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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书记立刻提醒高大同，说注意态度，要以理服人。
高大同这才收回手指，又愤愤地朝李木鸡瞪了一眼。
李木鸡始终呆呆地看着高大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时柳书记就走过来，笑笑问，听说，你想上大学？
李木鸡虽然仍没有说话，但眼球微微动了一下。
柳书记说，我听说了，你偷偷跑去公社问过。
柳书记微微一笑，又朝周围的人看一眼说，你这个愿望当然很好，当大学生么，学习科学知识么。然后，柳书记又点点头，但我告诉你，你就是再使劲表现也没用，就是全世界的知青都死光了，也轮不到你。柳书记心平气和地说，你就在这里扎根吧。
李木鸡看着柳书记，忽然眨眨眼。
柳书记又和蔼地一笑，你不用眨眼，眨眼也没用。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李木鸡眨眼似乎另有含义。
我至今仍然没搞清楚，李木鸡跟柳大丫是否真有关系。
柳大丫是柳书记的独生女儿，一个俊俏泼辣的农村女孩儿。
那时候，村里的女孩儿下田都爱跟知青在一起。尤其李木鸡，他越是沉默寡言，反而越招女孩儿喜欢。当时已是晚夏，正值除草季节。除草要两人一组，一般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在田里除草，再由女的用箩筐背出去。那段时间，每到分派农活，我发现柳大丫就总是先向李木鸡挤一挤眼，轻轻说一声，斩草。然后，两人就一起钻进玉米地的深处。
高大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曾问过我，斩草是什么意思？
我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的确不清楚。我想，斩草自然是除草的意思，但柳大丫为什么不像当地人一样说除草，而偏偏说成是“斩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说法，一定是从李木鸡那里来的，也就是说，在李木鸡与柳大丫之间，应该有着什么只有他两人知道的默契。
柳大丫出事，是在那一年的秋后。
事后据村里有经验的妇女议论，柳大丫的妊娠反应之所以不明显，很可能是她身体强壮的缘故。总之，直到她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才终于引起柳书记的注意。尽管柳书记极为生气，甚至怒不可遏，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对此事展开调查。也就在这时，柳书记从高大同那里得知了“斩草”这件事。这件事让柳书记极为惊愕，也大感意外。
柳书记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竟然会牵扯到李木鸡。
但是，柳书记再想，又觉得确实不是没有可能。李木鸡眉目清秀，戴一副眼镜，看上去白静斯文。柳书记知道，这样的年轻人正是自己女儿喜欢的。如此一来，柳书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柳书记的心里很清楚，凭着女儿的性格，如果去直接问她，她的肚子究竟是被谁搞大的，女儿一定誓死不肯说出来。但作为一个大队书记，自己女儿的肚子被人家搞大了竟还找不到罪魁祸首，面子又实在说不过去。也就在此时，高大同为柳书记出了一个主意。这时的高大同已被推荐去上大学。刚刚通过政审，正在填写各种表格。高大同对柳书记说，要想弄清这件事，其实很好办。然后，高大同就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柳书记听了先是有些迟疑，问，这样做，不妥吧？
高大同说，有什么不妥？
柳书记说，我是大队书记，带头搞这种事？
高大同摇摇头说，当然不能让村里人知道。
柳书记又说，可是……这件事，我并没告诉柳大瞎子。
高大同说没告诉更好，他不知道，做起来也会更自然。
柳书记思之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按高大同说的去做。
于是一天晚上，他就将李木鸡叫到自己的家里。
他对李木鸡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李木鸡眨眨眼，小心地看看柳书记。
柳书记说，我有一些话要问柳大瞎子，你去把他带到我这里。然后又特意叮嘱，这件事，不要让村里的任何人知道。李木鸡点点头，就转身出去了。
关于柳大瞎子占卜测字，村里有很多传闻。据说曾经有一次，生产队里的猪倌突然丢了一头小猪。柳大瞎子就让这猪倌写一个字。猪倌不会写字，只在地上画一个圈，又在中间点了一个点，柳大瞎子一看就笑了，说不用找了，这头猪已经被你吃掉了。猪倌愣了愣，当然不肯承认。柳大瞎子说，你画的这是一口锅，那锅里还煮着肉呢。猪倌挺一挺脖子，说你怎么就认定这是一口锅？柳大瞎子说，即使不是一口锅，也是一张嘴，那肉在你嘴里叼着还没咽呢。猪倌仍然不服气。柳大瞎子又笑一笑说，你也不用不服气，就算不是锅，也不是嘴，至少应该是一个屁眼儿，你吃的猪肉已经变成屎，眼看就要屙出来咧。猪倌一听这才无言以对。事后在这猪倌家的房后，果然挖出一堆猪毛，中间还裹着白花花的骨头。
在那个晚上，李木鸡将柳大瞎子带到柳书记的家里。柳书记沉着脸说，今天迷信不迷信就不讲了，为什么叫你来，我也不想细说，只让你测两个字。柳大瞎子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柳书记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因”和“青”两个字。
这两个字也是高大同事先告诉柳书记的。仅从字面看，显然就有些暗示的意味。柳大瞎子并不动声色，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摇摇头说，要看这“青”字可不好，它是“清”字缺“水”，“静”字缺“争”，你家是不清不静，大概是遇上了烦心的事。
柳书记一愣，连忙说，你具体说。
柳大瞎子却摇摇头，又摇了摇头。
柳书记看看他，问怎么回事。
柳大瞎子叹口气说，不敢说。
柳书记说没关系，你只管说。
柳大瞎子这才又小心翼翼地说，再看这个“青”字，上边是“生”少一撇，下边是“育”有一月，这就是说，家里应该是谁有了身孕，恐怕就要生育了。
事情算到这一步，就已经挑明了。柳书记的女人已将近六十，再有也就是独生女儿柳大丫。柳书记的脸色立刻难看下来。看着柳大瞎子说，你接着算。
柳大瞎子看看柳书记，算谁？
柳书记说，你应该知道。
柳大瞎子瞥一眼身边的李木鸡，嗯嗯了两声。
柳书记摆一摆手说，你只管说。
柳大瞎子这才又指了指那张纸上的字，说，其实不用算，只要看一看这个“因”字也就清楚了，外边的方框是一间屋，里面的“大”字也就是“一、人”，如此看来，应该是这屋里的一个人啊，可这屋里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那还能是谁呢？
柳书记慢慢歪过头，很认真地看看李木鸡。
李木鸡似乎没听见，仍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我一直不相信，柳书记会真的相信柳大瞎子的这些话。
但没过多久，高大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他的档案被上面退回来，公社考虑到他在村里一向表现很好，就安排他去一座煤矿。公社领导告诉他，那是一座很大的煤矿，连绵起伏几百里都是矿山。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将高大同取而代之的竟是李木鸡。据说村里将李木鸡的材料报去公社时，还特意附了一份以全村贫下中农名义写的鉴定信，信上说，李木鸡同志在村里一贯表现突出，各方面素质也很好，经贫下中农研究，一致认为应该送去上大学。当时正提倡“唯成份论，又不唯成份论”，强调“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所走的道路可以选择”，因此，李木鸡就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被批准去上了大学。
李木鸡直到临走时，脸上的表情仍像一只木鸡。
2006年6月31日定稿于天津木华榭
责任编辑 洪清波
第一代白领 王际平
王际平：1962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此文为作者的处女作。
自序
我在广东的时候，到了春节之前，心情总是反复波动，而且越靠近春节波动得越厉害。
现在回想，那其实就是一种情结，想家的情结。我本来是因家庭的原故突然南下的，可到了一年里最隆重最期盼的日子，却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与家人团聚，这种煎熬，很难用言语描绘。离开广东之后，多少次我拿起了笔，想将那段经历认真梳理再记下来，但又怕把握不准，不知道写出的文字能不能给自己和朋友们带来什么裨益。今天我终于决定将它和盘托出，是因为我觉得，既然那种经历是我的亲身体验，那么，也就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一直把它们封存下去，也许不知不觉就被遗忘。现在我动笔了，此时，心中只有这样的祈求：但愿我的追忆能让朋友们重会此生不再的梦想，但愿我的反思能让朋友们再拾一度磅礴的激情……
一
在不少人的眼中，我是“年轻有为”了：二十九岁出任市轻纺工业局副局长，而轻纺工业局在市直是摊子比较大的几个局之一，不仅管理着全市数十家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还拥有自己的一批局属经济实体，工作条件与个人收入都比较好。能够担此重任我自然觉得欣慰，力求在工作中不骄不躁，尽可能地避免因为年轻而授人以柄。从政就是身处社会的漩涡，与平缓的民间生活比较起来矛盾自然尖锐和激烈，所以我不患得患失，办事大刀阔斧，于是在我的周围逐渐地出现了一些非议，但同时也赢来了许多尊敬。
在轻纺局工作了三年，里头的酸甜苦辣、冲突斗争就不说了；三年之后我一夜醒来，竟然发现成家四年来在妻子的操持下始终能够保持结余的家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
也许有朋友疑问：一个担任副局长、参与管理那么多企业的干部怎么会生活困难？也许还有朋友会问：连副局长尚且如此，他下面的职工的生活不是更苦吗？
可事实就是如此。
造成我的家庭生活陷入困顿的原因，首先是住房制度改革，然后是局属企业全面私有化导致的机关财政的困乏。前一项让我掏尽多年的积蓄还不够，还得背负一笔不小的债务；后一项则直接使得单位干部职工的津补贴失去来源，不但发放的标准被迫降低，而且常常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的钱在哪里。支出的暴增与收入的陡降像两把利刃，几乎将我的经济基础和心理防线摧垮，而我和我的妻子在当时的工资收入都很低，展望前程，我们不仅苦恼，而且非常沮丧。
我所在的单位采用前楼后舍的方式安顿自己的干部职工。办公楼与宿舍楼之间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栽种了几棵雪松，修砌了两道花坛，地面也做了硬化，当街处开了一个侧门，门边加做了一间小平房，里面住着看门人。这种源自居家与田园紧紧相连的农耕意识而安排的布局，全国很常见，我们这块地方也因此被称作“轻纺局院子”。
按照上边的文件精神，我们局的住房制度改革在三个月之内如期完成。我住的公房九十七平米。市里文件规定，我这级别的干部的住房标准是九十平米，标准内的面积按优惠价购买，超标准部分按市值补交差额。钱款交清之后，由单位与个人签订一份购买合同，但最重要的东西即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契税证暂时不办，因为此次售房只出售房屋产权的百分之七十。这就是说，当我掏尽积蓄并且因此背上一笔债务之后，我所居住的房屋还不完全归我所有，再过若干时间，我得为了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产权费时费力费钱，而我既无法决定、也不可能知道，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将以怎样的价格出手。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和妻子终于拥有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我和妻子工作多年所具有的价值，用金钱丈量，还能够勉强等同于一套小房子的百分之七十！
因为是单位卖房，买主只能是本单位的人，今后办下来的房产证与土地使用权证都是买主的姓名，妻子于是和我开玩笑说：“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也就无家可归了。”
这是私有财产对我们夫妻关系产生的第一次冲击，虽然是玩笑，但也心酸。我明白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为建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做准备，但我想不通它的立场和道理。房屋作为公有财产是几代人的积累，既然属于全民，为什么我们得自己掏钱，而且掏得如此彻底？那些钱后来又跑到哪里去了？人们分到的公房面积不同，瓜分的财富也就不等，那些还没有分到公房的人又怎么办？
但想不通不等于可以不执行。我们是党员，是干部，对上级的指示坚决照办。但照办之后我们的心中增加了想象不到的压力。除了住房，我们一贫如洗，而且背上了债务。我和妻子都很要强，不想拖欠，但我们工资太少，如果不采取超常的办法，无力在短期之内偿还。
怎么办？许多时候我们都得面对这个问题。经过与妻子反复商量，我做出了一个让亲人、朋友和关心我的领导与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走，离开自己的家乡，远赴广东！
二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当年的广东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代人产生吸引力。
那时上海的浦东新区还刚刚草创，对外开放虽然已经在沿海几个不大的港口城市形成了气候，但总体上仍然以广东为主。侨胞、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商界所积聚的国际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兴建出一个又一个工业城镇，急需大量廉价的产业工人与合适的管理人员。中国的经济起飞，从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经历城镇的个体经营，再到以温州与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大办乡镇企业，都是依靠国内资本开展活动，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涌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大投入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做基础，民工潮越来越显著。与发达国家相比，广东当时的工资很低，但和内地相比，工资高出好多倍。能在广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内地不少人当时欲圆的梦想。
从一个熟悉的所在突然跑到完全陌生的地方谋求生路，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南下能不能成功？一旦失败后果如何？尽管我决心已定，但心中始终忐忑不安，把出走的安排做得非常机密。
第一步，准备求职简历。文凭，中级职称证书，主要的工作成果复印件，计划生育证明，身份证，一一备齐。那时候我不知道猎头公司，也没有网络职介这种工具，唯一可以依托的是一位提前一年去了广东、在中山市的一个大型家电企业搞营销的高中同学。成行之前，我与同学多次电话联系，听取他的建议。我希望离他近一点，把第一个就职选择放在中山，并决定参加该市当年举办的第一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会期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前后三天。当时没有黄金周，五一照例放三天假。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我通过关系拿到了一张火车票。那时候即使硬座票也非常紧张，大部分由客运站票务主任亲自掌握，要票就得开“后门”。我相信“后门”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中国的“后门”之多可能全世界首屈一指。我要的车次是K9，夕发朝至，便于到达广州之后直接乘巴士赶往中山。
傍晚，妻子煮了几个鸡蛋，给我带在路上吃，因为我不想吃列车上的东西，太贵，我舍不得花那个钱；沿途车站上有小卖车、小卖店，但也贵，还不一定卫生。妻子尽可能做了几样我平时喜欢的菜，还买了啤酒，意思是为我壮行。但马上就要远别，前程难卜，我们谁都没有心情品尝眼前的食物。我把一个信封交给妻子，说：“这是借的一千块钱，留给你和孩子，你要用它坚持最少三个月。”“那你呢？”妻子问。我说我手里还有七百五十多块，一个人用已经足够；三个月之内，我一定寄钱回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一幕：妻子听了我的交代之后，默默起身，一个人去了洗手间。
我知道她在哭，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悲伤而动摇决心，所以，我没有去安慰。我知道任何言语此时都苍白无力，我必须坚强，必须用赚来的财富让她获得必要的保障。我不能只安慰她一时，我必须能够安慰她一生。
我默默地等她返回，然后拎着一只黑色的皮包准备离开。我不准她和孩子送出家门，因为我不想让同事们看到我们夫妻离别；我更不许她牵着孩子去车站送我，因为我知道，当我的身影消失在车站入口之后，她领着孩子在街头无助地踽踽独行，会比待在熟悉的家中独自想念痛苦百倍……
三
因为从事经济工作，我经常与企业的同志一道坐列车出差，车上的氛围与感受早已非常熟悉。K9是空调快车，不售无座车票，完全没有普客那种拥挤嘈杂的情况。沿途的小站都不停靠，大多数时刻列车都在铿锵铿锵地往前赶路。
四月的江南一派翠绿，铁路沿线的城市与村镇更是生机盎然。翻耕后的田野，冒着各种烟雾的厂矿，因为火车到来而不得不在道口等候的车辆与人群，站台上虽然不算新潮却已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