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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之后，使团的诸位高僧极言大唐制度倾覆、妖人乱政祸国，武宗陛下迷信道教邪法、以天下之利求道家炼丹长生之法门。故而此后我朝士民对大唐印象日渐低下，不愿再派遣唐使与之交流学习。
五十多年前，当时醍醐天皇在位，当时国力富足，民有余饶，原本陛下有意师法古之先皇，重组遣唐使团，再赴西土。但太政宫权臣菅原道真力谏阻挠，极言大唐自法难以来，已不复古道人心，藩镇民乱日盛，实在不足师法，不如我日本国就此断绝使唐，把此前两百余年来学到的古道王政发扬光大，自成一派。因此，从此往后遣唐使再无提起。”
来之前，钱惟昱也是知道这个年代的日本人对中原的汉人政权并不处在一个相对友好的阶段。看别人那些穿越客无论是到了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只要东渡日本，马上可以得到国士亲贵的礼遇，而自己明明在中原已经颇有身份了，到了日本却没有那种轰动性的欢迎，着实有不少的心理落差。
所以，如今他也是逮到一个稍微有点见识的日本人，就开始咨询这个问题。倒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藤原道三倒也有几分见识学问，知道点历史掌故，给钱惟昱基本上把来龙去脉给解释清楚了。
原来，这个年代的日本，武士阶级还没兴起，所谓的武家，基本上还是以练习公马骑射、刀法武艺、兵书战策为主。还不像幕府时代的武士那样懂治国之道、读书较多。
所以，如今在日本，那些有话语权的“公知”阶层，十个里面九个是和尚。一百年前，唐武宗发动了“会昌法难”——也就是中国人传统历史书上认定的、具有解放生产力意义的“三武一宗灭佛”当中这最后一“武”——那么可想而知，在一个和尚掌握了话语权的国度里，这样的“暴君”会被黑成什么样子。
当初以圆仁法师为主的日本遣唐留学僧们，在回日本后就写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极尽记载唐武宗灭佛之后爆发的泽潞兵变之残酷，把那些藩镇兵变的矛盾都归纳为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废佛，被暴君所逼而不得不起事。
而后唐军在平叛过程中因为各个被授命进剿的藩镇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主攻，所以杀良冒功或者俘获良民献俘应付差事。唐武宗为了震慑乱贼，所以明知被献俘的是无辜良民、一样勒令将其全部在长安斩首，并且食肉以示惩戒震慑。这一切，都被当时写行记的日本和尚记下，并且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唐主的“无道”上面。
钱惟昱后世看到的历史书上，只是说从菅原道真乃至此前几十年那个时代开始，日本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建设开始从“唐风文化”时代过渡到“国风文化”，也就是关起国门来不再学习中原。
而几百年后再次打开国门和宋朝交流的时候，虽然愿意承认宋朝的先进性，无奈日本的国风文化已经成型，日语假名文字也已经固化，中原王朝再想在文化上统一日本、用输出意识形态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不可能了。
可惜，官修的历史书只会告诉人们事件，却不会告诉人们前因后果先后串联。如今，钱惟昱听藤原道三说了一通，才算是恍然大悟——原来是唐武宗把日本留学僧阶级给得罪狠了。日本和尚把唐朝的“无道昏君”整整黑了一百多年，这才让日本人开始闭关营建“国风文化”的么。
心念及此，钱惟昱心中突然一动。后世的历史书上不是都写“三武一宗灭佛”的么？这个“三武”如今都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个“一宗”貌似还没开始。如果历史进程不变的话，两年多之后，中原的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之后，就会开始再一次的灭佛了。那次灭佛的举动同样会被中日之间往来的商旅宣扬，进一步固化日本人闭关锁国不再亲善中原的策略。
不过，如果自己多方运作的话，不论中原的后周和日本的关系会如何恶劣，至少自己还是很有把握修复自己在日方的形象，以便多占便宜的。
而且日本的佛法当中，最为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脉，就是来源于天台宗，也就是唐朝时候“鉴真东渡”带去的那一支宗派。
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遣唐使高僧最澄法师、在公元785年、日本延历四年的时候在比睿山建延历寺，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本山，后世号称“日本佛教之母山”。后来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也是因为焚烧了比睿山延历寺才得到了“第六天魔王”和“佛敌”的恶名。
如今，以日本高层百年来对中土国度“古道不再”的恶感，要想快速建立起比较良好的关系实在是颇为不易。但是，钱惟昱手头，却有一张非常重要的好牌——日本佛法的根脉天台宗，正是出自台州的天台寺。而钱惟昱官拜镇东军留后，辖区正是包括了台州！
“为了多捞好处，建立大业，也少不得借重一下这帮秃驴了。”在弄明白现在的形势之后，钱惟昱暗暗下定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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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文化侵略
在宴席的最后，藤原道三在向钱惟昱陈述了遣唐使兴废始末之后，还是委婉地表达了“不与唐土之间发生外交往来，不过是僧侣和中央朝廷清贵们的意思，在西国地方，武家、豪族和实权的国司那里，对唐土尤其是吴越来的商团使节还是非常欢迎的”这样一番意思。
说白了，这也是地方实权派的一种表态。日本朝廷注重的是大义名分，地方实权派注重的是实际经济利益。尤其是西国地方的九州、四国两岛和本州岛西端的周防、长州等地。因为靠近朝鲜，又有来自唐土的贸易，本就是对外贸易开放政策的受益地区。或许关东那些穷地方的山猴子不喜欢开关，但是西国西方的实权派是肯定喜欢的。
所以，宴席的最后阶段就“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中日贸易和外交关系等话题交换了意见。钱惟昱表示会继续坚持对日贸易全年不中断的原则不改变，吴越的商船队会每年四季持续不断地为日本人民带来他们急需的奢侈品和其他祸害日本人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物资”。
一顿饭，吃掉了钱惟昱三百匹湖丝绸缎的贺礼。不过换来了不少有用的消息，也和筑前地方的势力进一步结交好了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
后面的三天里，船队呆在博多津安静的出货，筑前国的各个座商都在国司的要求下尽快腾出资金来进货。同时因为这波船队规模太大，当地的日本商人暂时也筹不出那么多银钱来进货。为了加快这个进度，不耽误更多的时间，钱惟昱还指示蒋洁茹和蒋正明发明了“期货契约”的交货方式——
也就是把有头面、有实力并且有筑前国司担保的几家当地日本豪商召集起来，给他们一个赊购吴越船队带来的货物的特权限额。只要签下认购契约，吴越一方就可以给他们按照一成的利息赊欠货款两个月。
他们进了货之后，只要及时运往各处出货，筹够了钱，或者是弄够了吴越船队返航时需要进的日本国产货——比如武士刀、玳瑁工艺品、折扇、粗选之后的铜矿锭、银矿锭、硝石硫磺等物资——然后在博多津的座商仓库里囤积好，等到吴越人最终回国的时候一并交割清账。
钱惟昱的这个贸易创举着实让蒋洁茹刮目相看了一番——当然，赊账购货原本早就是有的，只不过原本这个时代的海商还没有发明出诸如联保担保和政府担保之类的契约形式，也缺乏实力后盾来保障这些措施的实施罢了。
因为新的贸易举措，日本商人认购货物的筹资难度低了很多，虽然有一成的赊账利息，不过却可以让他们比原本的进货本钱进更多的货，也算是一个利好。短短三天时间，超过十艘吴越海船的大宗货物都被认购了出去。吴越人主要是优先抛售雪盐、相对低质的粗绸、下等的茶叶等占地大、分量重的货物，而把细软精贵的主要留着日后进京再卖。
当然，除了普通货品之外，钱惟昱也不忘交代蒋洁茹和蒋正明适当放出一部分四书五经、《贞观政要》之类日本人比较重视的儒家书籍、《妙法莲华经》等日本人惯常信仰的天台宗佛教经典，再加上把他自己的诗词文集《沧浪集》混在里面一起搭售。
卖书的活计，如今吴越人用活字印刷术在国内的售价也有两百文钱一卷上下。再加上日本人这个时代连雕版印刷术都还不存在，只有手抄书籍。所以按理说越海而来的书籍应该卖得更贵。但是实际上，钱惟昱根本没指望着这些书来赚钱。
在他看来，先用日本人急需的热门书籍低价铺路，打开日本人从吴越人这里购书的消费习惯。然后再把吴越人重点推荐的私货夹带其间，才能更好地形成文化上的入侵和思想上的统治。
再加上，如今这个年代，日语的书面发展还停留在“万叶假名”阶段，远没有趋于完善，大部分日语和汉语只是发音上不同，在句法和文字上依然还是一一对应的。如果纯汉文的书籍大量涌入的话，也可以让更多的日本文化人习惯使用汉语。
所谓的“万叶假名”，是日语假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假名的起源阶段。其最初的出现，约摸是在9世纪初、日本人停止派出遣唐使为止，渐渐开始发展的一种注音用字迹。比如日语里发相当于后世汉语拼音“a”这个音的假名“あ”，就是从汉字“安”借形借过去的。发拼音“yi”对应音的假名“い”，则是从汉字“以”的字形借鉴过去的。
“万叶假名”出现至钱惟昱的时代，约摸也就一百年出头的样子。因为古代日本的文盲率较高，又没有印刷术帮助书籍降价扫盲，所以如今也还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如果钱惟昱有心把日本人扭转汉化过来，还是颇有希望的。
而且，这几天里，钱惟昱和藤原道三以及其他筑前国当地的日本读书人稍微接触了一番，才发现一个搞笑的事实：原来，在“万叶假名”发明的初期，那些日本僧人们确实是“a”这个音就标标准准地写作“安”，“yi”也规规矩矩写成“以”。
之所以后后续那么多简笔的假名写法出现，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完全没有印刷术、所有书籍都靠手抄。为了减少手抄书的工作量、让书籍更容易普及、文盲率降低，朝廷这才让一代代的斋院（贺茂斋院，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昭文馆、国史馆之类的机构）文臣们致力于简化假名的写法。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钱惟昱甚至产生了在日本开印书作坊的冲动——如果这个时代日本的书籍价格一下子跳水个九成以上，让所有日本抄书人都失业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从此阻断日语作为一门**的书面语继续发展下去呢？
本着这个想法，钱惟昱命令蒋洁茹把所有书籍按照80文钱一卷的成本价抛售，立刻引来了日本商人们的疯抢。甚至于后来都有吴越船队当中的商人私自伪装成日本人或者请托日本人购入——因为这个价钱，他们就是运回国内都有得赚一倍以上的利润！
当然，钱惟昱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不得不稍微把书价抬高一些，抬到100~120文一本，一来是避免自己人钻空子倒回国内去。二来则是出台了限购手段——来买书的商人必须是在国司那里注册登记过的大商户，如果是散户来买的话，每本书只许买一册，也就是只能供自己读书，而不能规模倒卖。这些举措实施后，才算是压制住了巨利诱惑带来的投机。
在钱惟昱把书带来之前，日本本土因为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的劳动力自然金贵。一本手抄书，动辄好几贯钱的价钱；如果是流传不广的“奥义秘籍”，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贯都有可能。
而此前的吴越和晚唐时期的商人，虽然有带来一些雕版书籍，比之日本人的手抄书固然是便宜了好多倍，但是因为国内就要将近一贯钱一本，再加上海运的成本和海商追求的高利润；一本书平均也要两贯多到三贯。
现在钱惟昱开出的书价是100文，也就是相当于砍掉了九成五的书价！这能不让日本读书人疯狂么！原本这个时代的日本人所知道的唐土诗人文豪，也就仅限于白乐天、元微之而已——
在钱惟昱来到日本之前的20多年，约摸中原是后唐末年的日后，日本名士大江维时编纂了一本在日本文学界影响力最大的汉诗诗集《千载佳句》，共收录中日两国历代诗人的名篇1100多首。其中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占了530多首，相当于全书的一半篇幅，元稹的差一些，也占了将近两成。可见这个年代，日本人只认这少数几个晚唐大文豪。
如今，托廉价倾销书籍之福。钱惟昱自己的《沧浪集》也在短短三天时间里售完了三千多卷。考虑到这个时代日本全国也就七百万人口、一百三五十万户的规模，再考虑到日本的文盲率。这个销售数额已经足够让日本将近两成的识字人口被自己的诗词文集给覆盖到了。
三天之后，当吴越船队把货物都倒腾出去、重新启航经关门海峡走濑户内海直航摄津的时候。至少在筑前国内，大部分的贵族读书人都已经会背诵那么两三首钱惟昱的“明月几时有”或者“沧海寄余生”了，而且这股风潮也会以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尽量往东蔓延。
而在藤原道三和藤原栋世的运作之下，吴越船队此前在壹歧岛受到藤原纯友余孽海盗袭击、出于“正当防卫”才出手剿灭海盗的英勇事迹也已经在北九州地区广为流传了。
另有一队代表着筑前国国司上洛朝觐的使者，比钱惟昱的船队更先两天赶赴京都，提前向朝中的天皇和关白禀报在北九州外海发生的外国商团使节和海盗发生交战的情况，为钱惟昱预作铺垫。
于是乎，钱惟昱还没进京都，在畿内之地，已经开始悄悄流传他的各种说法：有个文采风流非比寻常、而且允文允武、拥有可以将作为朝廷大患的藤原纯友残党海盗弹指即灭的强大兵法修为的唐土王爷，准备进京拜见陛下和关白，同时和延历寺的高僧们交换‘会昌法难’之后在唐土失落的一些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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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藤二太政
比睿山和贵船山如同两道耸峙的卫士，夹束着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西南角的一片平原。从琵琶湖流出的淀川水，沿着这片平原向着西南缓缓流淌，在摄津注入濑户内海，滋润着一方土地。
这片濒临琵琶湖、被贵船山比睿山和淀川源流围住的平原上，是一座完全仿照了大唐长安、洛阳制度，只不过坊市的数量规模缩小到仅有长安四分之一的雄伟城池。城内的建筑轩敞雅致，颇具古风，三四十万人口杂居其间，一派安详利乐的繁荣景象。
这里，便是日本的心脏，平安乐土、平安京了。
平安京建于160年前。当初日本朝廷从奈良迁都于此，宣示着日本历史上“奈良时代”的结束、“平安时代”的发端。在一开始平安京规划的年代，当初迁都的恒武天皇原本也是雄心勃勃，试图按照六十四坊的城区规模来规划：
也就是，从皇室御所往南，沿着朱雀大街直到罗城正南门罗生门（日本的罗生门相当于中国都城的朱雀门），把平安京分为左京右京两大块。左京命名为“洛阳”，右京命名为“长安”。
只可惜，后来因为地质勘探不充分，右京地面多低湿洼地。而朝廷也因为恒武朝的征夷用兵财政匮乏，无财力整地，加之日本古代没有排水管网的建设技术，这才渐渐把号称“长安”的右京给废弃了。城中居民主要在左京“洛阳”一带高地居住，。从此以后，日本人才把“进京”这个词改名为“上洛”。
（注：从这里可以看出，至少在唐制之前，古人看地图是以左东右西、上南下北的，和现代人正好相反。所以“左京”指的是平安京的东半部分，“右京”指的是平安京的西半部分。后来战国时代的“甲斐之虎”武田信玄，生前在朝廷领的官职就是左京大夫，虽然那时候那些官职都只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了。）
……
洛京四条的小野洞院，一座格子木门围住的竹园精舍里面。此时此刻，正有两个年约五旬的老者，各自端坐在院内竹林见的竹榻上。榻席是垫在两块古拙圆润的大青石上的，一旁虽然长着竹子，但是地上却异常干净。除了刚刚落下的翠绿新竹叶之外，看不到一丝污秽的浮土。
园子不大，却精致非凡。看不到有人打理清扫，却可以想见在用园子的主人离开之后，每棵竹子都是有侍者擦拭清洗、压土培根的。
那两个老者面前，有一道不过一尺多宽阔、用粗不盈尺、长过三四尺的奇行条石垒砌起来的曲水。其中的水来源于庭院正中假山上的一处细小的泉眼，经过一个剖去了竹节的斜劈添水，每隔数十息的时间，就往曲水之中倒一次，发出“啪嗒”的竹节敲击石头轻响。
曲水的坡度似乎经过了工匠非常精密的调节；以至于源头的活水能够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缓缓流下，然后再从院子的东南角暗水道流出，约摸每秒钟也就流出一个酒盏的水量。
整个园子，无论是从其坐落的非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