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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办法让大漠北虏“知难而退”，让大漠北虏向中土示弱，主动放弃南北大战？
理论上还是有办法的，比如牙帐内部发生激烈冲突，诸虏大联盟发生内讧或者叛乱，大漠北虏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无力进行南北战争。
先帝执政晚期，开皇末年，东、西突厥爆发内战，诸虏自相残杀，中土人乘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运用离间、挑拔等各种手段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最终以最小代价赢得了最大战果，成功打击和削弱了北虏，缓和了紧张的南北关系，稳定了边疆局势，中土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突厥等诸种胡虏对自己的突然衰落记忆犹新，对阴险狡诈趁火打劫的中土人更是切齿痛恨，所以短期内他们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再给中土人一个“不战而胜”的机会。
既然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那么中土与其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不如自己创造“奇迹”，于是圣主和中枢里的主战派就有了继续东征的想法，以第三次东征的全面胜利，以斩断大漠北虏伸向远东之“手”，来展现中土强悍实力，来遏制大漠北虏的扩张，来让中土这只“虎”的咆哮声更为恐怖，来让中土长弓上的箭更具杀伤力，继而达到威慑和恐吓北虏之目的，延缓南北大战的爆发，给中土赢得更多更充足的准备南北战争的时间。
当然，从中土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理论上的设想。第三次东征的全面胜利能否帮助中土实现全部预期目标，还需要北虏的密切“配合”，如果北虏对南北局势有清醒而正确的“解读”，知道南北战争一定会爆发，知道中土在连续三次东后已是强弩之末，知道中土人正在南北关系上故意虚张声势以达到欺骗之目的，北虏必定将计就计，乘虚而入，乘着中土元气大伤之际发动全面战争，趁你病要你命，倾尽全力给中土以沉重一击，如此则中土就麻烦了，即便最后守住了长城一线，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
所以说，就目前南北局势而言，所有的预测都是悲观的。对于圣主和中枢来说，不能把中土的命运寄托在“奇迹”上，也不能寄托在一厢情愿的设想上，更不能寄希望于敌人犯错误，必须积极面对，勇于破釜沉舟，敢于玉石俱焚，怯战必死，唯有决一死战才能紧紧掌握自己的命运。
于是回归到“原点”，圣主坚持主战立场，主战的声音在中枢中不但没有随着两次东征失利而减小，反而越来越大了，主战派尤其军方的主战派在国防策略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枢决策。
目前圣主为何隐忍不发？中枢对东征的未来为何讳莫如深？关键就在军方的态度尚不明朗。
目前军方两个权势最大的大佬，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都在东都战场上，只要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剿杀了杨玄感，平息了这场风暴，稳定了东都局势，则军方必然要就东征的未来做出表态。
要么停止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国内局势的稳定上，攘外必先安内，宁愿忍气吞声向北虏做出妥协和让步，也要先稳固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要么继续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南北对抗上，积极进行南北大战的准备，只要北虏胆敢南下入侵，就倾尽全力给予迎头痛击，宁愿玉石俱焚，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圣主和中枢守住最后的政治底线。
前者对圣主和改革派来说，政治上是腹背受敌，对内对外都要妥协让步，步履艰难，改革肯定会陷入停滞和倒退，虽然看上去稳妥安全，煎熬一段时间后，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但稍有不慎就是“四面楚歌”，如果外部北虏坚决入侵，内部反对派的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内外夹击之下，必有全军覆没之危；后者置之死地而后生，拒不妥协，决不让步，对外咄咄逼人，对内强权镇制，虽然也有全军覆没之忧，但只要赢得了南北大战，不但会让圣主和中央的威权达到一个全新高度，还能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继续推进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反之，如果败了，对内对外只能妥协，改革必然停滞和倒退，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这与前者的结果毫无二致。
既然如此，为何不搏一把？尤其对于态度强硬的军方来说，既然主战和主和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样的，那为何要主和？当然要誓死一战，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中土的尊严。
所以，封德彝对南北关系的走向持悲观态度，“主和”立场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已步履艰难，而“主战”思路一旦控制了中枢决策，则第三次东征会爆发，南北大战也会爆发。
这种趋势下，齐王北上戍边，意味着中土这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会给大漠北虏以更强烈的暗示。大漠北虏在危机的压迫下，战争准备会更快，更积极，南北大战爆发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由此推断，齐王北上戍边的幕后推手，十有**是圣主，是中枢主战派，是军方的主战大佬，而近期接触过齐王的军方大佬只有宇文述和来护儿，这两位恰好是圣主的绝对心腹，是圣主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主战派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特意设下了这盘“棋局”，齐王是他们的“棋子”，白发贼是齐王的“棋子”，那么齐王拱手让出大运河的控制权，白发贼悄无声息地北上，高阳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在情理之中，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白发贼攻打高阳引发高阳危机，其目的正是要隆重推出齐王，而推出齐王的目的，则是为圣主和主战派强行推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的决策做铺垫。
封德彝权衡良久，毅然决断，手书一封，请亲信僚属通过私密道，转呈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裴世矩，并再三嘱托，务必要快，要保密。
门下省与内史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所谓封驳就是“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这个权力就很大了，直接监督皇帝和宰执了。当朝门下省长官是纳言苏威，关中籍三朝老臣；副长官两位，一个是河东裴氏的裴世矩，一个是陇西天水的赵长文，也都是三朝老臣。
中枢核心三大机构中，内史省是决策者，诏令政令出自内史；门下省也参与决策，并负责审查诏令政令；尚书省同样参与决策，并负责执行诏令、政令。尚书省下辖六部，人员较多，派系林立，而内史省和门下省人员较少，其中内史省两位长官都是江左人，门下省三位长官都是关陇人，虽然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萧瑀在江左贵族集团中分属江南和荆楚派系，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世矩、赵长文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分属关中、河东和陇西派系，但在集团整体利益上，这两大决策机构的“掌门人”显然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封德彝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与关陇、江左两大贵族集团“泾渭分明”。这种政治上的“泾渭分明”在高层中极其重要，尤其在当今豪门世家牢牢霸占着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骑墙派”在高层中根本没有存身之地，出一个死一个。
过去功勋大臣高颎和杨素都以“伯乐”扬名于世，屡屡提携和举荐不同派系的人，封德彝就是杨素提携和举荐的，但这不仅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其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利益交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理名言。
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但因为同为前朝旧臣，有共同利益所在，关键时刻可以政治合作，互利互惠。现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帮助。杨玄感的叛乱肯定会连累到封德彝，为了自救，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但如何求助？拿什么才能交换裴世矩的帮助？
封德彝写给裴世矩的这份密信，能否打动裴世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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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四章 恨入骨髓
八月初二，杨玄感全军覆没于潼关之下，兵变风暴肆虐两个后终于平息下来。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西京留守卫文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联名向圣主报捷：杨玄感已死，兵变已平，东都局势正在迅速恢复之中，请圣主速回京师。
同日，在涿郡临朔宫，圣主接到了西京奏报。代王杨侑禀奏，陇西局势日益危急，虽然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和右御卫将军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转了陇西边军的颓势，但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无力展开反攻。同一时期，西域局势也急转直下，河西军团同样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既无法抵挡吐谷浑人的反攻，亦无法阻止西突厥人对西域诸国的兼并和蚕食，节节败退。总结起来一句话，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经略西域的果实，丧失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西北局势风雨飘零之际，河西会宁的突厥人又叫嚷着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陇西和河西两大军团以武力强行震慑，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归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诱”下东投中土，而追随处罗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会宁。当时中土承诺，只待时机合适就帮助处罗可汗东山再起。******的启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帮助东山再起的，有这个先例存在，处罗可汗和他的追随者们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诺。
一转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变相“囚禁”了处罗可汗，并且与处罗可汗的敌人射匮可汗结盟了。中土背信弃义，激怒了这些突厥人，他们理所当然要离开中土。然而，中土已绝无可能让他们离开了。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这种恶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说经略西土劳师远征了，就连维持西北安全都困难重重，所以此刻处罗可汗的这张“牌”尤其重要，中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会宁的突厥人离开。如果他们离开，剩下处罗可汗孤家寡人一个，势单力薄，中土拿他威胁谁？
吐谷浑人复国必然会严重刺激到西土诸虏，激起西土诸虏对中土的野心，接下来中土如果不能迅速击败吐谷浑人，那便证明中土实力不济，未来西北边疆必定战事频繁，其中对中土威胁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为此，中土必须牢牢抓住处罗可汗这张“牌”，以帮助处罗可汗重回西土东山再起来要挟西突厥人。同样是因为启民可汗这个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匮可汗必然妥协，毕竟以中土的实力足以帮助处罗可汗杀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辙，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残杀，最终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圣主异常愤怒，但愤怒之后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时间内完全颠覆？
国力不足？肯定不是国力不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获全胜，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发动了上百万人规模的浩大东征，可见国力足以支撑中土实施积极防御之国策。
策略错误？先帝时期国力不足，要休养生息，只能消极防御，如今国力发展了，当然要积极防御，主动出击，遏制和削弱外虏，为中土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飞速发展的中外大环境，否则中土总是受制于外虏的威胁，在倍受掣肘的情况下步履蹒跚，无法专注于发展，长此以往当然不利于自身的强大。
所以西征是对的，倾尽国力东征高句丽也是对的，只要一战而定，接下来东都就能腾出手来，在确保北疆稳定的同时，加大对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浑人即便反攻也无法形成威胁，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杀进西域也只能与中土分庭抗礼，西北局势也就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溃千里。
然而，第一次东征以惨败而告终，积极防御的国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飞速发展的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难道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相比西征，东征期间军事指挥上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军权更为集中，圣主和中枢不但牢牢掌控了军事决策权，还从前线统帅们的手上“抢”下了大部分的战场指挥权，前线统帅们为此不得不事事请示最高统帅部，结果贻误战机。
但是，圣主和中枢并不承认自己“抢”了统帅们的战场指挥权，因为水师是单独行动，水师统帅部独揽水师指挥权，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就能决定水师的攻防大计。另外在陆路，远征平壤的大军也有临机处置的**指挥权，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三个人全权负责攻打平壤。所以水师在平壤的败北，陆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都是前线统帅们指挥不力，与最高统帅部没有关系，与圣主和中枢过度集中军权也没有关系。
如此一来，就剩下最后一个原因，国内政治斗争，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改革和保守之争，保守派为维护自身利益，为推翻改革，为推翻圣主和改革派，不惜牺牲中土和国祚利益，不惜摧毁积极防御的国防策略，甚至不惜屠杀几十万卫府军民，其中最令人切齿痛恨的就是杨玄感和斛斯政等罪大恶极的激进保守势力，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他们里通外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导致东征连续失利，导致内忧外患一起爆发，中外大势急转直下，导致中土在南北关系中历经艰辛而获得的一些优势丧失殆尽。
圣主对保守派恨入骨髓，恨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中土、国祚、统一大业和千千万万生灵于不顾，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杨玄感、斛斯政等叛臣贼子。
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两次东征失利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保守势力不但强大，而且为了击败圣主和改革派，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太可怕太恐怖了，如果圣主和改革派继续与保守势力血腥厮杀，一意孤行，不做任何妥协，最终结果不难想像，恐怕就算圣主和改革派笑到了最后，也是最后一笑了。
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妥协，必须以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暂时赢得与保守势力的和解，以携手合作共渡难关。
但是，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彻底撕破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双方针尖对麦芒，刀出鞘箭上弦，都已决心置对方于死地，此刻谁也不能退，谁也不敢退，一退就有可能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死局。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改革派肯定要乘机出手，对保守势力来一个“大扫荡”，一场政治清算必然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而西京做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必然誓死反击。为确保反击成功，西京必然蓄意恶化西北局势，挟西北危机来威胁圣主和改革派，摆出同归于尽之架势。
这种情形下，圣主和改革派只能在政治清算中适可而止，止步于潼关，不再蓄意把风暴推向关中乃至整个关陇地区。但是，圣主和改革派的这种妥协是被迫之举，是无奈而为之，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必然向保守势力大开杀戒，所以西京不会认可和接受这种妥协，他们必然保持高度戒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始终与改革派紧张对峙，而为了在对峙中赢得更多优势甚至最终的胜利，西京必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改革派，用尽一切手段削弱中央威权，无所不用其极。如此一来，双方还谈什么合作？还怎么共渡难关？
圣主紧急召见黄门侍郎裴世矩。
西土经略就是出自裴世矩，西征的胜利让裴世矩的西土经略转化为累累硕果，然而天不遂人愿，短短四年后的今天，累累硕果眼看就要化为乌有了。而西土经略的失败，不仅意味着疆土的失陷，西北安全陷入危机，更给了圣主和中枢一个响亮“大巴掌”，威权遭受重创，尤其严重的是，在东征连续失利内忧外患一起爆发的不利局面下，西北危机等于雪上加霜，对圣主和中枢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裴世矩看完西京奏报，暗自苦叹。
政治斗争白热化了，两京的政治博弈越来越血腥，有逐渐失控之趋势。杨玄感的变就如一桶“火油”，浇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火焰上，结果“轰”一声响，爆炸了，失控了，不可收拾了。
西土经略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央对西北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东都的借口就是倾尽国力进行东征。东征的确耗尽了国力，但问题是，打一个高句丽，目的又是杀鸡儆猴，是否有必要动用上百万人？是否需要倾尽国力？是否需要以牺牲西土之利来支持东征？
如果牺牲西土之利的确赢得了东征大捷，那深层次的矛盾也就被掩盖了，但现在西土之利被完全牺牲掉了，而东征却接连失利，这个深层次的矛盾也就无法掩盖，彻底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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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五章 裴世矩的无奈
西土经略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