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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天气特别的好。我不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雨过天晴，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都觉得不够确切，那天属于那种北京极少有的、能见度非常高的、从东城的高处一眼能看见西山、香山的那种晴朗的天气。
这一天是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他们将离开北京。上午，考察团召开内部会议。下午14：00，考察团从北京饭店出发赴首都国际机场。一路上，考察团成员们被车窗外明朗的天气所吸引，每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格外的好。在机场B8。B9贵宾室，北京奥申委官员与考察团成员们欢声笑语，气氛非常融洽。尔后，大家相互作了简单告别，维尔布鲁根带领考察团全体成员登上了NH160航班。15：20，飞机离开跑道，冲向清澈明朗的天空，飞往日本大阪。
至此，北京迎接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工作圆满完成。
3、天气不如“人气”
在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几天中，面对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的挑战，我们奥申委工作人员没有丝毫怨言和气馁。天气不好，我们用一流的工作质量、热情的接待服务、高效的组织运行和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求与向往打动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每个成员。
北京四中学生的聪明、向上，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能用英语直接与他们进行交流，使考察团的每个成员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街道大妈的一声“Wele to Beijing！”使他们感到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真诚；奥运村、五棵松体育中心等的预留地，使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北京奥申委科学严谨的工作计划和工作人员认真工作的干劲，以及北京高水平的《申奥报告》和精彩的陈述，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国人高超的组织能力和水平。
虽然遇到了罕见的天气变化带来的很多不利因素，但这次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工作是圆满的，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也是非常满意的。对于气候等客观条件带来的问题，考察团的认识非常理智。这次考察的所见所闻，我相信考察团的每个成员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是人的观念的变化，以及广大老百姓脸上所流露出的自然的笑容，这是装不出来的。现在的中国不怕你来看，而是怕你不来看。凡是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都会为中国的变化和北京的现代化而惊叹。
特别是考察团每到一处，亲眼看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欢迎，使他们感受到奥林匹克精神在13亿中国人身上具有的超级潜能，这是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经历了“四季”的变化，在离开北京前，又看到了经过“四季”变化洗礼的北京，空气是那么新鲜、清爽，天空是那么清澈、明朗。
但愿这是一个好的预兆，但愿北京的天气越来越清，越来越“朗”。
我想起了第一次申奥时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时的一些情况。与这次不同的是，那时的问题主要不是气候等自然方面的，而是主观上的。但那次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也为后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下面的几个故事讲的都是发生在第一次申奥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时的事。
4、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的缺憾
我领导的总体部，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提出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考察的工作方案并协助领导组织实施。这项工作是北京申办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奥申委领导非常重视。我是提前八个月就开始组织研究、起草并很快拿出了第一个方案。后来经过无数次修改，若干次调查研究、实地考察、踩点、具体指导落实，最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周密、严谨、高效的方案。在实际执行中，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每天的工作、活动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几乎分秒不差。
那次我们安排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下榻中国大饭店，这也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之一，也是当时北京12家五星级饭店之一。事先，万嗣铨秘书长带着我们有关人员去考察，同去的都是饭店业、旅游业、建筑业方面的专家，经过大家仔细、认真地参观、考察，对各种客房、设施一边看，一边记了一些问题；对饭店的一些细节提出了改进意见；对饭店的服务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人大都是专家，提的问题也很专业。万秘书长更是建筑方面的专家，对客房里的硬件很会看门道。哪怕是房间里的窗帘有点问题，或是卫生间里一个小地漏的问题也逃不出他的眼睛。在这些人里，只有我是外行，但我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大家都很容易忽视的问题。
我们走进饭店的总统套房，我被那金碧辉煌的装饰和设施、设备看得眼花缭乱，一共有多少间房都没记住。我这是第一次见着总统套房，所以，挨个房间转了转，看着眼前这么高级的房间，连浴缸上的旋钮都是金的，说实话，我真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当我走到套房的会客厅时，我随便走到大窗帘旁边，随手拉开窗帘，从窗子往外望去。总统套房在最高的楼层，方向是正南。往下看，是火车的集结地，许多火车停在那里，好像是火车库，一列列像长蛇一样排在那里，其中有的在冒着白烟喘着气。再往前看，就被漂在空中的一片一片、一团一团的烟雾所覆盖了。烟雾下面隐约能看出来许多低矮、破旧的建筑，就像国外的一些贫民窟。我看着窗外的景象感觉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度和角度看过北京城内这样的状况，何况我是身在这样富丽堂皇的房间里看着眼前的景象，有一种很不和谐的反差。
我想，这算不算是五星级总统套房的一个缺憾呢？假如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团长也像我这样站在这里，眺望下方，他会有何感想呢？
我把想法告诉了万秘书长，他说，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选了一套视线稍偏一些的总统套房，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用屏风在视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弥补了一些不足。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是国情和现状所决定的。
现在好了，北京近些年的发展一日千里，那些低矮、破旧的小平房已经越来越少了。如今，中国大饭店的南面是一片高楼大厦，是有名的CBD商圈。是众多青年男女追求、向往的白领工作区。
每次我开车走东三环路过这里时，我都要跟车上的人说：“这里变化太大了！”车上的人都会附和我说：“是呀，变化太大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我所指的变化的具体含义。
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站在那总统套房的窗子前，好好地欣赏一下北京的新貌，特别是那美丽的夜景。
5、中日医院门前的尴尬
按照计划，要安排考察团考察一个奥运会指定医院，我们选定了中日友好医院。这个医院在各方面条件上应该都是不错的，都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要求。还有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也比较合适，离奥运村不远，行车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考察团在医院参观、考察期间也都很满意，考察工作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时间也控制得非常好。但没想到的是，在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先没有安排的、令大家都很尴尬的事。
那天上午10：00左右，我们的车队从北四环的小营拐向南行，朝中日医院驶去。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成员分坐在两辆考斯特面包车上，我坐在第一辆车副驾驶的位置上。在离开前一个参观点时，我及时用对讲机通知提前到中日医院打前站的肖宁：
“我们已经出发，10分钟后到达中日医院。你那里情况如何？”
肖宁回答：“一切正常，中日医院都准备好了。”
我又通知前面的开道车：“一切正常，按计划行驶。”
在离中日医院大门还有几百米的时候，我就听见好像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心想：都十点多了还有扭大秧歌的？再一听不像是扭大秧歌，声音越来越大，是做什么呢？我有些奇怪。在离中日医院大门口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原来是一群小学生，站在中日医院大门口的两边，一边稀稀拉拉的敲锣打鼓，一边有节奏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大门口还有一个红色的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热烈欢迎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小学生队伍旁边站着几个像老师模样的人在指挥。
看着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身上穿着新衣服，脸上抹着大红脸蛋，手里拿着小旗子，嘴里机械地喊着口号，加上耳旁稀稀拉拉不齐的锣声、鼓声、口号声，我觉得很不舒服，甚至觉得有些尴尬。
这并不是我们安排的，不知道是哪一级政府、街道委员会，还是中日医院安排的，事先也没有向奥申委报告。
用这种方式在医院门口欢迎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
我们的车进大门口的时候，锣鼓声已经很大了，车上的人说话基本听不到。我看到车上的考察团成员们脸上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有的人显得一脸疑惑，出于礼貌，有几个成员也机械地向窗外的小学生们挥了挥手。我看到何振梁同志也在皱着眉头，张百发同志也面无表情地看着外边，有时挥几下手。万嗣铨同志一脸不高兴，小声说道：“谁让他们搞的？瞎胡闹。”我由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下面看我很清楚，我感到很不舒服，但出于礼貌，也挥了几下手。那是我在接待考察团过程中感到最不愉快、最尴尬的事。
后来听陪同考察团成员的翻译人员告诉我，当时一个考察团成员问翻译：“小学生们在干吗？”“为什么他们不去上课？跑到这里来敲鼓？脸上还涂红的？”
我们的翻译人员不知如何回答。
6、申奥工作“时间差”
我从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一个理论观点：接待工作需要打“时间差”。也就是工作要做到“前面”，尽量向前，决不能拖后。许多时候，做到前面就是高质量，拖到后面就是低水平。高质量和低水平之间有时就是那么一点前后时间的差别。
在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工作中，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特别是在细节上下功夫，给自己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比如，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评估团下飞机后，“行李要先于人到房间”。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不可能，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接待工作了，这是很难做到的。”也有的同志认为没必要，“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只要不耽误客人使用就可以。”我和一些同志坚决支持万嗣铨秘书长提出的这一主张，认为不但能做到，并且一定会做得很好。
对于下飞机后行李出关等一些细节，我比较了解。因为在准备接待国际奥委会的方案过程中，我曾再次到首都机场进行过实地考察，跟着给飞机运送行李的电瓶车，到航站楼外行李传送带的入口处，并且亲自从行李传送带的入口处钻过去，跟着行李一起钻出来，钻过两三遍。一秒一秒地计算时间，从而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
为了使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下飞机时，能快捷、方便地走出来，减少等行李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并反映我们工作的高效率，我们提前几周甚至更长时间，就了解到每个评估团成员来北京的航班号（因为不是每个成员都能乘同一班飞机的），然后与当地我使馆联系，在其登机前和登机时给予照顾。或把制作精美的、醒目的VIP行李牌寄送给本人，请他到时候拴在自己的行李上。如果乘坐的是中国民航，我们事先与中国民航联系，在飞机上给予照顾，并把他们的行李放在靠机舱门口。以便下飞机时我们接待人员很快就能找到其行李。
在考察团下飞机后，我们首先请他们进VIP室。这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我们的领导和礼宾官为他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请记者们咯嚓嚓照相，进行简单的采访。他们会感到对他们的重视和热情。但同时我们利用这个仪式打了个“时间差”，仪式何时结束由我们决定。
机场里，我们负责接行李的人利用这个时间去把评估团成员的行李全部找到，核对好，并装好车后，用对讲机向我报告：“行李已全部装好车。”
我用对讲机回答：“好，你们立刻出发。”
然后，我立刻报告万秘书长：“行李车已经出发了，仪式可以结束了。”
几分钟后，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我们引导考察团成员出门上车。上车前，我们的礼宾官分别告诉客人：“这辆车从现在开始归您使用，您的司机是×先生，这位是您的翻译××小姐，从现在开始，他们为您工作。”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内容。车子、司机、翻译，这都是客人较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来中国工作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肯定要提供的。但早一点提供，早一点告诉他和晚一些提供，晚一些告诉他，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强调，就是要在他们到中国后的第一时间就告诉他，提供给他，让他有一种感觉。接待工作质量有时就要一种感觉，这也是“时间差”，早提供并早告诉不多花一分钱，晚提供晚告诉也不能省一分钱。但这却是接待工作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考察团的车子出机场后一路畅通无阻，从刚修好的机场高速路上驶过，这是机场高速路通车后迎接的第一批汽车。汽车很快到了中国大饭店。考察团成员一进饭店大堂，饭店总经理带领部分员工列队欢迎，总经理与团长及每位成员握手，并且能够叫出每位成员的名字。考察团成员感到非常吃惊和亲切。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内容，要求饭店做到。我小时候有过一次类似的终生难忘的经历：上中学时，我考上一所为国家培养外交官的外国语学校后，我跟着父母亲去学校报到，走到学校大门口就不让家长进了。当我一个人走进大门时，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看见朝我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是她喊我，并帮我拿行李。这个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刚刚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她看照片背下了班里16个学生的名字，并在看见学生后的第一时间叫出来，这是当时校长给她们的任务。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表现的，只是有一种非常亲切的特殊感觉，并且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老师，喜欢上这所学校。
考察团进到饭店后，服务员分别带领考察团成员去各自的房间。
当他们进入自己的房间后，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的行李已经舒适地摆在行李架上。
当然，房间里还有鲜花、水果和饭店给他们的欢迎信，办公桌上摆着我们为他们准备的详细的日程安排和各种需要的文件、资料等，坐下就可以办公。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进到房间后的表情，也很难猜测他们当时的心情。但据后来饭店服务员跟我们讲，考察团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行李后很惊讶，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我想，人是有共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像我刚进入外语学校时的心情一样温暖。
7、无可挑剔的北京交警队伍
在筹备和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过程中，和我们奥申委配合最多也是最好的，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干警们。提前几个月，我们就一起研究路线、地点、时间之间的关系，一起多次顺着考察的路线踩点。那时北京的交通状况虽然比现在要好得多，但上下班时间塞车也是经常的。因此，能否保证路上不耽误时间，顺利完成每个工作点的任务，就要看交管局同志的了。事实证明，由于我们准备工作的充分，大家高度重视，团结奋战，废寝忘食地研究探讨，在正式接待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从这件事上，我开始认识到交警工作的辛苦和重要。
在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几天里，从考察团一下飞机，到最后登上飞机离开中国，我都自始至终跟着考察团，并在张百发和万嗣铨同志的领导下指挥、协调着这个考察队伍的每个行程和安排。
在整个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工作中，张百发、万嗣铨同志和我组成了前方指挥小组。考察团分坐两辆考斯特中巴车，团长等人坐在第一辆车上，由何振梁等同志陪同。张百发同志坐在司机的后面，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万嗣铨同志坐在我的后面。我身上全副武装：西服左边的口袋里放着厚厚的几页纸整个考察的日程及各工作点、各项工作负责人的联系电话（那时手机里还不能存电话号）；右边的口袋里揣着手机；手上拿着对讲机，随时与奥申委总部（刘岩、刘容等在家值班）、在前面打前站的车（由肖宁同志带领）、开道车及各工作点保持联系，下达指令并随时接听他们的报告；脖子上挂着北京奥申委的证件和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特殊证件。我随时掌握着时间进度，到每个工作点后，及时了解下一个点和再下一个点的准备情况，随时向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