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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服务费为6元，订制后服务提供商会在一个月内发送15条“超女”花絮，每条1元。一旦投票者发送定制信息，就被捆绑接收关于“超级女声”各类资讯与花絮的增值服务。按照短信总收入6000万元的数据推算，短信增值服务提供商从“超女”节目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估计为2100万元。
网络公司
在百度搜索一下“超级女声”，相关网页有669万篇，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关于“超级女声”的专门论坛。某公司注册了“超级女声”的民间网站，日访问量达43万人次。按照同样点击率的其他网站广告收费标准收入估算，该网站可以获得的广告收入至少为100万元。
蓝皮书认为，按照产业链主要环节直接产生的经济收益来看，“超女”的经济效应已非常明显，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累计已超过7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按照品牌估价的一般方法，目前其品牌的商业价值将超过20亿元。
“一个单一的文化产品取得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社科院有关专家称。
面对上述动不动就以百万元、千万元和亿为计量单位的数字，我承认有点热血沸腾，如果我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恰恰又把我目前的工作定位于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话，说不定我会深入到前文所提及的行业和单位，做一次会计学或审计学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求得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对“超级女声”各利益方获利的“估算”的精确度，可惜的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和精力，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不过，如果仅仅涉及天娱传媒的真实获利情况，事情就简单了，我只要拿它当年度的财务报表与上文中的数据两相对照就可以了，我唯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找律师咨询一下，像我或者王伟现在的身份，是否有权披露天娱传媒的财会信息。
作为畅销书作家，我承认我性格中有八卦和泛娱乐化的爱好，我不希望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和剑拔弩张，让我们轻松一下，引用一下网友“粽子有点好玩”在“新浪财经”转发董伟文章后面的留言：
两个聪明的经济学天才青年，经常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争辩不休。一天饭后去散步，为了某个数学模型的证明两位杰出青年又争了起来，正在难分高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
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出五千万。五千万的诱惑可真不小，吃还是不吃呢？乙掏出纸笔，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很快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五千万，当然，乙的这顿加餐吃的也并不轻松。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的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了。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于是，不同的计算方法，相同的计算结果——吃！甲心满意足的收回了五千万，而乙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可突然，天才们同时嚎啕大哭：闹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的吃了两堆狗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他们的导师，一位着名的经济学泰斗给出解释。
听了两位高足的故事，没想到泰斗也嚎啕大哭起来。好容易等情绪稳定了一点，只见泰斗颤巍巍地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1个亿啊！1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个亿的产值！”
我得申明我没有影射攻击中国社科院专家学者的意思，他们对其他利益方的获利估计精准度我不知道，我只能欣喜地告诉读者，他们对旧天娱传媒2005年度在“超级女声”项目上赚的钱，估算得还是对的，我找王伟求证，被他证实相差无几。
在后面的章节我会告诉读者，这些钱没有两年就又被他们亏损出去了。
第五节 “老外”眼里的“超级女声”
苏建华看到2005年那一届的“超级女声”的时候，正好在加拿大读书，他学的专业是电影和音乐经纪。他是因为对湖南广电太失望才出国的，那时已有将近5年没有关心过湖南广电的任何消息了。
但突然之间，在海外华人的媒体里面，电台、报纸、网络，到处都充斥着“超级女声”的消息。天娱传媒如此之火，“超级女声”如此之火，让他不可能视而不见。本来互联网上就有，但苏建华还是想看DVD，觉得这样有质感一些。他和谢湘林曾经是湖南电视台专题部的同事，两个人关系很好，在他出国以后仍然一直都有联系，他就打电话给谢湘林，让他一定要给他搞套碟来，然后谢湘林就用特快专递寄了一个2005年“超级女声”8进6的比赛实况。收到碟的当天下午没课，他就呆在家里看碟。
苏建华一连看了几遍。到底看了几遍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清清楚楚地记得看最后一遍时已经差不多凌晨一点。就那么反复看。从那天中午拿到碟之后就不断地在看，中餐没吃，晚餐也没吃，他似乎忘了什么叫饥饿。
我无法理解他反复看同一张碟片的动机是什么。
苏建华说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一种很大的感动，这种东西别人可能无法理会。他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身处异乡有关。应该有，又似乎不全是。毕竟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想过家乡的这么多事情。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看了让他感动的东西。
苏建华觉得最打动他的就是真诚。
本来他对中国电视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节目不真诚，永远透着虚假。要么是一种官样文章的腔调，要么是经过“编导”了的矫揉造作。越不真诚，他就越不喜欢。但是湖南卫视的这个东西让他看到了非同一般的真诚，那种小孩子的表现，那种评委的性情评价，让他对湖南广电、乃至对中国电视的印象完全颠倒过来了。他没有想到离开这么多年，突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他记得看头一次的时候，他老婆和儿子还和他一块起哄，他们也挺喜欢看的，后来他们实在没心思看第二遍、第三遍、第N遍了，但是他还在看，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太打动自己的心了。
那种真诚。
苏建华不厌其烦、像祥林嫂一样地说着“真诚”两个字，节目啊，选手啊，评委啊，无不透露出那种真诚。
几乎一夜未眠的苏建华，第二天拿着那张碟早早地去了学校，他要与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那天正好上西方音乐史课，算是比较合适的教辅材料。他们学校那些个课程的安排是比较松散的，不像理工科那么严谨。苏建华向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保证，里面选手的表现，一定会让他们刮目相看……
然后苏建华就很期待，觉得他们一定会有共鸣，一定会有启发。
他们看的时候鸦雀无声，完全没有苏建华期待中的任何反应。搞得他很失望。他一个一个地追问道：“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笑笑、耸耸肩。他知道他们并不像自己那么感动，“超级女声”一点都没有打动他们。
这个结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似乎只要稍一闭眼，就能看到苏建华多少有点尴尬地杵在那儿。我问他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苏建华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和这个节目，和湖南广电有着巨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我当年是怎么带着怨恨走的，但是我和湖南广电之间的那种感情，真的很难割舍。平时，这种感情只是被扭曲了，被掩盖了，被冷落在一旁了。突然之间，以那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现在了我面前，让我体会到那份感情还在，复杂的、不可磨灭的感情。那毕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在中国干的唯一的一份工作，而且是在我懵懂的、暗流涌动的青春时期。实际上我是在湖南广电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没有湖南广电，也就没有我。不管有多大的怨恨，不管在出国的这段时间里多么想忘却那段经历，但是，这份感情真的太有生命力了，太不可磨灭了。我是带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对家乡的感情，对我原来工作单位的感情，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来看待这个节目的，所以我完全被打动了。被它饱满的感情、无限的真诚打动了。然后其他所有的缺点，对我来说都视而不见了。稍微冷静以后你仔细一想，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2005年的“超级女声”，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从技术层面来看，它的舞美是极烂的、极粗糙的，要档次没档次，要水准没水准；从歌手的表现和演唱上来看，也可以说是毫无水准的；从评委的角度来说，也毫无重量级的评委可言；从包装上说，也是不上档次的、不专业的。总而言之，你可以挑出一万个毛病来，说这个节目不行，这完全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些老外，对这个节目的背景完全不熟悉、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看这个节目，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太正常了，他们不批评你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老师看着看着不耐烦了，说我们还是上课吧。那时还只放了一半，当时我还不死心，我说，等一等等一等，精彩在后面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
没想到事情还有转折。
第二天苏建华上另外一门课，还是昨天那个老师，他上两门课，这次上的是音乐经纪。
在上课之前老师说，你们还记得昨天上课的时候看的那个“超女”吗？这个时候他拿出一张报纸来，在半空中抖得哗哗直响，因为他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公交车上有时会免费赠送当地的报纸，是《温哥华太阳报》。这个报纸的影响力，相当于湖南长沙市的《长沙晚报》和《潇湘晨报》。那张报纸的国际版刊登了李宇春的大幅照片，占了1/4版，标题就是“这是‘超女’”，另外配了1/4版的专题报道。讲这个“超女”在中国如何的火爆，它是哪个公司做的，哪个电视台做的，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怎么样，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这篇东西让那个老师非常激动，他说我现在请你们猜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总决赛在中国有多少人在看吗？他说苏你不要答啊，你肯定知道，你不要答，其他每个人给我一个回答。同学们议论纷纷。因为在加拿大有个节目，叫“加拿大偶像”，也是一个娱乐节目，是当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他们拿它作参照，有说五千万的，也有说一个亿的。老师揭晓答案，说是四个亿。然后所有的人就对这个节目重新认识了。对苏建华也重新认识了，说你是从那么大一个公司出来的啊？呵呵呵。那一会儿，苏建华就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在改变、在提升。以后就有人说我这里有个乐队，你觉得去你们中国会不会有戏？我们从来没想过四个亿，你说四百万有没有问题？
苏建华反复强调自己对“超级女声”的感情，觉得这是他远离湖南几年之后，中国电视突然给他的一份感动，让他觉得又点燃了对中国电视的希望。
谈到“超级女声”对中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苏建华也是滔滔不绝，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好搞，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你那么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多少人在这里蝇营狗苟呀，多少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呀。但当下的中国，绝对是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时代和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市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把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投放到文化消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的制造地和消费地。而现在，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只要你的观念稍微先进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制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几个“一点点”加起来的结果可能就会让你获得机会与速度，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完全可能大得让你无法想象，它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你看看，让我那些加拿大同学和老师激动起来的，并不是节目本身，而是它的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是它潜在的、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它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潜力。你在欧美那些文化市场已经很成熟的国家，永远不要想这种事，你要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大体相应的果实。
这就是在中国干事业的魅力。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大纲交给王伟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一节的标题叫“‘超级女声’与妓女评选”，遭到了王伟和他的团队众口一辞的反对，他们甚至问我害不害怕遭到超女“粉丝”们的追杀，他们是认真的。
我知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比较。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原创，它来源于颇有争议的另类教授张鸣一本叫《历史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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