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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行犹豫良久，提出质疑，“白发坚持认为，南北大战必将在两年内爆发，发动南北大战的不是我们中土，而是大漠北虏，另外他对南北大战的结果并不乐观，甚至有些悲观。”
“北虏南下入侵？”老宗主嗤之以鼻，“中土分裂和战乱时期，各方霸主实力不济，给了北虏频繁南下入侵的机会，但如今中土统一了，实力强悍，北虏就不敢轻易南下了，毕竟战败的后果他们承担不起。白发此言不可信，混淆视听，莫要中计。这两年若当真要爆发南北大战，中土十有**是挑一方，毕竟这一仗打赢后的利益太大，对圣主和中枢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李思行觉得这两种推测都有道理。不论是北虏南下入侵，还是中土主动挑起战事，南北大战都有可能在近期内爆发，一旦爆发，北疆乃至整个北方都会被卷进去，这必将影响到赵郡李氏的切身利益。
“如果南北大战的确存在，并且很快就要爆发，我们如何应对？计将何出？”李思行恭敬求教。
老宗主迟疑不语。眼前是个难得的机遇，赵郡李氏如果抓住了这个机遇，必能遏制衰落的颓势，重振雄风。
只是这个机遇太难抓了，当前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南北大战是否一定爆发，而是爆发后中土能否一定赢得这场战争。如果中土赢了，圣主和中枢逆转了政治危机，稳固了执政地位，那么赵郡李氏倾尽全力参加这场大战便能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反之，一败涂地，既不能从政治“坍塌”的圣主和中枢那里获得任何好处，又得罪了山东的政治盟友，身处困境，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政敌，根本无还手之力。
李风云到了赵郡后，既没有主动联系李氏，也没有向李氏表达丝毫的谢意，在立足决策上也直接否决了李氏的建议，摆出一副与李氏完全没有纠葛的样子，此举何意？为何不近人情地拒绝了赵郡李氏向其伸出的“善意”之手？是因为他杀进燕北断绝南北走私后，必定会危害到赵郡李氏的利益，必然要与赵郡李氏撕破脸，故而干脆不接触，避而不见，还是因为李风云对南北大战的结果并不乐观，甚至有些悲观，不愿连累和伤害到赵郡李氏，故而才做出决裂之态？
老宗主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不论李风云的背后势力有多大，目的又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风云处在“风口浪尖”上，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身死名裂，所以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李风云当然不愿连累到赵郡李氏，所以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李氏子弟，也不愿与赵郡李氏有任何牵扯，这次又通过李思行之口向老宗主发出警告，其中之深意已一目了然。
“静观其变。”老宗主断然决策，“在北疆形势没有发生剧变之前，不要做出任何有倾向性的举动，以免授人以柄，落人口实。”
李思行犹豫了一下，质疑道，“燕北形势马上就会发生剧变，这一点毋庸置疑啊。”
燕北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北疆形势，所以李思行对老宗主的决策有些疑惑。
“燕北形势剧变，的确会影响到北疆形势，但未必会进一步恶化南北关系，相反，它可能会起到缓解双方紧张关系的作用，毕竟南北回易对大漠北虏更为重要，一旦燕北走私断绝，回易量剧减，牙帐极有可能向中土做出一些妥协。”
李思行愈发疑惑了，“既然如此，为何白发推断南北大战即将爆发？”
“因为中枢对大漠北虏始终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老宗主叹道，“现在主战派控制了中枢，结果可想而知。”
主战派立场激进，大漠北虏一旦妥协退让，他们必定步步进逼，而兔子急了都要咬人，更不要说一群虎视眈眈的恶狼了，最终结果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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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一章 宇文述的妥协
七月二十，上午，武贲郎将来整率水师主力乘坐战船，o着宽敞的通济渠道扬帆而进，势如破竹，顺利杀至太阳门广场，而武贲郎将费青奴则率偏师直杀东都南城，抢占月陂，与主力前后夹击南郭，以解南郭之围。
同一时间，在右候卫将军屈突通的指挥下，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的河北军，涿郡副留守陈棱的幽州军，武贲郎将李公挺的东都卫戍军，还有秦王杨浩所率的河阳都尉府军队，以及从长平、上党两郡支援而来的鹰扬卫，于邙山西麓的金谷击溃了叛军的阻击，遂兵分两路，一路突破瀍水，直杀慈涧道，抢攻函谷关，试图“关门打狗”；一路则直扑东都外围的金墉城和回洛仓，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皇城之围。
此刻杨慎已率主力西撤，正在向渑池方向急进，杨玄纵亦已撤至函谷关、慈涧道一线坚守，唯有王仲伯还在东都战场坚持，竭尽全力争取时间。眼前卫府军铺天盖地杀来，王仲伯知道无力再战，遂于午时下令，所有军队全部撤离东都，由西苑方向直奔函谷而去。
下午，右候卫将军屈突通和水师副总管周法尚会师于太阳门广场，而东都卫戍军的武贲郎将李公挺和水师的武贲郎将费青奴亦会师于西苑，至此，被杨玄感的兵变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的东都终于“获救”。
越王杨侗率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骁卫将军李浑出太阳门“迎接”驰援将士，一时间鼓号震天，欢呼声直冲云霄。
黄昏时分，右翊卫大将军、水师总管来护儿抵达东都，进皇城拜见越王。
晚上，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绰、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亦赶至东都，先行拜见了越王，然后便在越王的主持下，于尚书都省连夜商讨平叛和维稳之策。
杨玄感的叛军要迅速平定，东都局势要迅速稳定，这两者都是当务之急，没有主次之分，必须同时进行，所以一番商讨后，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官员负责稳定东都局势，而卫府两位最高统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则负责围剿杨玄感。
在东都维稳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杨玄感及其同党的亲朋故旧如何处置？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因为立场不坚定而在被俘后主动或被动投敌者，以及他们因此受累的亲朋故旧，又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失职、渎职或不作为者，又如何处置？
赏罚要严明，处置要公正，违法者必惩，立功者必赏，这是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的基本原则。如果该杀的不杀，该惩的不惩，该赏的不赏，必然激起众怒，而更严重的则是律法的尊严会遭到亵渎，中央的威权会遭到打击，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践踏，中央威权直线下降，则违法乱纪者越来越多，叛乱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个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则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到那时朝廷即便动用武力强行镇制“众怒”，也于事无补了，也难以遏制叛乱大潮了，毕竟律法的尊严是立国之本，中央的威权是维稳之源，本源“坍塌”了，国祚的大厦焉能不倒？
然而，豪门世家互相维护，政治集团内部也互相维护，官官更是相护。当初卫文升在西京大开杀戒甚至掘人祖坟就已经激起了贵族官僚的“众怒”，而这也直接导致他在渑池一战中大败而逃，如果不是杨玄感临阵失策，卫文升就全军覆没了。东都的情况要好一些，樊子盖还保持着理智，就杀了一个裴弘策，这已经是彻底得罪了河东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结下了，如果杀得更多，得罪的豪门世家也就更多，这个后果樊子盖根本承担不起。他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尚书都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决策，而宇文述虽然带来了圣主的诏令，但圣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同样慎重而保守，他只明确了一件事，该抓的统统抓起来，至于如何惩治，等待中枢审核之后再说。
圣的目的倒不是说要维护贵族官僚，而是要利用这场兵变，借诛杀杨玄感及其同党的机会，把朝堂上的保守势力一扫而空，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没有违法，我就是凭空诬陷也要给你戴个有罪的帽子，把你赶出朝堂。
实际上这种打击政敌的事情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杀的全杀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现在形势不允许，杨玄感还没有突破潼关，关陇人还牢牢控制着西京，一旦东都这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杀人，清洗保守势力，那对西京的“冲击”就太大，西京在走投无路之下，必然打开潼关大门，与杨玄感联手抗衡东都，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圣主有“先稳一稳，然后依次击杀”的意思，但西京那边岂肯上当？
宇文述到了行省后，就与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具体商谈过。西京那边的底线是，杨玄感及其同党因为叛大逆，的确该杀，但受他们所连累的亲朋故旧，除了那些参与兵变者必须严惩外，余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政治风暴不断，而惨遭诛杀者大多为关陇人，但关陇人是统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国祚的根基所在，如果这个根基不行了，摇摇欲坠了，国祚还能持久？杨玄感发动兵变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圣主和所有支持圣主的关陇籍中枢大臣应该从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机，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而不应该继续自相残杀，让亲者痛、仇者快，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公开的威胁了，杨玄感及其同党用武力威胁圣主，而西京那边则用国祚的存亡来威胁圣主。宇文述束手无策，只能妥协，而妥协的直接后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夺回京师的地位，不能重新成为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东都就必须给予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势力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换句话说，以杨玄感为首的激进保守势力虽然覆灭了，但在瓜分这一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财富的时候，西京方面必须拿到“大头”。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严惩了叛乱者，又安抚了无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确保关陇贵族集团不会遭受重创，又能迅速稳定局势，但这个要求却未能满足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诉求，亦没有弥补因杨玄感叛乱而导致二次东征失利对圣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损失。
换句话说，西京是这场风暴的获利者，圣主和改革派却是这场风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难估猜到，圣主和中枢实在是难以接受西京的条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后果是什么？短期内，风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会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圣主和改革派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迫不得已还是要向西京“低头”。既然迟早都要向西京妥协让步，那倒不如当机立断，答应西京的条件，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
宇文述急报圣主，而在圣主没有做出回复之前，宇文述行使了圣主所授予的临机处置之大权，接受了西京方面提出的条件，以便争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时间内剿杀杨玄感，平息这场叛乱，迅速稳定两京局势，把损失降到最低。
于是在宇文述和韦云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维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叛逆的惩治问题无法形成决策，只能“搁置”，等待圣主和中枢的最终裁决。
越王杨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后表态，从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连累者，严禁诛杀，即便生擒了杨玄感，也不要即刻枭首，而是交给圣主裁决。
七月二十一，凌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阳门广场上的水师营地里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
从当前复杂的两京局势里可以看得出来，连续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对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太大了，东都政治中枢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西京的公开“挑战”，而圣主和中枢处境艰难，回旋余地太小，十分被动。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挠下，必定是“声大雨点小”，而抱成一团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攻”会越来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为在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诸多“战线”上连遭重挫，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无力，节节败退。
怎么办？如何逆转困境？宇文述开始认真思考圣主提出来的进行第三次东征的建议，而若想发动第三次东征，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息叛乱稳定两京，而这需要来护儿、周法尚和水师将士倾尽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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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二章 创造条件
对来护儿和周法尚来说，为回报圣主的信任和恩宠，理所当然尽全力剿杀杨玄感，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稳定两京局势，但两京局势太复杂，仅从江左人的立场来考虑全局显得较为片面，圣主有何想法和目的，宇文述又持何种立场，两人并不清楚，所以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以免好心办坏事。
从宇文述在尚书都省议事上的表现来看，他为了以最快速度平息这场风暴，向西京方面做出了很大妥协，而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改革将停滞，保守势力将在最高决策层赢得更多话语权。
这出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预料，他们以为在水师已经赶至东都战场、基本控制东都战局的情况下，宇文述对西京方面的态度应该很强硬，在政治上对保守势力做出的让步也应该非常有限，哪料事实与他们的预测大相径庭，这让他们惊讶之余也有更多困惑，到底是关陇局势出现了不利变数，比如元弘嗣举兵叛乱响应杨玄感，或者关中有人举兵策应杨玄感，导致西京方面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继而迫使宇文述不得不以牺牲政治利益来换取两京政局的稳定，还是中外大势出现了不利变数，比如大漠北虏为声援高句丽而寇掠长城一线，比如远东诸虏纷纷结盟牙帐背叛中土，导致南北关系急转直下，继而迫使圣主和中枢不得不忍痛牺牲改革成果来换取朝堂上的团结一致对外。
两人满腹疑惑，但急切间无法向宇文述求得答案。宇文述是中枢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之一，而来护儿是中枢里的军方重臣，周法尚仅仅是卫府里的高级统帅之一，两人与宇文述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正好又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所以除了正式场合外，大家私下里基本上没有“接触”。现在局势异常紧张，亦是政治上的敏感期，大家都很谨慎，即便有特殊情况，宁愿书信来往，也不愿坐在一起授人以柄。
结果再一次出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预料，宇文述竟然在凌晨时分亲自赶到水师大营拜会两人。
宇文述说了两件事，其一，他在离开行宫前，圣主提出了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建议；其二，从卫府的立场出发，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是否具备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何时发动为宜。
宇文述说的第一件事，实际上解答了来护儿和周法尚的心中疑惑。宇文述之所以向西京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是因为圣主和中枢在两次东征失利和杨玄感叛乱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中土腹背受敌，内忧外困，也陷入了国防和外交上的危机。
这两大危机的叠加效应太厉害，严重打击了圣主的威权，动摇了改革派的执政地位，改革失去了继续前进下去的动力，改革必将停滞甚至不可遏止地开始倒退。这种局面下，与其与保守势力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进一步加重危机，倒不如向保守势力做出妥协，以缓和双方的矛盾，缓解当前危机，继而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逆转危局的时间。
如何逆转当前危局？这就是宇文述所说的第二件事，发动第三次东征。以迅速化解国防和外交危机，来缓解或拯救国内的政治危机，以第三次东征的战果，来弥补圣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
来护儿和周法尚喜出望外，他们正有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打算，为此积极平叛，竭尽全力创造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没想到圣主和他们想到一块了。但很显然，中枢的阻力太大，再加上国内局势十分糟糕，这只能是一个设想，然而圣主特意在宇文述赶赴东都平叛前把这一设想说了出来，足见圣主有强烈地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的愿望，因此寄希望于宇文述。
这就是宇文述纡尊降贵“拜会”来护儿和周法尚的原因。若想迅速剿杀杨玄感，他需要来护儿和周法尚的倾力支持，现在水师已是东都平叛的绝对主力；而若想创造更好的发动第三次东征的条件，他必须赢得卫府的支持，而卫府中最有可能支持他的就是忠诚于圣主的江左籍统帅们，其中来护儿和周法尚正是江左籍统帅们的“领袖”，只要说服了他们两人，则宇文述赢得卫支持的阻力将大大减小。
宇文述坦诚相告，来护儿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