞喜正一边吃饭一边说着翠花和那个女工，突然，一个英俊青年举着照相机对着小玲“咔嚓咔嚓”地拍照，小玲呆住了，瞪圆了眼睛。
瑞喜走过来，小玲立刻像得到了保护一样躲在了她身后：“先生，请问，您为什么要拍照？”
“哦，对不起，我是该打个招呼的，但是，我觉得她的神态很自然，所以就拍了，对不起。”青年说着，指了指瑞喜旁边，问，“这儿有人吗？我可以坐吗？”
也不管是不是有人同意，青年端着饭盒在瑞喜旁边坐了下来，他看了看瑞喜围裙上的号码，是199号，笑着说：“我是报社的记者，想做一个劳工专题，所以要了解一下工厂的情况，把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现在，社会上都很关心劳工，很希望改善劳工的待遇，所以，这个采访很有意义。”
瑞喜点了点头，问：“那么，如果这里情况不好的话，报纸上登出去了，工厂会改善吗？”
“当然会！社会各届都会呼吁的，一呼吁，力量就大了。对了，我可以拍你吃饭吗？”
瑞喜听他这样说，大方地答应道：“好的。”
青年站起来，对着瑞喜拍了好几张照片。拍完之后，他又坐了下来，问：“我刚来，不了解情况，请问一下，厂里多久吃一次肉啊？”
“肉？我们已经来了一个月了，一次都没吃过，也许过年会有吧。”小玲说，“还吃肉呢，菜里要是有油就不错了。你看，这菜汤里，连点儿油花都不好找。”
青年很自来熟地把瑞喜的饭盒接过来，看了看说：“哦，真的是全素呢！”
小玲看了一下青年的饭盒说道：“你的有排骨啊，那咋办？把你的饭换给瑞喜姐呗，你一看就是技术工，不累，不要那么多油水也没问题！”
瑞喜推了一下小玲：“别乱开玩笑。”
“换就换。”青年真的把自己的饭盒给瑞喜，又说，“我还想问一下，你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有多长？”
瑞喜正要回答，监工跑了过来，拉住青年，连珠炮似的大声喊道：“哎呀，少爷！我说您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少爷，您怎么能在这儿呢？还吃工人的饭！真是我没有照顾好，罪过，罪过啊！走，到那边吃小灶去，专门给您烧了腌笃鲜，快走！快走！老爷要是知道您在这儿，还不定怎么怪我呢！”
青年被监工拉走的时候，回头跟瑞喜说：“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瑞喜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他已经被工头拉走了。
监工嘴里的“少爷”，叫吴烈，是瑞喜工作的这家纱厂老板吴贵山的儿子。作为记者，吴烈对父亲经营企业的方式很不满意。他在做了一番采访后，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
在气派的办公室中，吴贵山坐在太师椅里，悠然地抽着烟斗，听儿子慷慨陈词：“爸爸，您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制衣厂的工作很辛苦，可是伙食却那么差，工人的健康怎么保证啊！而且，听说工作时间超过了12小时！”
看儿子停顿了下来，吴贵山沉着地说：“你说完了吗？”
吴烈想了想，说：“嗯，还有，您必须让她们一个星期至少吃一次肉！还有，蔬菜应该有选择，不能同样的青菜就一种，一吃就是半个月！”
吴贵山看了看儿子着急的脸，哈哈大笑起来。
吴烈生气地坐在沙发上，对父亲说：“爸爸，请您不要笑！这是我严肃的意见！”
“好啦，儿子啊，你看到的只是个别现象！再说，你想想，你爸爸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我保证，这只是一些工人的牢骚，她们大多是乡下人，喜欢抱怨是她们的本性。其实，事情根本就是被夸大了！我肯定，你下回再去看的时候，一定比现在大有改观！”
吴烈有些不相信，探出身子说：“爸爸，我不是以儿子的立场在跟您说话，而是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在跟您说话。我们的报纸，是同情劳苦民众、立志改良社会的，不是女人画报那种无聊、轻浮的东西！如果您不改善伙食，我会以一个正直记者的立场来向全上海报道！”
吴贵山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哈哈大笑说：“儿子啊！你果然像我，认准了什么事情就挖空心思地干！门儿精啊！可是，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你既然对女工的生活状况兴趣那么大，为什么要当记者？为什么不听我的，回来继承制衣厂？那样，你不是更能让她们过上好生活吗？别说你想让她们天天吃肉，就是天天喝牛奶、吃鱼子酱也行啊！儿子，你赶快辞了记者的工作，回来接班吧！明天就可以上班！来，过来！”
吴烈不知所措，吴贵山一把把他按在了自己的椅子上，说：“怎么样？只要你愿意，从明天开始，这个位置就是你的！等你当了家，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女工的伙食，或许我们的共同点会比现在更多！”
吴烈从椅子上弹起来：“爸爸，我不能！如果我只管理这一个厂，那么凭着我的良心，工人们可以过得不错。可是，全上海、全中国有那么多工厂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样值得担忧。我要坚持做一个记者，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监督更多的工厂，让更多的工人在舆论的帮助下，改变他们的命运！”
吴贵山看着血气方刚的儿子，摇摇头说：“过几年，你就会明白的。”
吴烈问：“那伙食的事情，您到底能不能落实？”
吴贵山笑笑，肯定地说：“能啊，当然能！下回你来看就知道了。”
吴家少爷当然不知道，因为他的采访，198号小玲和199号瑞喜被监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而且还被罚加夜班。后来，当监工指挥一个工人把墙上的工作时间表撕下来，换上新的时间表时，瑞喜只能假装没看到，而且远远地看到吴烈又来采访，她也只得赶紧避开。看到吴烈在新的工作时间表前面拍照，瑞喜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但是，当监工和吴贵山以为吴烈只是个毛头小伙子，很容易糊弄的时候，吴烈却在厂房外的小路上，亲自验证那些时间表的执行情况。当他看到工人们依然按照平常时间下班时，他非常气愤，悄悄跟在女工们身后，想要把情况彻底弄清楚。
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女工来到她们的宿舍外，吴烈远远地看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女工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回来就躺在床上，而是拿着小板凳坐在了路灯下，有人还在吆喝：“快！快！今天是礼拜天，又该读信了。”
吴烈靠在墙角的阴影里，看到瑞喜被女工们围着，帮她们读信。他悄悄走近，想听得更清楚些——
“小红，你好！庄稼已经都收了，今年米比平时少，刚够吃。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希望你能早点儿回来，趁爷爷眼睛还能看到的时候，找个合适的人家嫁了。爷爷对不起你，背的债都让你来还。你从小就没过上好日子，但愿嫁个身体好、心地好的男人，不愁吃不愁喝，以后过上好日子。家里的女儿红，再穷也不会卖的，等你出嫁那天，大家一起喝个痛快。”
叫小红的女工哭了。吴烈蹲在不远处，心情很沉重。
4
瑞喜在工厂的日子，一如既往。到了吃饭的时候，几个监工在监工办公室里躬着背，聚在一起打牌，身边的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瑞喜给他们把饭端进来时，收音机里娇滴滴的女主播正在说：“下一首是电影《野草闲花》的主题曲，是王玫瑰小姐点播给他的未婚夫章建英先生，希望他早日出差回来。”
熟悉的旋律，像水一样溢满了瑞喜的周围，霎那间，几个监工粗鲁的打牌声仿佛不存在了，瑞喜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她想起自己跟着云静一起从电影院里走出来，云静走在前面，自己抱着一堆零食跟在后面，两个人都兴高采烈；想起在圣心贵族女子学校的校园里，云静在背台词，自己在一旁给小姐提词；想起自己和云静在一起跳绳，她们一起跳跃着，阳光洒在小姐的发梢，也在随着她的节奏欢快地跃动……正遐想着，一个未熄灭的烟头扔到了瑞喜脸上，有个声音厉声呵斥道：“木头！发什么白日梦！赶快干活去！”
瑞喜看看身边的人，回到了现实里，咬咬牙，出了监工办公室，去食堂吃饭。
“红烧肉啊，今天有肉！”女工们在飘着肉香的食堂里高兴地看着彼此饭盒里罕见的肉。瑞喜找到小玲，和她坐在一起，从自己碗里挑了几块肉，放进了小玲碗里。
“瑞喜姐，我知道你对我好，虽然我爱吃肉，可你也缺油水啊，多难得啊！”
看小玲要把肉拨回给自己，瑞喜故意摇头说：“我不吃肉，因为我信佛，今天是十五，应该吃素的！”
“真的？”小玲的脸上乐开了花，“那我都吃了啊！”
瑞喜看她吃得香甜的样子，疼爱地替她捋了一下头发。
这时，吴烈出现了，监工带着他四下里转悠：“少爷，您瞧，伙食里不是有肉吗？她们吃得香着呢！一个个都吃得脸蛋儿红扑扑的！”
吴烈看到了瑞喜和小玲，又过来坐在她俩旁边，说：“你们好！又见面了！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只知道你们一个是198号，一个是199号。”
小玲看了他一眼，自顾自地吃饭。瑞喜看了一眼监工，没说话。吴烈感觉到她们的戒备，跟着监工到别处去了。
看着吴烈的背影，瑞喜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有肉，是做给少爷看的。”
小玲不明白瑞喜的意思，笑着说：“他要是天天来，我们就天天有肉吃了。”
“想得美。”瑞喜一边笑着和小玲说话，一边看着远处的吴烈。吴烈正好也向她们投过来关注的目光，两个人在视线相撞的瞬间，都同时把头转开了。
下午，瑞喜正费力地推着一车衣服，突然感到轻松了好多，转头一看，竟是吴烈在帮她推。
“199号，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平时都没有肉吃，就是今天才有的？”吴烈悄声说，“我知道，他们在做假。你们工作的时间跟时间表上的不一样，我观察过了，你们12点才下班，6点下班的是另一班工人，对不对？”
瑞喜停下来，惊讶地看着他，问：“你调查过了？”
“是的，我是认真调查这件事情的。”
“那我告诉你，肉、时间表都是做给你看的。我们几个月都没吃过肉，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12点。”瑞喜的话才说完，就听到监工在远处喊：“少爷，您到哪儿去了？我给您买水果来了！”瑞喜赶快把车推到拐弯处，匆匆走了。吴烈想了想，没有跟上去，故意等她走远了才答应：“来了！”
吴烈没有去吃监工买来的水果，而是去了父亲的办公室。
“爸爸！您糊弄我是没有用的！您糊弄得了自己的良心吗？！您这样弄虚作假，是为了平息我的怒气吗？我告诉您，我更加愤怒，因为您不仅不人道，而且还虚伪！爸爸，如果经济发展了，良心却萎缩了，那是见利忘义。您如果还不改善，我就，我就……”
吴贵山没有想到儿子这么固执，也非常生气：“烈儿，我是你父亲，你这样说话，我不打算再糊弄你了！因为，你不值得我浪费感情和耐心！你去看看，上海哪个厂不这样？不这样，经济能发展吗？你想说登报纸，是吧？不会有人管的，现在工会都不管。我做的都是大家认可的呀！谁不想干我也不勉强，现在难民有的是，我给她们工作，就是最大的慈善！你光说空话，能给难民解决什么？我不给她们肉吃，可至少还有青菜和粮食吃。如果经济不发展，都像你那样说空话、靠良心，大家都得饿死！”
吴烈想了想，说：“经济的道理我说不过您，但是，如果这个月工人的伙食还不改善，下班的时间还不提前，我就自焚！在您的厂区里自焚！用我的生命来照亮黑暗！”
吴贵山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大骂：“自焚？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受之父母，你有什么权利这样？”
“工人也是人，她们的命也是受之父母，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虐待她们！”
面对儿子的幼稚，吴贵山一时语结。
“我说到做到。下礼拜还不改善，我就自焚。”吴烈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吴贵山烦恼地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摔到了地上。他坐在椅子上，良久，拿起了电话，无奈地说：“老汪，我那儿子又给我将军了，明天让他到厂里去，按他说的办吧。”
5
瑞喜和小玲下班回到宿舍，正遇到监工老汪带着两个男人抬着一个担架从她们身边走过。担架上是一个女工，她忽然从担架上滚到地上，跑了几步，然后体力不支，跌倒在瑞喜旁边，抱着瑞喜的腿，边咳嗽边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我不去，我不要死！”
老汪用手帕把她的嘴堵住，把她架走了。看到女工们都过来看，老汪朝她们喊道：“看什么看？！都不想活了吗？滚！”
瑞喜、小玲和几个女工悄悄跟着老汪来到了苏州河边一个废弃的仓库旁，在远处墙角的掩护下偷看。老汪和两个男人把担架抬进去以后，走出来，锁上了门。“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啊。”听到里面传出的哭喊声，瑞喜不禁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
她身边的女工悄声说：“得了肺痨的人，就关在里面等死，从来就没有人出来过。”
瑞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