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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要教学生为民主的小先生。我们不把小孩单单当作学生教。最重要的教育是“给的教育”，教小孩拿出小小的力量来为社会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是毕业后才服务。在校时，就要在服务上学习服务。学生最好的服务是做小先生，拿学得的知识教给人。 中华民国是一个公司；四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做老板。男人是男老板；女人是女老板；大人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老板；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拿这种浅显而重要的意思由学生一面学，一面教给不能进学校的老百姓，他们变成了民主的小先生。一位先生教四十位学生，照老法子，他只是四十个学生的先生。如今把这四十个学生变成小先生，每位小先生平均帮助五个人人，便能帮助二百人，连原来的四十人，便是一位二百四十人的先生，力量与贡献大得多了。这样，学校变成了发电机，学生变成了四十根电线，通到每一个家庭里去，使四十家，乃至二百四十家都发出民主的光辉来，这不能算是小学教师的重要任务吗？
再其次，要教民众自己成为民主的干部。小学教师应该是民主的酵母，使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发起酵来，发起民主的酵来。农人、工人、商人、军人、官吏，学生家属，只要一接触便或多或少，起一点变化，顶少要对民主运动减少一点阻碍，顶好是一经提醒便成了民主的斗士；乃至成为民主的干部，大家起来创造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华民国。去年中秋，当我亲眼在四川看见一位老农拿出插在腰背后的旱烟管来，指挥他的七位学生，一连合唱了八个歌曲，我好像是看见了新中国的前途。这样可贵的，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干部，将来是要几十万几百万地产生出来。发现他们，培养他们，是小学教师不可放弃的天职。
最后争取民主以保障生存权利与教学自由。小学教师值得几文钱？是我这次到上海来看见从前乃英先生写的一首感动人的歌曲：
“小学教师值几钱？五元钱一天，教一天，算一天。请假一天扣工钱。不管你喊哑喉咙，不管你绞尽脑汁，不管你坐弯背腰，不管你饿凶肚皮，预支不可以。小学教师值几钱？要求提高待遇，还没有这种福气。”
这首歌的末一句，我提议修改为“争民主奋斗到底”。提高待遇，只有民主才有保障。现在的尊师运动，必须包含争取民主，才能将一时救急的办法，变成经常安定的办法。如不争取民主，使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全盘兑现，我们必定是一辈子陷在“吃不饱饿不死”的地狱里。所以为着提高生活的待遇，我们必须参加在整个国家民主斗争里面去，实现天下为公，有我们自己的一份在内。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的教学自由，也只有真正的民主实现了才有可能。在不民主的政治下，说真话做真事的人是会打破饭碗，关进集中营，甚至于失掉生命。因此这教学自由，也是要在整个的人民基本自由中全盘解决。让我们和人民站在一条线上，争取真正民主的实现，共同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幸福的新中国。
募集儿童节礼物信
我们的朋友：小孩们的朋友：
儿童节四月四日快到了，城里少数的小孩子不消说大概是很热闹的准备过节了。乡下的小孩从来没有人想到，也不知道什么是儿童节。我们去年把儿童节介绍给乡下的小孩，特别是抗战军的小孩子，看牛的，割柴的，钯狗屎的，挑煤炭的，做徒弟的，没有父母的，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的小孩，使他们至少能享一天的快乐，和一年的学习工具。承各位朋友乐助代金二十三万四百六十二元和丰富的礼物，结果是举行了一千一千二百多人的盛会，七百多个苦孩得到了礼物，并且建立了三十八个识字班为一千余人进行经常的教育，今年我们预备继续这个活动：给乡下孩子一天的快乐，一年的教育，希望各位朋友踊跃捐助共同盛举。在几年前，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乡下人送来的礼，
是麦是米；
城里人送来的礼，
是尿是屎。”
我们城里人除了这两样礼物之外，似宜增加一点，最好乘着儿童节送一些好玩好吃好用的礼物给乡下的小孩子，使他们得到一点小小的幸福。我们的建议是：
（一）送一千五百位小孩子每人一包糖；（二）送一千五百位小孩每人
一支笔；（三）送一千五百位小孩每人一本簿子；（四）送一千五百位小孩每人一本书；（五）送健康比赛优胜小孩三十名，衣帽十件；（六）送讲演比赛优胜小孩三十名，好书十本；（七）送三百名抗战军人子女和最努力的小先生手巾、肥皂、笔墨、纸张、书各一套；（八）送一千五百位小孩及其父母看一次电影；（九）为一千五百位小孩预备不可少的家常用药。
朋友们：这是很值得参加的一件事，让我们大家各尽所能来共同完成一件虽小而大的事——使乡下的小孩得到真正的快乐。倘蒙赞同，实物或代金多少都听尊便，敝校同仁同育才学校晓庄佘儿岗小学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附近乡村儿童愿任送递分配报告之役。时间太迫促了，希望各位朋友将实物或代金于四月一日十二时前交到重庆和平路管家巷二十八号，我们才来得及把诸位的盛意达到乡下的小孩。外埠外省的朋友如能捐款各向附近乡村小孩送礼，以扩大区域，为全国小孩造福，尤为祷。敬颂
健康！
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拜启
（原载1946年3月15日《民主》第27期）
谈社会大学
根据国民政府三十二年年鉴的统计有六万大学生，八十四万中学生。再根据这个数目字，平均起来，十万高中毕业生就只有一万能进大学。其余十分之九的高中毕业生、至少九万人，是被摒弃在正规大学之外的。再以年龄计算，应受高等教育失学之人，由十六岁到四十岁这二十几年当中，失学青年以每年十万计，就该有二百万人。这二百万人，应当有高等教育给他们。他们需要，也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此外，在社会上还有很多的青年，他们也有同样的知识水平准，有同样的接受能力，那么算少点罢，加上一倍罢，就该有四百万人，需要受大学教育。收复区还未列入。这么多人要受高等教育，但正规大学数量不多，无法容纳，且大多数都无力进正规大学。因此，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的确是件大事。国家应对他们负责，社会也应对他们负起责任来。社会大学就是在这种客观要求之下产生的。
要真正把社会大学办起来，真正适应这八百多万人的需要，它的条件就必须“简单”，只有简单才易实行，普遍起来。所谓“简单”的办法，他又包含着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要有热心的教授，第二个是要有好学而有大学力的失学青年，第三个要有大学之道。房屋我们是不把它包括在内的，但若没有大学之道，两种人物（学生与教授）是不会联在一道儿的。
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或者“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他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了这三种东西，简单的大学就办起来了。
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柏拉图也是他的学生之一），街头市场就是课堂。他在市场上走来走去，与雅典青年辩问。他的大学之道是“自明”（know themselves）。他是虽有大学之实而不大喜欢承认他有门徒的。
因为他简单就容易行，有了学者做先生，有了学力够的好学的学生，有了大学之道，于是就构成了社会大学。特别是在中国，他是不需要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来阻挠大学之发展的，什么洋房哪，基金哪，立案哪……有了这些就不可能顾到这么多的广大青年求学，惟其易行，就容易普遍。
我们这个大学（指社会大学）有热心教授，热情的学生，也有我们的新的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我们没有洋房子，可以借，可以佃；书不够，整个重庆市的图书馆我们都可以去看，朋友的书，彼此之间也可以交换着来读。现在没有基金，将来也不会有基金，一切弄来的款子都花在书籍工具上。开创虽简单，必然跟时间发展而增长，而从社会科学发展到自然科学。
社会大学的创办是独特的，他可以有三种方式出现，都是很方便的。
第一种：重庆社会大学的方式：好学的青年团结起来，自己发起，自己筹备、筹款，自己推董事，选校长，开出聘请教授名单。
第二种：这将在别的地方可被采用，热心的在野在朝的教授团结起来，找好学的学生，自己的朋友，合力创办。
第三种：是社会贤达团结起来，找热心的教授，好学的学生，共同来创办。
三种办法都是可以的。
重庆社会大学，一月一日筹备，一月十五日就开学了。因为他简单，很快就办了起来。他是四个月一个学期，每天四堂课，每堂课四十五分钟，一年三个学期，二年零八个月就可以结业。重庆这里是会继续办下去，别的地方，我们很希望用这种简单的办法广泛办起来，以应这广大青年群的需要。
较场口的事件二月十日发生，听说二月十六日教育部就训令教育局来视察社会大学。三月十九日，教育局来视察，要社大筹基金，履行立案手续，并且有“设备简陋”的批语。“简单”，社大学人是承认的，他的方法就要简单，简单才易行。“陋”就要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了，《陋室铭》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作了我们的辩护。有学问的人当教授，好学的青年做学生，又有新的大学之道来贯彻作指针，可以说得是“君子办之，保陋之有”？
究竟以后社会大学前途的估计怎么样呢？
假如政治民主了，政府就一定会顾虑到这一些青年，给他们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办大学来普及这一类的高等教育的。将来还不止是一个社会大学，而遍地都会办起来的。这个计划是已经有了十年，从前未提出来，是因为在那么一个政治的环境里不可能。现在，政协会成功了，而且这一计划也正符合了政协决议中的要求，才试办，其试办出来之方法及经验，可供给政府及社会人士参考，大规模的办起来的。
如果是法西斯政治，这一个学校是不可能存在。所以社会大学之前途，将来是决定于政治是否走上民主之路，或停留在法西斯主义，或真假不明的阶段。
（原载1946年3月30日《民主星期刊》第27期，摘自郭方仑的访问记《陶行知谈社会大学》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随事随地随时进行学习。
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之原则说来，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功课。无形的社会大学，虽无社会大学之名，实实在在它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我们穷人一无所有，有则只有这样一个社会大学，这无形的社会大学既然是我们的，我们就应该承认它，认识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宝贵，运用它来教育我们自己，使自己和同伴近邻养成好学的习惯，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把这个意思打进每一个人的心里，是社会大学运动的第一个任务。
当黄齐生先生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在名单上列为第一名。有些青年干部不服气质问主席说，黄先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江问渔先生回答：“黄先生是社会大学毕业生。”大家才没有说话。江先生所说的社会大学，便是我所指的无形的社会大学。黄齐生先生既因这无形的社会大学而有所成就，让我们大家都紧紧地把握着这个大学来进行学习，追求真理，以为老百姓服务。
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施行大学、电播大学。
重庆开办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纯粹由职业青年自动创办的。有些地方的职业青年，早晨要到九点钟才上工。早晨可以进行二三小时的学习，便可以开办早晨大学，以应这种青年之需要。
可能进夜大学、早晨大学的青年，依我估计中国足足有四百万人。每年高中毕业生有十一万人，能考取正式大学者只有一万多人，那末每年就是九万多人不得其门而入。人生从十六岁到四十岁，至少应该努力学习。这样算来便有二百十六万人，除去死亡害病十六万，应有二百万高中毕业生，要求社会大学予以进修的机会。
此外还有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删下来，而不得不找工作养活自己的青年。还有受过大学四年级教育的人，而觉得时代已经变动需要再学习。还有大群的自学青年，倘使得到社会大学的便利，进步可能更为迅速。只要能听讲而又能记笔记，便有入学资格。这样估计起来，至少再加二百万人，因此，我估计中国全国有四百万职业青年需要社会大学帮助他们进修。我们应该在全国展开社会大学运动，在各大都市建立夜大学和早晨大学，来应济这广大的需要。正统大学能附设夜大学、早晨大学固然可以，但是单独设立尤有必要。它可以由职业青年、进步学者或热心社会人士分头或合力发起组织。一切要简而易行，不要让自己的幻想野心把办法弄得太困难，而阻碍了发展与普及。普及与发展夜大学、早晨大学，是社会大学运动的第二任务。
至于函授大学、电播大学，是要集中地办。施行大学，包括海陆空三方面。新闻大学，是以好报为中心，辅以好杂志，并助以经常的座谈会。把这几种事业有效地办起来，是社会大学运动的第三任务。
社会大学，无论有形的无形的，要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之道。孔子的大学之道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提议修改几个字，成为：
“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人民的大道有四：（一）是觉悟。人民要觉悟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个个国民都是老板：男的是男老板，女的是女老板，大的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二）是联合。做老板要有力量，力量从联合而来。不联合没有力量，凶恶的伙计是不会理睬我们的！所以要联合，四万万五千万人要联合起来做老板才行。（三）是解放。有了力量便需要进行解放。我们要联合起来在进行解放的斗争中增长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学习争取六大解放：（1）头脑解放，（2）双手解放，（3）眼睛解放，（4）嘴解放，（5）空间解放，（6）时间解放。（四）是创造。解放出来的力量要好好的用，用在创造上，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世界。
社会大学之道，要亲近老百姓。我们认为亲民的道理，比新民的道理来得切。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
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一切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所谓人民的幸福，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便是福禄寿喜。照着人民所愿望的福禄寿喜四大幸福进行，我们的学习才于人民有益，才配称为社会大学。也只有社会大学与人民幸福打成一片，而后社会大学运动才为人民应该参加的富有意义的大运动。
1946年3月
（原载1947年3月《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领导者再教育
平常人对于教育有一种不够正确的了解，以为只有成人教育小孩，上司教育下属，老板教育徒弟，知识分子教育文盲。其实，反过来的教育行动影响作用，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普遍习见的现象，不过很少的人承认它罢了；至于承认它而又能运用它来互相教育，使学问交流起来，以丰富彼此之经验，纠正彼此之看法，推动彼此之进步，那是更少了。但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实在是要看重这种互相教育之现象，并扩大学问交流的效果，加速度的走向共同创造之大道。
中国人受了二千年之专制政治之压迫，几乎每个人一当有了权便会仗权凌人。好像受了婆婆压迫的媳妇，一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