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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过奖了。”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长袖善舞嘛，实在是不敢当，不过是将所学用到了实处，又有很多人相助，方才有点小成就罢了。”
蔡元培有些看不懂陈文强，组建抗俄义勇队，资助邹容在日本办报，为解散后的爱国学社的学生寻找出路，捐资助学爱国女校……从这些来看，陈文至少应该算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在实际接触上，却给人一种对革命保持距离的感觉，似乎他对搞实业更为热衷，有不少洋务派的特征。
“陈兄似乎相信实业能够救国？”之前听过一些关于陈文强的介绍，杨笃生也是这样的印象，现在终于能开口询问，以得出答案了。
“救国是个综合的工作，实业、教育、科技、制度等等，都不可或缺。”陈文强停顿了一下，又表示了下谦逊，“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难免有错误之处。”
“国家衰败，朝廷，救国当以革命为先。”杨笃生很直接地说道：“实业、教育、科学等等，当在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
陈文强想了想，摇头道：“凡是于国有利，又何必分什么先后？今日我请几位来，却不想多争论此事。邹容小弟有密信给我，想必也有密信给诸位。关于暗杀团的事情，我想与诸位进行一下探讨。”
“陈兄可先说说自己的看法。”章士钊因得到主办苏报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又与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鼓吹革命。
陈文强冲着章士钊点了点头，抗俄义勇军的教习之一，他也是认识的，“暗杀是一种手段，有震慑作用，也能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但革命要赖此成功，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暗杀是一门技能，只凭血气之勇，恐怕成少败多，徒招损失。”
“欧美革新，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杨笃生率先反驳，“值此最黑暗、最屈辱之时，暗杀实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可达革命速成之期。”
“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而游侠主义，正可以此铸吾国民之魂。”
“倘于革命军未起之时而有暗杀之事，醢独夫民贼之肉以惩不轨，岂不甚善？而暗杀，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
对暗杀的崇尚，对其效果的高估，以及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笃生等人并不赞同陈文强的说法。或许他们都有一心赴死的信念，才对陈文强所提到的技能问题并不重视。
对于陈文强来说，他也不是反对暗杀，而是对单纯的暗杀的效果表示怀疑，作为策应暴动的暗杀，自然是除外的。而且，有了新的感悟后，陈文强有了更大的改造社会的热忱，但也不是说他就拥有了与在座众人一般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恐怕是每一个穿越者的通病，不轻言牺牲，也不想扭曲自己的喜好，都想顺应自己的心性去发展，这才觉得是对个人的公平。
个人的梦想能否实现，与大环境不可分开，陈文强明白了这一点，已经决定以更积极的态度投身于时代洪流。所以，尽管对暗杀团的人员素质和思维方式持保留的态度，但他觉得是可以加以影响，逐渐改变的。
“诸位满腔热忱，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吏，文强是钦佩备至的。”陈文强诚恳地说道：“即便不是邹容小弟来信请求，若能有微薄之助，文强也义不容辞。”说着，他掏出一张汇票，放在桌上，又将手放在上面，轻轻摇了摇头。
蔡元培等人不解其意，都不动声色地看着陈文强。
“文强有个不情之请，想请诸位跟我去一个地方看看，只是要委屈一下。”陈文强沉吟着说道：“江湖上的规矩，在未完全信任诸位之前，文强不想让诸位知道要去的地方。如果诸位有所担心，那就当文强没说。”说完，陈文强将汇票推到蔡元培等人面前，收回手，端起茶碗慢慢喝着。
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革命固然重要，但革命同志也要吃饭。再从大一点的方面来看，爱国女校也面临着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又来源于生源和师资，又要面临两条路线的争论：到底是要搞暗杀，还是要告别革命，办一所正常的学校？
苏报案后，教育会本身未遭解散，但会员大都散去。至六月中旬，数次在余庆里开会，到者仅十人，公议爱国女学校，仍继续办理，但会中已不名一钱。为了节省开支，每月经常费，已不过一百五十元，
在这种情形下，教育会肯定希望爱国女学转向纯粹的教育事业，以便能广收学生，继续维持。而这样的转变，却是蔡元培等人所不愿意的。
钱，充满铜臭，真俗！而革命，似乎更不能谈钱，但却偏偏离不开钱。大到购买武器进行暴动，小到游历四方、宣传鼓动，没有钱，还真就什么也办不成。
三千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蔡元培等人并不是见钱眼开之辈，但陈文强话中的意思，这也不是收买之举。
“文强真是大财东。”蔡元培伸手拿过汇票，自嘲地笑道：“爱国女校要继续办理，已商定经费以会员分任，然仅以半年为期也。有这笔钱，便不用愁了。”
杨笃生若有所思，试探着问道：“不知陈兄要我等去看什么？难道有邹容小弟作保，陈兄还不相信我等？”
“话不是这么说。”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信任是相互的，要我相信诸位，那诸位可相信我？若是相信，可否把诸位要在上海所谋之暗杀计划告诉文强？”
第三十二章小题大作的刺杀
蔡元培、杨笃生和章士钊互相交换着眼神，在权衡着利弊关系。半晌，才陆续点头，由杨笃生开口陈述。
当时帝俄强占东北，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上海各界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然此时却有一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割地联俄”主张。此人名叫王之春，弱冠从戎，先后作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历任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曾出访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多次向朝廷上书自强新政，思想上属于洋务派。
因为王之春在广西任内联络法队绞杀革命者，并将广西多出路权、矿权低价转让给法国。其卖国行为引发众怒，声讨王之春的呼声愈来愈高，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法运动，清政府被迫将王之春革职。此后他移居上海，仍不甘寂寞地重拾他“联俄拒日”之计，日日会晤俄人，更不合时宜地抛出“割地联俄”主张，遂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挚友，乃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我等计划利用其名义，邀请王之春前来赴宴。”杨笃生一边观察着陈文强的神情变化，一边颇有自信地说道：“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我等便可在赴宴地点将其刺杀。若成功刺杀王之春，则将是继苏报案之后又一振聋发聩的壮举，将直接激发革命者杀身成仁的志气。”
陈文强见杨笃生说完后注视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说道：“杨兄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要文强帮助，尽可直说。”
杨笃生点了点头，说道：“万事俱备，只差武器。想请陈兄购买手枪两支，则大事定成。”
陈文强略微沉思了一下，痛快地答应道：“三日之后，手枪送到。”
“文强不仅财力充实，亦是上海滩的江湖大佬，这点小事，当不在话下。”章士钊既是夸赞，也把陈文强挤到了不能反悔的境地。
陈文强自知其意，却不在乎，笑着和众人谈天说地了一番后才作别各去，却不再提要带众人去看什么这话了。
……………。
从历史上看，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确实收到了破坏政体、震慑政体内统治者的威力，而作为一种配合武装起义或惩办一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手段，暗杀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扰乱敌人的作用。
诚如吴樾所言，暗杀具有“杀一儆百”之效。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王汉刺杀铁良、李沛基刺杀凤山，是想威胁清廷那些反动权贵；吴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
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暗杀行为被革命青年竞相模仿，从广州到北京，不经意间即有枪声、爆炸声震破某位颟顸官员的迷梦，甚至使之一命呜呼。
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陷清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例如历史上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廷达官贵人之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遂秘密遣人到东京，同盟会捐万两白银，以求保全自己的脑袋。
而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向革命党人投降，不能说不是由于暗杀之震慑。彭家珍刺杀良弼，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王朝的覆亡。难怪良弼临死时叹言：“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由此可见，暗杀确实产生了强大的政治震撼力。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却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刺客对枪械的使用不熟、暗杀准备不足或不慎、暗杀对象的防范措施严密以及诸多偶然因素，暗杀行为败多成少，实际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大。
而从陈文强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暗杀和杀身成仁，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是划上等号的。暗杀又不是自杀袭击，非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暗杀如果只是同归于尽，那当然简单，却不是陈文强所赞赏的。
耐心地刺探侦察，精心地筹划准备，势如雷霆的一击绝杀，巧妙周密地撤退远遁……难道专业性的暗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难道暗杀不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操作执行吗？
而就刺杀卖国贼王之春来说，没有保镖，不是高官，只是一个寓居上海的老朽，只有仆人和车夫，简直太稀松平常了。别说是稍加训练的勇士，就是个地痞流氓，用匕首、斧子也大有可能来完成任务。
兴师动众，细致筹划，诡计邀请，枪手埋伏，对付这样稀松平常的对手，在陈文强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所以，他争取了三天时间，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向暗杀团的菜鸟展示专业人士的风采，让暗杀团的成员看清这其中的差距，使他们明白暗杀是个技术活儿，光靠激情和勇敢是不行的。
而革命更应该是个系统、综合性的工作，各人的条件不同，便要人尽其才，却不必每个人都要拿起炸弹搞暗杀，弄个轰轰烈烈。拼却一死，容易；艰难缔造，很难。舍难就易，或许是人之常情，但最关键的还是多了浮躁，少了冷静的分析判断，少了耐心的坚忍持续。
现在的陈文强虽然有了班底人马，但在性质上却是维护、争取自己利益的看家护院，要投身时代洪流，这帮人显然还没有那样的觉悟。杨笃生等人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从文化、思想等方面，却具有相当的优势。
好吧，加入，影响，引导……这些工作固然繁琐，且有很大困难，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去做。而刺杀王之春，则是投名状，或是得到信任的敲门砖。为此，他不仅要干成，还要干得漂亮，让别人看看什么才是专业人士。
第三十三章团体？政党？
作为上位者，或者是筹划者，陈文强已经不太用事必躬亲。特别是王之春这样没有多大难度的目标，他交给李亚溥和大头梨便行了。
事情有了这样的变化，陈文强不知道预期的南洋之行是否还能按期出发。因为他不仅仅是要加入暗杀团，更想建立一个团体，一个能进行综合性工作的革命团体。在他的设想和计划中，这个团体应该目的明确，分工明晰，部门齐全，组织严密……
也就是说，暗杀团可以存在，但却只能是团体下属的部门，暗杀也将更有目的性，暗杀工作也将不再是第一要务。
想得很好，但陈文强却知道这并不容易。蔡元培、杨笃生等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可不比江湖草莽，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而且，他们的激情和冲动，令陈文强很感头痛。要说完全控制他们，陈文强还没那个奢望，但也要听劝告，有纪律，不能自行其事，太过失控啊！
而一个团体的内部分歧是很可怕的，由分歧到各行其是，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更会危及到团体的安全。其实，这也是陈文强一直对革命党若即若离的一个原因。
业余，太业余，完全没有地下工作者的觉悟、警惕和技能。还没干成什么大事呢，就被官府查觉通缉，陈文强确实深恐被某个人或某些人带下水去，落得个抛家舍业，亡命天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些基业可就要泡汤了。没了资金支持，什么宏大目标岂不是都成了镜花水月？
那有没有办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文强停下了笔，陷入了长长的思索。
组织，是现成的模式，对陈文强整顿和管理兴义堂有很大的帮助。但若用于革命团体或政党，则又有诸多问题。革命党人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也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一个优势，也有其弊端。要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团体，并且自觉自愿地服从安排，遵守纪律，显然要比让帮派中的兄弟服膺困难得多。
所以，要使团体具有吸引力，首先要有一个高大上的目标，也就是行动纲领；其次是要使团体组织严密，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动作协同……这些方面倒是可以大量借鉴组织，比如内部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有明确的分工，有严格的管理办法，行动有周密的计划等等。
思路在慢慢打开，陈文强或许觉得还不够完全，还不够满意，但他所编写出来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很严密的了。要知道，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时，只有个会议章程。等到同盟会成立时，才算是一个基本完全的政党结构。
高大上的行动纲领，是注重于眼前，还是放眼将来，使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陈文强对此反复考虑，决定先写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与加入团体的众人进行讨论商议。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陈文强认真分析着已为众人知晓的兴中会宗旨，深觉其不完整，以及其中的偏颇。
驱除鞑虏，这在以前就是陈文强所不赞同的，种族革命的意味太浓，很容易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在当时，也有很多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比如蔡元培，就对邹容《革命军》中的偏激排满提出过异议；陈天华也提出“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更有人发出了令人深省的声音：“独其私己族以亡人族，终且激他族以自亡”，“今既区汉族，复怒蒙民，彼行幕者，尚何国之不可奴哉！”“世有孤存一族而可长保者哉？”
但在狂热的革命环境下，大多数革命者在表达其反清意愿时，都不惜使用最尖刻和激烈的言辞以号召种族革命，不遗余力地激化满汉矛盾，以瓦解清王朝统治。冷静却有些不合时宜的忧虑担心，便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激进宣传中。
虽然激烈的排满口号可以赚取眼球，但这早晚是要改掉的。毕竟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在革命成功后是不会给公众一个浅薄、刻忌、嗜杀的印象。况且，反满排满即便可以提出，也不过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倒不如直接提出“推翻满清贵族，建立民主法制国家”这样一步到位的宗旨，还显得立意高远。
道理相似，恢复中华也有种族意味，更不够全面。若是换成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岂不是把革命之后的任务和目的也明确了。而且还显得高瞻远瞩，并且任重道远吗？这样兴许会让那些激情浮躁的革命者意识到前进的道路充满艰难困苦，绝不是只推翻一个皇权那么简单。
嗯，这些作为政党或团体的宗旨是可以的，但在口头宣传上却显得过于文绉绉和深奥了一些。如果有一个简短上口的语句，一下子就能让人明白团体的大致行动纲领，甚至热血奔涌、豪情满胸，岂不是更好，更显得层次高吗？
革命，奋斗，救中国！几番思虑，冥思苦想，这七个字出现在陈文强的脑海，出现在了他的笔端。
争论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与蔡元培、杨笃生等人的认知和思想都是不同，或者有差异的。但争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家把分歧亮到明面进行商讨并想出解决办法，这绝对有利于大家的意志集中、行动一致。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陈文强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他也有做出适当让步的心里打算。当然，宁缺勿滥、先纯后广是陈文强的原则，陈文强的让步也就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