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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看到，在葱岭以东的三大强横势力中，中土和西突厥有共同的敌人，这是双方结盟的基础所在，其次因为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双方都倍受掣肘，都无力独霸西域，更无力去征伐彼此，广袤的西域就此成为双方的缓冲带，双方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愈发有利于双方的结盟。”
圣主一听就明白了，神情顿时凝重起来。
裴世矩所谓的诚意，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与西突厥人联手夹击大漠北虏，把东。突厥人赶出西域，逐回大漠，以大金山（阿尔泰山）为界，形成三强对峙之局面。
如此中土便能与西突厥人平分西域，继续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到西域，在西疆成功构建积极防御之态势，而西突厥人则利用三强对峙确保了西域的稳定，保障了葱岭以东的安全，接下来它就可以倾尽全力在葱岭以西与波斯人交战了。
此事早在两年前，西突厥射匮可汗遣使东都结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当时中土要发动东征，要打高句丽征服远东诸虏，为此必须巩固和加强南北关系，加深与大漠牙帐的盟约，所以中土一口拒绝，并向西突厥使者做出了一些欺辱性举措，以此来“安抚”大漠北虏对中土结盟西突厥的严重不满和严正抗议。
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中土在西疆、北疆的形势都恶化了，既不能得罪西突厥人，也不能交恶东。突厥人，但两不得罪，形势会恶化更快，后果会更严重，所以裴世矩果断决策，联手西突厥夹击大漠北虏，干脆以得罪东。突厥人来换取西疆的稳定。
目前北形势下，得罪东。突厥的后果有两个，一个是悲观的，大漠北虏被彻底激怒，南北战争迅速爆发；一个是乐观的，大漠北虏面对中土与西突厥的强大联盟，迅速陷入腹背受敌之窘境，于是不得不忍气吞声，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紧张的南北关系因此得以缓和，南北战争也因此得以延迟。
裴世矩显然持乐观态度，他根本不怕与大漠北虏撕破脸，相反，此刻反目成仇，对中土逆转危局反而有利。
中土在东征战场上虽然连番失利，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但在西域战场上，中土一旦与西突厥大军联手夹击东。突厥人，大败而逃的必定是大漠北虏，于是东。突厥不得不两线作战，它若入侵中土的北疆，西突厥人和中土大军会必定越过大金山，攻打漠北，北虏首尾难以兼顾，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到了那一刻，大漠北虏倒是不愿与中土决裂了，与其一怒拔剑，一个打两个，自讨苦吃，倒不如暂时妥协，继续维持三强对峙、互为牵制之局，最起码可以闷头大发展，练好“内功”，不至于被敌人联手打得鲜血淋漓，一败涂地。
此策与“围魏救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既能拯救西北危局，稳定西疆形势，又能缓和南北关系，稳定北疆局势，因此如若成功，对中土非常有利，足以让圣主和中枢从焦头烂额的外交困局中摆脱出来，可以腾出手来一门心思稳定国内局势，甚至还能顺利完成第三次东征。
圣主反复思量，仔细权衡，详尽分析和推演，最终还是认可了裴世矩的计策。
但是，圣主有个最大的担心，那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突厥人可以利用，却不能信任。
突厥人虽分东、西两部，但终究是同脉同源的一家人。从种族的角度来说，突厥人和汉人是天生的仇敌，所以如果东、西两部突厥在关键时刻联手“算计”中土，则中土必定难逃重创之噩运。
圣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对两部突厥来说，中土最强，中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所以若有天赐良机打击中土，削弱中土，他们是否会联手攻击？”
“当然会联手攻击。”裴世矩毫不犹豫地说道，“对西突厥来说，他们最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中土与大漠两虎相争，如果两败俱伤就更好，这对他们稳定葱岭以东的形势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若大漠北虏要发动南北大战，并为此寻求西突厥的帮助，西突厥必定积极支持。”
圣主沉默不语，脸色有些难看。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积极结盟西突厥，以遏制和打击大漠北虏的野心，以赢得更多时间来稳定国内局势。只待国力恢复，兵强马壮，不待大漠北虏南下，我们就会北上征伐，杀他个落花流水，以绝后患。”
此言一出，圣主龙颜大悦。对未来要持乐观态度，唯有乐观才有信心，才能积极主动，如果事事悲观，萎靡不振，甚至自暴自弃，那还有什么未来？
“如果西土那边能够取得满意成果，北疆这边或许还可以继续东征。”圣主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事已至此，裴世矩对第三次东征必须表态，不能再含含糊糊了，“请圣上宽心，此去西域，臣当竭尽全力，必不负圣上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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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九章 似曾相识
君臣二人商议妥当，并不代表裴世矩马上就能成行。
p》如此大事，关系国运，不但需要中枢最高决策层的一致同意，还需拟制详细方案，把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全，中央、卫府、地方官府、西北军、西域校尉府等相关府署也要通力配合，是一项浩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能说走就走。
裴世矩是此“工程”的发起者和执行者，此趟西行，主要是起统筹、协调、指挥和决策作用，具体事情还需要中央和地方上的军政官员具体去做，这就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其执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裴世矩信誓旦旦，但也没有拍着胸脯做出承诺，实际上就算他做出承诺，圣主和中枢重臣们也不会相信，也就姑且听之，做好两手准备，备好预案，一旦裴世矩此行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则马上改弦易辙，另行他策。
圣主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尽快发动第三次东征，所以他给裴世矩的时间非常有限，最多到今年年底，满打满算五个月，扣除掉赶路的时间，裴世矩实际上可以用来完成谈判的时间，理论上不足三个月，时间太少。
目前国内外局势都不好，国内有顽固的保守派，国外有凶狠的北虏，危机四伏，圣主和中枢焦虑不安，急于逆转，于是发动第三次东征就成了最“便捷”的“救命稻草”。此举虽有急功近利之嫌，但若一切顺利，实现了全部预期目标，对内可重建威权，对外可武力威慑，则国内外局势都能迅速逆转，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但第三次东征不能拖，明年春天必须开始，如果拖到后年乃至更久，“黄花菜都凉了”，它就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自杀的“绞索”了。
这就是圣主限制裴世矩完成任务时间的原因所在，其用意并不是增加任务的难度，而是警告裴世矩，必须分清这个任务的主次。
裴世矩西行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西京拿来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迫使西京必须向东都妥协，最起码不要公开反对第三次东征。
楸圣主也会妥协，他的“底线”是，你可以不支持第三次东征，但你不要和我唱反调，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有西北危机要解决，你忙你的，我甚至可以给你“资源”支持，条件只有一个，闭上你的嘴巴。
裴世矩西行的次要任务才是遏制和打击大漠北虏，因为这并不是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圣主实际上没有限制“次要任务”的时间，他限制的是“主要任务”的时间，他要求裴世矩必须在年底之前，以明确的不可置疑的事实告诉西京，你们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完蛋了。而这一点，裴世矩肯定能做到，就是他主观上是否愿意做，如果他不愿意，蓄意阻碍第三次东征，那问题就复杂了。
裴世矩如果西行成功，对外可遏制大漠北虏，对内可压制西京保守势力，这与第三次东征的最终目的基本一致，可以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但唯独不能让圣主和中枢洗刷掉东征失利的耻辱，重建威权，而威权太重要了，关系到执政者的存亡，改革的成败，不可坍塌。
当然，西京在政治上的妥协只是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如果不具备，第三次东征还是圣主的一厢情愿，所以对圣主来说，为确保稳妥，裴世矩此趟西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即便没有第三次东征，中土也能依靠与西突厥人的合作赢得逆转当前危局的机会。
目前第三次东征还处在“设想”阶段，中枢大臣们对这一“设想”十分悲观，核心决策层也有较大争议，但圣主对此乐观、积极且态度坚决，卫府持主战立场的统帅们也是“摩拳擦掌”。这导致裴世矩在拟制此次西行策略的时候，很难兼顾到各方立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其直接后果就是让军政两界对此策略做出“误读”，继而蓄意设置障碍，那就麻烦了。
正当裴世矩为西行策略耗费心神，殚精竭虑之刻，内史舍人封德彝的书信送到了裴世矩的案头。
裴世矩很吃惊，他万没想到齐王及其支持力量竟然在如此危急时刻“杀进”北疆，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南北局面“横生枝节”，稍有处理不慎，南北关系必然会迅速恶化。
裴世矩对齐王的评价大为改观。齐王这步棋走得好，走得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恰好击中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攻圣主和中枢之所必救，可谓一击致命。
裴世矩认同封德彝对“齐王北上”和“高阳危机”这两件突发大事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博弈的分析和它们将对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继而对第三次东征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怀疑。他突然有一种预感，预感第三次东征可能会在短短时间内由圣主的意愿变成中枢的最高决策。
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中，在内是西京要在政治上妥协让步，在外则是大漠北虏被有力牵制，无法阻扰和破坏中土的第三次东征。而若想牵制北虏，中土仅靠与西突厥人联手，在大金山南北两麓夹击东。突厥人显然不够，毕竟寄希望于西突厥人与大漠北虏打得难分难解，把命运交给别人，实在不现实，关键时刻打铁还须自身硬，还要依靠自身力量，只要北疆镇戍力量足够强大，对大漠北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就必然能够在第三次东征期间有效牵制大漠北虏。
然而，因为东征的需要，北疆镇戍军及地方壮勇被大量抽调到东征战场，导致北疆镇戍力量急骤下降。如果东征一鼓而下，一战而定，东征战场上的北疆镇戍军迅速返回长城防线，这就是个可以忽略的小问题，但是，连续两年东征都失利了，东征战场上的北疆镇戍军不但迟迟不能返回长城防线，还损失惨重，导致原本忽略不计的小问题迅速演变成了大危机。
可以预见，如果中土发动第三次东征，大漠北虏肯定要乘着中土北疆镇戍力量严重不足的大好机会南下寇边，如此既能给高句丽以有力支援，又能打击和要挟中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这也是裴世矩献计圣主，积极结盟西突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有没有第三次东征，未来几年北疆镇戍形势都十分严峻，为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
但西域遥远，西突厥人也不好对付，裴世矩此趟西行未必能实现预期目标，围魏救赵未必好用，“远水解不了解渴”，相比起来，齐王北上镇戍，支持齐王的那些站在“明处”和躲在“暗处”的力量纷纷涌入北疆倾力相助，则必然能在短短时间内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坚固长城防线，对大漠北虏可以形成实质性威胁。
所以单就“齐王北上”这个策略本身来说，价值很高，适逢其时，恰到好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能解决圣主和中枢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非常好，但从隐藏在这个策略背后的危机来说，“齐王北上”是把“双刃剑”，既能伤敌，也能害己，有利有弊，难以权衡。
“齐王北上”会引发内外两大危机。在外是南北危机，如果齐王有意以制造南北危机来要挟圣主和中枢，从而获得极大的权力和极强的实力，那么他的北上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有可能提前引发南北大战。在内是皇统危机，齐王一旦据北疆而称霸，必然觊觎皇统，极有可能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骨肉相残，父子反目，生灵涂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圣主和中枢在“齐王北上”这件事上不但要考虑长远利益，更要解决眼前忧患，所以难度有些大，需要时间。但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对齐王就越不利，这一点显而易见。齐王为防意外，果断出手，不但打了圣主和中枢一个措手不及，还祭出了一把锋利的“大刀”，而这把“刀”就是号称中土第一反贼的白发贼。
对白发贼其人，裴世矩早有关注。早在其以马贼的身份出没于长城内外时，就有所耳闻；当宇文述下令将其拘捕进京时，裴世矩便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之后当白发贼祸乱于鲁西南渐成大患时，裴世矩亦？慢有了一些猜测。
今日，封德彝在密信中对白发贼述说较多，而这些讯息均来自范阳卢氏，可信度很高，其中对白发贼神秘身份的怀疑，对白发贼突然崛起的各种猜测，还有对其在短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的神鬼莫测之手段，都让裴世矩忽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难道，他还活着？”
裴世矩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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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章 荒谬的臆想
如果这个人没有死，当年传出的死讯是假的，是有预谋的“诈死”，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以裴世矩对此人的了解，此人“诈死”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逃避仇敌的追杀，而是要追杀仇敌，上天入海，不死不休。
此人的仇敌都是位高权重之辈，甚至有一方霸主，若想报仇，首先就要有强大的实力，所以当年接到此人死讯的时候，裴世矩将信将疑，总觉得此人不该就这样简单死去，壮志未酬身先死，英年早逝，运气这么差？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裴世矩心中的那点期待也渐渐消散，对此人的记忆也慢慢深埋，偶尔想起也如流星划过天空，只留下淡淡忧伤和点点惆怅。
但是，今天封德彝所提供的讯息，却掀开了他尘封的记忆，让他忍不住想起了那个被自己寄予厚望、视为己出，并且在自己陷入人生低谷、在经略西土的艰难过程中，始终扈从左右、义无反顾、舍生相助的孩子。
难道为祸大河南北的白发贼，竟然就是他？这怎么可能？这太荒谬了。
裴世矩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自己的“妄想”，封闭了往昔的记忆，把精力集中到“齐王北上”这件大事上。然而，当他再次仔细研读这封信的时候，心神却再次被扰乱，因为他注意到信中提及了李百药，说李百药在齐王身边。
李百药是功勋大臣李德林的儿子，而李德林与裴世矩同为北齐旧臣，两人自幼相识，交情深厚，在政治上亦是盟友。因为这层关系的存在，身为“”的重要成员李百药虽饱受圣主打击，但在裴世矩的特意照拂下，仕途并未断绝，现在是鲁郡泗水鹰扬府的司马，远离京师，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之前白发贼就在鲁郡烧杀掳掠，而齐王也因此到鲁郡戡乱剿贼，也就是说，李百药、白发贼和齐王三者之间的确有产生“交集”的可能。但以裴世矩对李百药的了解，除非其亲人和家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险，否则李百药断无可能冒着激怒圣主、身死族灭之危险，接楸齐王的“邀请”，为齐王出谋划策，再次卷进皇统之争，重蹈覆辙。
只是，封德彝既然说了，他就有确切证据，确有其事，那么，李百药为何要在政治上犯同样的错误，重蹈覆辙？
齐王已经被圣主所“抛弃”，不论齐王如何“挣扎”，也不论齐王的支持者如何努力，齐王继承皇统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为了这一丝渺茫的希望，李百药有必要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更重要的是，李百药身份特殊，在山东儒林尤其河北士子中影响力很大，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赵郡李氏的利益，关系到河北豪门世家的利益，对山东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辅佐齐王这件事上，李百药一个人说了不算，除非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这两个与李百药利益攸关的山东超级豪门给予支持，否则李百药断然不会重蹈覆辙。
于是更大的疑问就来了，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意欲何为？齐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旦夕不保，政治价值已经很小，他们能够从这位日落西山的亲王身上“榨取”到什么政治利益？
难道那个孩子当真还活着？裴世矩心中的“执念”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