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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是个敏感的人，他当然知道旧天娱传媒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治理混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使用上整合的手段，就说得太温文尔雅了，听领导那口气，实际上就是要瓦解天娱，要么大换血，要么小切肉，切呀切呀切成很多块。就像有人中了彩票头奖，你久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纷纷抛头露面对你虎视眈眈，就想把你手里的钱一分一分地分掉。
那是个预备会，也是个吹风会，偏偏选择王鹏不在的时候召开。其实那个时候王伟已经不管超女了，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似的作壁上观，再怎么整合也整合不到他头上。但王鹏可怜就可怜在他身边其实也没有几个铁心的人。王伟觉得自己对旧天娱传媒还是很有感情的，不想让它就那么垮了，觉得必须挺身担当，毅然决然地赶去跟王鹏通风报信和商量对策。
王伟并不知道王鹏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体育场看完超女晚会后，他跟王鹏喝酒，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小酒店，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小酒店打烊。那天王伟没有单独开房，上王鹏开的行政套房，继续喝，继续聊。
王鹏醉了。
那是王伟第一次见到王鹏喝酒喝醉，他可是海量呀。
王伟也是第一次看明白，其实王鹏是一个非攻击性的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先扛着，还不想让王伟去抗争。到扛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一层一层，这个茧呀就越来越厚，企图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但是，你包得再厚，以为就刀枪不入了吗？外面还不是有人拿着刀子要捅你？你经得起捅吗？别人捅你很正常呀，人家在其位也是要谋其政的，大家都必须把工作做好。
10月4日的正式会议是王鹏必须要过的一关，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必须让它们消失、噤声。
王伟给王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公司财务公开，向咨询者证明旧天娱传媒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第二，自己拿出公司的三年规划，以此说明混乱状况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治理的，因为忙着做超女，确实有点像打乱仗，但这种无序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时他们将厚积薄发。
也许王鹏的底气或运气帮了自己的忙，也许王鹏无意中得罪了某人、某人给频道的领导打了招呼但频道并没有真的非要跟他过不去，也许还有另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反正王鹏在会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有惊无险。
到2005年年底，旧天娱传媒就赚了几千万了，对于拿这几千万怎么办，王伟跟王鹏说了很多次，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找专业人才，花钱去提升品牌，花钱来完善内部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王鹏根本就没想到这钱就该这么花。
他内心里没准还认为王伟是个败家子哩。在这里，我得认为王鹏的境界比王伟高：公司赚的钱属于股东，得先看股东的意思。
至于怎么花，他还没想清楚。
他没想清楚没有关系，领导一个电话来，说娱乐频道没钱了，你给我调个1000万来吧，第二天旧天娱传媒的银行账上可能就少了1000万。领导又一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可以转给其他公司或通过再投入以后获利。“这个社会分工已经很细了，你想大而全，赚的钱自己全拿走，那是不可能的。”
王鹏的身上有菊与刀的两极。他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据说早先话不投机就抡拳头，和他勤奋乖觉的大学室友李咏相比，是反面典型——“这两年好多了，早先坐总编室的时候，手下的没少受我折磨”。而说到“天娱”、“超女”、娱乐节目、中国电视、他个人的前景，他又显得异常平淡，随遇而安，从不奢谈理想，从不愿描绘宏图伟业。
据说他曾在儿子出生时，把他儿子的小脚印刻在石头上，书“御风而行”四字，再添感言一段：“娇儿××丙子年三月廿四诞于长沙，为父母平添一喜一忧，一喜者家中添丁王姓有后，此常人之喜，一忧者恐其日后不学无术误入歧路，此亦为常人之忧也，为父母皆为凡夫俗子，亦不敢奢望娇儿成就大业，唯愿其日后以平常之心独善其身是也。”
“独善其身”，其实是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御风而行”，也许便是他的商人哲学了——他说，简单点儿，就是“见风使舵”呗。
王鹏的处事态度包括他对他儿子的态度，总让我联想到他对“超级女声”和旧天娱传媒的态度。
有了这样的“舵手”、“掌门人”，旧天娱传媒是喜耶忧耶？
第二节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艺人？
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们将简要地谈一下旧天娱传媒关于艺人经纪和品牌营销的一些情况，细心的读者将发现，它们会与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所谓的“权威解读”有很大的不同。
先说艺人经纪。
艺人经纪曾经是湖南广电领导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旧天娱传媒的主营业务，当初之所以要和北京的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合作，也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后台老板李小麟以前就是专门做艺人经纪的，旧天娱传媒需要借鉴人家的管理经验。
现在看来，天博宏达从旧天娱传媒退股是一种双输的格局。
李小麟和娱乐频道未能成功地度过磨合期，以至完全没有享受到“超级女声”的胜利成果；股本结构更趋单一的旧天娱传媒，则一度赚过很多钱，外界传言几个亿，实际上大约五六千万，但因为对艺人经纪的专业知识完全不了解，不得不走上很多弯路，甚至犯下一些低级的、致命的错误。
事隔三年多，最令人羡慕的开局已不复存在，正好应验了那句“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老话，因为管理队伍恶性膨胀（旧天娱传媒的员工人数一度达到300多、月人员工资将近120万）、因为盲目投资，不仅赚的钱几乎全部打了水漂，甚至还亏损了一两千万，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息。
分管艺人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也姓王，叫王珂。在舞美师的某篇博客后面，有网友留言谈到了天娱传媒的几“王”：“王鹏天天钓鱼忙，王伟时时谈理想，王珂赔钱搞演唱……”
在王伟眼里，1979年出生的王珂是一个聪明能干而且勤奋肯干的人，现在经王伟的推荐，王珂也上了长江商学院，成了王伟的师弟。他以前是娱乐频道演艺部的制片人，曾经跟王鹏的太太夏青做过两届“星姐”选美，算是夏青带出来的，两个人是有师徒关系的。刚从大学毕业两三年的他，一进旧天娱传媒就碰上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暴期，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活动，便不得不下场做主力，担子一下子几乎全部压在了他肩上。先是“超级女声”节目的宣传炒作，接着是跟艺人签约谈判，然后是艺人的推广包装，等等等等。
真的就像打仗，需要王珂应付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公司几个副总很难凑到一块儿，凑到一块儿也是为了处理突发状况。
为什么制度管理优于人的管理？因为前一种管理模式可以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事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以及怎么干，它以把事情做好为终极目的。人管人却将极大地增加沟通成本，甚至可能因为与事情无关的一些个人因素而生嫌隙，结果不仅费时耗力，而且可能还会偏离目标。
王珂真的很累很忙，但按照旧天娱传媒的扁平管理模式，王伟很难插上手帮上忙，尽管他是有艺人经纪证的（当然，也不是说拿了个证就一定做得好艺人经纪）。
好在账上很快就有了钱。
用一夜暴富形容当时的旧天娱传媒真是恰如其分。很多企业慕名而来，合同没签就先打钱，说要预订某某某艺人，就好像上医院排队挂号一样。
这种情况就是乱搞乱发财，旧天娱传媒哪有心思、哪有时间、哪有必要加强内部管理？
包括王伟在内的很多人是提过一些建议的，他觉得天赐良缘让旧天娱传媒有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这时应该根据新的形势作出新的长远规划，应该立即引进专业的营销人员，专业的艺人部开发人员，组建一流的专业团队，走上专业化发展的轨道。
他们的建议被忽略了。
人员的引进倒是挺快的，但绝大部分是为艺人做公关、后勤服务的助理。在全社会的狂热追捧下，超女的草根性一夜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马上就丑小鸭变白天鹅、野鸡变凤凰了。像李宇春，马上大牌了，配人配车，助理和司机加起来就是三四个。原来不到十人的艺人事业部，没多久就扩张到一百六十多人，翻了十几倍。坊间曾传言，说艺人事业部在北京招人时放言：到天娱传媒来吧，两三年保证你有房有车。对此没有话语权的王伟心里直呼看不懂。他知道，北美最大的经纪公司，就是艾薇儿的那家公司才六十来人，人家一年的产值是16亿美元。王伟认为旧天娱传媒的那些钱根本就没有花对地方。
旧天娱传媒各部门进人、行政性支出完全没有计划。王伟不知道准确的财务报表数字，但他知道艺人事业部2005年的大致收入有四千多万，当年大概就花掉了将近两千万。
2005年“超级女声”的选秀活动结束后，王珂他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策划，就是准备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搞一个“超级女声”巡回演唱会。王伟觉得这个创意不错，“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结束不久，大众的热情还未消散，如果以晚会的形式进行商业演出，将有效地把“超级女声”从电视中延伸出来，与观众和市场互动，拓展其产业链。
但市场能否接受超女巡回演唱会这种形式？当超女的名次已经排定、没有了悬念的超女商演是否还会受到观众的追捧？
谁心里也没有底。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总经理办公会，他们确定了每场一百万的对外发包价格（这个价格包括了灯光、音响、场地、服装、演员的吃喝拉撒等等），扣掉成本，利润是很少的，平均下来，一场也就赚个二三十万。演出承接方却赚了大钱，全国十二场，场场火爆，上海、成都等地的贵宾票限价380元一张，居然被黄牛炒到1000元以上。
这次演出持续了几个月，把王珂他们累得够呛，旧天娱传媒到底赚了多少钱，读者可以自己去算。
它的意义却十分明显，不仅继续扩大着“超级女声”的影响力，而且也在努力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王伟看了成都的首场演出。前面说过，突然火爆起来的“超级女声”让王鹏成为了标靶，王伟亲赴成都是为了给他通风报信，商量怎样共渡难关。他去成都看超女演出不过是一个幌子。
古希腊诗人荷马说：“你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力量而战斗，纵使你竭尽全力。”如果我们知道了王鹏当时所处的环境，撇开他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不谈，我们真的没有理由要求他去为旧天娱传媒竭智尽忠。
为王鹏设身处地着想，任何一个处于具有强烈上下级行政关系色彩的夹缝中、而非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决策者位置的人，恐怕都会是“位子决定脑子”。他这时的主要精力将不得不放在别的方面。
这些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过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二年的演出。
实际上，2006年的超女巡回演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所幸的是旧天娱传媒并没有亏钱，甚至比2005年赚得还多一点，因为前一年的赚钱效应，包给演出商的基数提高了，卖得最高的一场好像是160多万。
你不能说王珂不能干。
但2006年巡回演出的演出商赔死了，因为时过境迁，超女巡回演出的票不好卖了。人气是个奇怪的东西，说不行就不行。现场观众寥寥无几，包括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那场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的演出，实际情况是连内场都没有坐满。
到2007年做快男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只能改到一万人的大舞台上，一场也就卖两三千张票。2007年12月9日，一直没有找到演出商的旧天娱霸王硬上弓，在上海八万人体育馆又搞了一个“2007三生有幸马拉松演唱会”，号称国内娱乐王国天娱传媒的一场三年成长秀。舞台场租、灯光、音响等演出的一切环节全部由天娱传媒负责，花费三四百万，收回来不到一百万。还得打肿脸充胖子，透过媒体发布演出火爆的消息，以维持虚假的繁荣，殊不知，那时的旧天娱传媒已经再次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
庞大的员工队伍和艺人盘子把旧天娱传媒拖累了。
王伟并不知道跟旧天娱传媒签约的艺人具体是多少人，他估计王鹏和王珂甚至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但我们可以大致地算一下。
每一届的超女快男的签约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各分赛区的前十名（若按五个赛区计算为前五十名）要签约，签了以后才能进入总决赛（前十名的一个总决赛）；前五十名的那个协议，活动完了之后是可以自动解除的。也就是说，最终签约的是进入总决赛前十名的选手（天娱传媒认为特别有潜质、但被淘汰出前十名的个别选手，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也可以签）。这样，每年至少要签十个，这是固定的。超女一共举办了三届，快男举办了一届，这样加起来是四十名，以前每年天娱传媒还签了很多星姐，再加上原来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林林总总，与天娱传媒签约的艺人应该是一百四十多人的样子。
这真是一个庞大到吓人的数字。
据说大部分艺人无需支付工资，但他们每一年实际上都要报销一点花费，有时候也会向公司借一笔钱去花销，实际上旧天娱传媒借给他们的钱也不少。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财务制度以及借资的具体数额，王伟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这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旧天娱传媒是否有财力和能力为它旗下的艺人提供培训、宣传和发展的机会？
回答非常不乐观。据王伟所知，旧天娱传媒认真对待、肯在他们身上花钱的艺人没几个，算来算去，也就李宇春、何洁、黄雅莉、叶一茜、陈楚生和安又琪等十来个人。但那些花出去的钱很难说花对了地方，以何洁为例，旧天娱传媒在何洁身上是花了大钱的，她的第一张唱片由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艾回公司制作，费用高达两百多万，为了宣传这张唱片，又花了两百来万，砸钱买电台电视台的广告时段、公交车站广告牌，艺人事业部号称这样做是为了改变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