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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人为何甘为棋子？”圣主追问道，“爱卿对此有何推测？”
封德彝绝无可能提及白发贼、李百药和齐王三者之间的秘密，这要是说出来，赵郡李氏有嘴说不清，必受其害。不过封德彝也从裴世矩在给自己的回信中，只字不提白发贼，间接证实了自己的推测。封德彝在中枢做了十八年的内史舍人，亲身经历了自开皇末年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暴，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其中就包括榆林事件中，那个引发了“巨大风暴”的小小秘兵。
裴世矩久居中枢，为两代皇帝主掌外交事务，可想而知他手中掌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资源”，其中秘军就是裴世矩能够支配的重要资源之一。正因为裴世矩掌握了秘军，他才有讯息上的优势，才被盟友和政敌所忌惮，才能在政治风暴中屹立不倒。
当然，封德彝不会“出卖”裴世矩，他要“出卖”的是宇文述。
“圣上，当年在榆林，有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封德彝“点到即止”。
圣主惊讶了，被封德彝这突如其来的半句话掀开了记忆，脸色顿时凝滞。高层中，政治博弈永远都激烈而残酷，今天还是你好我好，把臂言欢，明天就是生死仇敌，拔刀相向。谁敢拿“南北关系”做文章？谁会用“南北大战”进行政治讹诈？谁有能力拿中土和王国的利益来做政治交易的“筹码”？唯有高层。
当年榆林事件中，中土两代政治大佬全部牵涉其中，先帝旧臣和圣主亲信大打出手，顽固的保守势力和激进的改革先锋血腥厮杀，就连中土第一功勋大臣高颎都死于其中，可想斗争之激烈。
在那场厮杀中，圣主和改革派笑到了最后，但是不是说，矛盾就此消失，仇恨也随之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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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六章 封德彝的选择
当年引发榆林风暴的是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这两位贵胄违背禁令，向大漠北虏走私武器，实际上这等同于叛国，结果被人发现举报。
但这件陈年旧事，与今日白发贼有何关系？封德彝到底想暗示什么？是暗示高层又要掀起斗争，还是暗示高层中有人卖国？
当年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兄弟虽然死罪得免，但活罪难饶，永绝仕途，侥幸的是宇文述在圣主的“庇护”下安然无恙，而当年借此事向宇文述发难的权贵中，也有一个人逃过了劫难，那就是苏威。
在中枢核心层，宇文述和苏威表面一团和气，实则明争暗斗，是你死我活的政敌。
如果白发贼的背后是关陇人，那白发贼与齐王之间的一系列“默契”也就有了合理解释，而此次白发贼与齐王联袂“进入”北疆，看起来名义上是帮助齐王夺储，实则别有图谋，极有可能是蓄意破坏南北关系，挑起南北大战，摧毁圣主和改革派经略大漠之谋划，以此来报复东都对西京的遏制和打击，说到底，还是保守和改革之争。
圣主脸色阴郁，眉头紧皱，稍加思考后，问道，“断绝燕北走私，利大还是弊大？”
封德彝暗自松了口气。圣主睿智，所思所想与众不同，对他来说白发贼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白发贼为谁卖命，白发贼与齐王合作的目的是什么，至于白发贼和宇文述之间有何秘密，河北人在白发贼北上过程中又充当了什么角色，他都不关注，也毋须关注，他只要结果，结果最重要。
封德彝本来还担心圣主“盯”着白发贼“刨根问底”，现在看来自己是多虑了。圣主站得高看得远，诸如白发贼这类宵小根本入不了眼，当然了，圣主是不是相信了封德彝的话，或者看穿了封德彝的“伎俩”，估猜到他蓄意“抹黑”关陇人，故意给宇文述拉仇恨，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既然圣主主动转移了话题，封德彝的注意力也就迅速集中到“燕北走私”。瞬息之间，他便理出了一个大概脉，推测出了圣主的意图，心中顿时大喜。圣主还是相信他的，这次就主动给了他一个立功表现的机会，以此来堵住居心叵测者的“嘴”，这样在接下来的政治清算中，就算有人上奏弹劾他，圣主也有理由给予“庇护”，帮助他轻描淡写地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
但是，断绝燕北走私，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急切间，封德彝有一丝犹豫。
从主和派的立场来说，纵容燕北走私是维持南北关系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断绝它，肯定会恶化南北关系，弊大于利。但从主战派的立场来说，大漠北虏已经崛起，正在迅速发展壮大，两虎必有一争，南北双方必有一战，这不仅是历史规律，也是当前中土、西土和大漠三强鼎足而立的格局所决定的，既然如此，中土有什么必要实施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
中土退一步，北虏就会进一步，就会越来越嚣张，越来越肆无忌惮，当前南北关系之所以紧张，恶化，原因不在中土不妥协，而在北虏贪婪无厌，步步进逼，所以，中土应该果断改变对北虏的态度，强硬、强横、强势，甚至不惜一决死战。这样若能逼迫北虏妥协让步，紧张的南北关系自然就会缓解，毕竟南北紧张态势的制造者是北虏，而不是中土，反之若北虏不知死活，非要正面抗衡中土，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南北大战，而中土并不惧怕南北大战，凭借牢固的长城防线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因此从主战派的立场来说，燕北走私已经不是利大弊大的问题，而是严重危及到了中土利益，早就应该断绝了，所有纵容和参与者，都是叛国逆贼，都该杀。
封德彝一咬牙，毅然决断。他是河北人，与中枢主和派代表关陇人苏威、江左人萧瑀本来就是政敌，他突然在南北关系上改变立场，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了苏威和萧瑀。大家本来就不是“一路人”，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合作一下，利益产生冲突了就分道扬镳甚至拔刀相向，这很正常。至于裴世，已经在书信中做出了明确暗示，给予封德彝以支持、理解和谅解。
“圣上，裴侍郎西行达成目的之后，中外大势的走向就会迅速改变。”封德彝并没有直接回答圣主，而是直奔“要害”。
“依照裴侍郎的说法，在葱岭以西，大秦人（拜占庭帝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如果大秦人被波斯人灭亡了，接下来西突厥人就要独自面对波斯人的进攻，这对西突厥人很不利，所以裴侍郎认为，现在西突厥人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攻打波斯人的准备，之所以把精力放在西域，甚至把牙帐都迁到了西域，一方面是为了麻痹波斯人，另一方面则是逼迫我中土与其联手夹击大漠北虏。”
“但西突厥人的真正的目的肯定不是攻打大漠北虏，他们不会把自己有限的力量消耗在葱岭以东，而是借东西夹击之势向大漠北虏施以重压，从而迫使大漠北虏不得不妥协，不得不与其签订城下之盟互不侵犯，如此西突厥人就能腾出手来攻打波斯人，以解大秦人的燃眉之急，而大漠北虏则能借助西突厥人的力量，在牵制我中土西北军的同时，集中全部力量入侵我北疆，乘着我中土大军连续东征疲惫不堪之际，重创我中土，以此来摆脱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窘境，暂时缓解它在三强鼎立格局中的不利局面。”
实际上简单一点说，西突厥人为了能在“后顾无忧”的情况下攻打波斯人，必须挑起南北大战，让中土和大漠北虏殊死搏杀。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另外一个也伤痕累累，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西突厥人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避免两线作战。
西突厥人的布局并不复杂，裴世矩看得很清楚，但让人无奈的是，西突厥人的运气非常好，当前中外大势恰好帮了西突厥人的大忙，只要西突厥人用心“操作”一下，就能挑起南北战争。
中土和大漠北虏打得两败俱伤对西突厥人最有利，可以给西突厥人赢得五到十年的战争时间，当然了，如果能把其中一个打崩溃了，不论是中土分裂还是大漠牙帐分崩离析，西突厥人都会“笑开花”，这可以给它赢得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战争时间。现在的波斯人太强大，西突厥人必须联手大秦人才能与其抗衡，但大秦人需要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所以葱岭以西的战争旷日持久，十年内结束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西突厥人为什么先集中力量经略西域的原因所在，它必须确保自己“东线”的安全。
也就是说，从这一未来趋势分析，南北大战不是会不会爆发，而是何时爆发，不是中土想不想打，而是北虏必须要打。
如果大漠北虏不打中土，不在最短时间内打中土，西突厥人就“坐不住了”，因为西突厥人的时间非常紧张。西突厥人不打波斯人，并不意味着波斯人不打它，如果波斯人为了切断“丝路”对大秦人的帮助，断绝大秦人的“救命稻草”，突然出兵打它，西突厥人就是两线作战，处境太艰难了，为此西突厥人必须抢时间，必须尽快联合中土打大漠北虏。而中土也确实有北伐的意愿和动力，圣主和中枢也的确需要北伐的胜利来逆转政治危局。如此东西夹击，中土与大漠北虏的战争就开始了，两虎还是相争了，但第三只老虎就在一边虎视眈眈，这对大漠北虏太不利，到那时即便西突厥人“出工不出力”，大漠北虏也是难以招架，不死也要脱层皮。
所以从大漠北虏的立场来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不如就与中土打一仗，这样好歹是两只老虎打架，另外一只躲在一边看热闹，这对大漠北虏就有利了，即便损失较大，但也不会有败亡之祸。更重要的是，等到西突厥人与波斯人的战争开始后，葱岭以东就是两虎相争的格局，中土从战争的“泥塘”中爬起来恢复力量之后，还是要北伐，还是要横扫大漠，因此对大漠北虏来说，迟打也是打，早打也是打，倒不如早打，这样大漠北虏还能借助到西突厥人的力量，还能在战争中占据一些优势，就算结果两败俱伤也能接受，毕竟大漠北虏给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时间。
“圣上，今日议事，主和者之所以集体失声，原因就在如此。”封德彝直言不讳地说道，“西北危机迫使我中土必须加强与西突厥人之间的盟约，如此我们就只能答应西突厥人，与其联手攻打大金山，这等于向大漠北虏宣战，等于逼迫大漠北虏与我中土一决死战，所以南北大战很快就要爆发，乐观估计也就两三年之内的事。”
“当然，对大漠北虏抱有幻想，坚持主和立场的大有人在，原因是他们并不了解葱岭以西的局势，也不认同裴侍郎对未来趋势的推演，但臣相信裴侍郎。裴侍郎主持外事几十年，当今朝堂上，若论外事，他是绝对权威。所以臣认为，现在我们不是要权衡断绝燕北走私的利弊，而是要评估发动南北大战的得失，我们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其中当务之急就是发动第三次东征，先把远东危机解决掉，这是迫在眉睫之事，不能耽搁。”
圣主目露欣慰之色，对封德彝在关键时刻的“支持”非常高兴，毕竟这是关系到中土和王国命运的重要时期，政治上多一个盟友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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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七章 可有对策？
“爱卿所言甚合朕意。”圣主微微皱眉，低声叹道，“目并不具备继续东征的条件，奢谈第三次东征并无意义，但正如爱卿所言，南北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确要进行战争准备，以免被北虏打个措手不及。”
封德彝深以为然，不过忧色重重。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太难。
南北战争事实上由来已久，历朝历代都受困于南北战争，甚至有王朝直接灭亡于南北战争，所以讨论有没有南北战争实在太幼稚，应该讨论的是南北战争何时爆发，如何在战争中击败对手。
今日中枢主和派严重缺乏赢得战争的信心和勇气，非常顽固地把自己放在弱势地位上，坚持“以夷制夷”，坚持以最小代价赢取最大利益，甚至不惜以妥协忍让来换取和平发展的时间，这让以圣主为首的主战派十分不满。时代不一样了，不能墨守陈规，不能固步自封，要与时俱进，要开拓进取，要做时代的“弄潮儿”，于是有了西征，西征大捷，于是发动东征，但东征却连连失利，这给了圣主和主战派“迎头一棒”，主和之声随即卷土重来，再度笼罩中枢。
然而，形势不一样了，这时候战争阴云已汹涌而来，南北战争已一触即发，再谈“主和”就不是救国，而是要误国、亡国了。
但是，这个时代，站在高山之巅，高瞻远瞩，准确预测到未来趋势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贵族官僚还在“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正因为如此，大智慧者在逆转中土命运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成功者流芳千古，失败者遗臭万年，一步天堂一步地狱，步步惊心。
现在不谈第三次东征，还没有影子的事情，只谈南北关系，中枢就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对未来较为乐观，坚持以妥协来换取恢复和发展时间，在国防上采取守势，以免对方做出错误解读；一种对未来较为悲观，坚持积极备战，以强大武力进行威慑；还有一种态度是实事求是，既然未来很不确定，那就做两手准备，外交上妥协，国防上备战，万无一失，这看上去很不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为中枢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激烈，互相掣肘乃至扯后腿，结果可想而知。
也就是说，虽然现在主和派都从未来趋势中看到了南北战争的“阴影”，但这并意味着主和派就同意进行战争准备，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进行战争准备牵涉到三个重要因素，政治上要全方位配合，各方政治势力要齐心协力，要维持两京政局的平稳；国力上要倾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全力支持，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大环境；外交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比如与西突厥牢固联盟，承认吐谷浑复国并重新接受它的藩属地位，臣服远东诸虏并稳定远东局势，拉拢和结盟大漠诸虏大联盟中以及大漠牙帐内部的亲中土势力，等等。
但目前糟糕的中外局势，实在难以进行全方位的战争准备，这就是主和派坚持以妥协来换取恢复和发展时间的原因所在。
之前西征进行了两年的战争准备，东征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准备，其中西征调集了十万卫府军，东征调集了四十余万卫府军，那么南北大战要调集多少军队？目前无法预测南北大战的规模，但卫府军投入战场的兵力不会少于十万军队，考虑到东征损失惨重，卫府军队和中土国力短期内都无法恢复到最佳状态，那么这个战争准备的时间肯定要超过三年，如此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南北大战在三年内爆发，中土尚未完成战争准备，仓促应战，结果就很不乐观了。
圣主和中枢再也败不起，南北大战不能败，这是“底线”，既然无法保证“底线”的安全，主和派当然坚持以妥协来换取时间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总不能拿中土兴衰和国祚存亡去做一次豪赌吧？靠赌博能治国？
所以不要说第三次东征了，现在就连进行南北战争的准备，都无法在中枢达成共识形成决策。
圣主和改革派要东征的胜利，要南北大战的胜利，要坚固自己执政地位，要把中央集权制改革进行到底，他们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因此中枢主战者意志坚定，士气如虹，但阻力太大，保守势力就不要说了，他们肯定是唱“反调”，而改革派中的主和者，他们求稳，不打无把握的仗，而目前激烈对抗的两京政局以及东征大败，都足以证明仓促进行南北大战肯定没有取胜的把握，既然明知胜算太小，为何还要行险一搏？
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我以妥协换取南北关系的稳定，我与西突厥人牢固结盟的同时，也可以与大漠北虏牢固结盟，我既可以答应西突厥人东西夹击大漠北虏，也可以答应大漠北虏联手攻击西突厥人，如此必能挑起东、西两部突厥的自相残杀，而我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岂不乐哉？
这个计策不错，但操作性不高，原因很简单，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突厥人不是白痴，同样的错误不会一犯再犯。此计早在开皇末年就用过了，中土用极小的代价，巧妙利用突厥人内部的矛盾，挑起了东西两部突厥的自相残杀，两部突厥惨遭重创，由盛转衰，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元气。你算计别人一次可以，自作聪明再来一次，恐怕就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毕竟这个世上还是聪明人多啊。
当然，困难再大，阻力再大，该做的正确的事情还是要做。对中土来说，外虏始终是威胁，国防策略即便偏重于防御，但防御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