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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划不能不考虑执行的问题，让不具备相应执行能力的人或者团队去落实，再好的企划也不能保证可以成功。”
“你怎样看待你的薪水？”这是老师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为了获得一份好薪水而来的，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相当矛盾。要高了怕企业不干，我会落聘；要低了自己明显吃亏。我觉得还是自己吃点亏为好，因为我需要工作，我相信只要公司正派，只要自己干得好，薪水应该可以涨起来。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实话实说，并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不知道这边的行情，只能用内地的标准来看报酬。我的要价是我内地工资的三倍多，不知道可不可以。以后我会努力地干，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公司会给我适当的回报。”
“如果你的薪水在所有人里最低呢？”老师又说。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不知道老师真有所指还是在对我进行考验，略一思索，然后回答：“我不会因为薪水太低跳槽，我主要考虑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当然，如果公司有意压低我一个人的薪水，那就表明它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相信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我的脸色已相当凝重。我当时还不明白高薪是高级人才最直接的标志，也不知道此次应聘我的要价最低，而对自己的低估会为日后的升迁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我当时觉得，一个人的能力一旦不被公司承认，离被炒鱿鱼也就不远。失业，对尚无积累的我才来讲是残酷的，我一定要回避那种境遇。
面试结果现场并不宣布，从公司出来，站在宽阔的开发区大道上，尽管阳光温暖，微风吹拂，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我来了，我应聘了，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雇工，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成为南国白领，但我知道什么是人才市场，懂得什么是人才流动，明白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下一步怎么办？
考虑再三，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滞留。一来我带的钱不多，经不起寻找工作的折腾；二来已经向三家企业做了自荐，到底什么结果还不清楚，继续求聘除了增加成本，没有别的意义。
与初出校园的年轻朋友完全不同的是，当时我在内地有一份工作，处于可进可退的状态，不至于因为没有及时就业而苦恼。我决定立即返回。给同学打电话讲明了情况，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桥头挤进了北上广州的巴士。
车窗外的南国风物依旧那么美好，但已经不再新奇；离别不过三天，遥远的家乡肯定依然如故；我心中的期望，你会出现么？你到底在哪里？
六
等待是漫长的。那段时间，只要回局里，我总会先进局办公室，有意无意地扫视一下挂在墙上的蓝色信函袋，看看有没有远方来信。信函袋由一整块布料缝制而成，用铁钉攀紧了挂在墙上，一位局领导一格，下面贴着写有领导姓名的白色字条。当时，这种分发领导信函与公文的做法在机关单位非常流行，现在早已看不到了。
五月二十五日，我所期盼的公函终于出现在视野里。记得将它取下的时候，办公室内的几位同事本来闲谈着的，却突然安静了，没有人讲一句话。他们默默地看着我，神色凝重。
显然，这封信函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与我一样敏感。
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甚至没有坐下，站在办公桌边就把信封撕开了。
××同志：
你已被我公司聘用，请带齐身份证、计划生育证明、个人一寸免冠照片四张，在六月四日以前赴公司报到。
致礼！
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来函的日期上面，加盖着一枚大红公章，名称是“广东××集团人事科”。
成了！可以去朝思暮想的广东了！激动与兴奋的情绪立刻洋溢在我的心中。
但喜悦是短暂的，不一会儿我就冷静了下来。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竟然把我称作同志？不是说，在开放已久的广东，“同志”这个称谓已经不流行了么？我的思绪首先这样流动着。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文字。
在我的内心里，我其实更希望进入那家投资公司，因为它在中山市区，生活环境有可能好一些，又带政府背景，观念上和情感上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适应起来可能比较容易。虽然那两天的求职经历告诉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已经是一种幸运，我没有理由放弃，但一想到我今后的岁月就要与一个还不清楚来历的企业紧紧相连，我的心中又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惆怅。
这家公司能够加冠省级行政区划名称，看来还是有些实力的。当时的中国商界与全社会，对于企业冠名有一种狂热式的幼稚，都希望自己公司的名称能够前缀的行政区划越大越好，就像马季先生在《宇宙牌香烟》中讽刺的那样。这种心理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时代公司行政化的遗迹，以为所攀的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名声也就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是国人对于品牌和品牌知名度的觉醒，虽然这种觉醒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毕竟有了品牌意识，有了市场知名度的追求，而这一点倒是历史的进步。同意聘用我的这家公司难道也有行政级别？我这样设想，但暂时不可能得到答案。
第三个问题，我有十天的时间做离开的准备，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现有的人事关系？
首先得局长同意。那几天他病了，我一直来不及去医院看望，当天下午买了些礼物，我走进了他的病房。待我问过病情并且讲明了打算之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也许外面更适合你发展。停薪留职的申请写好了吗？”
如果当时没有停薪留职政策，我的决定也许完全不同。可历史从来不算如果，只看事实。当时的事实是，国内能够满足国际资本需求的人才总量有限，内地各类人才面临自由流动的机会时态度又相对谨慎，因此，国家认可了地方自创的停薪留职政策，允许内地人才脚踏两条船。这种政策避免了许多矛盾，为资本，也为当时与我处境相似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我们年轻，有文凭，有职称现在看来，当时遍及全国的职称评定工作显然正是为人才流动、也是为资本的需要所做的准备。我们在内地接受教育，积累经验，同时也因为各种原因遭遇了生存压力，产生了强烈的出走冲动。如果没有机遇，如果没有冲动，谁都不会启程。
过了顶头上司这一关，别的就好办了。我向一直栽培我的一位市领导电话辞行，领导的话至今言犹在耳：“内地也需要人才啊！”我知道他是真心挽留；我这样考虑过：等我在南方解决了自己的脱贫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一定回来。
但天意难测，当我按照自己的规划如期回返，我所尊敬的领导却已身陷囹圄。我们一同在艰难中起步，一道在清贫里奋斗多年，有很深的情谊。他的不幸结局曾使我在无人的时候泪如涌泉，心似刀割，以致直到今天还难以轻松面对，不敢跟他相见。
我向一位亲如手足的高中同学辞别，一个月前我留给妻子的那一千元钱就是向他借的。他担任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对我的决定颇感意外。
“一个局里再困难，会困难到几位领导头上？”他问。
我说：“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钱，间接目的则是想边干边学，了解那边怎样办企业，所以去的时间不会很长。还记得当年俄国彼得大帝隐姓埋名在德国当学徒的故事吧？我想我在某一点上和他相似……”
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我返回多年之后，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晚上，他独自来家里看我，是辞行：“我今天晚上走，去广东……”
那时候他的痛苦就写在脸上。我知道此时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安慰，只能陪同他在雨夜里，在街灯下，共用一把雨伞默默步行。
停薪留职合同由局里批准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市经委和干部管理部门市委组织部分管领导签字，加盖了印鉴，正式的手续就算办完了。我选择在晚上独自清点自己的办公室。该存档的公文，该移交的公务，该上缴的办公室钥匙，该拿回去的个人物品与资料，一一分开。
整理完毕，我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回想这么多年在机关里的工作与人际交往，心潮难平。
就要脱离这一切了，我真的依依难舍，我甚至不敢断定自己的出走是不是正确。
就局本身来讲，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无疑会长久，在这里工作就是为社会尽力，令人欣慰；可从局里干部职工所仰赖的生活基础来说，目前正在瓦解，也许若干年后它们会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但在瓦解与重建之间，我们不得不经受困苦。我的远走高飞，既是为了摆脱个人的困顿，应该也是想凭一点点才能，为将要到来的重建分担些责任吧！
经过了上次的实地接触，我对广东的情况有了不算多但很真切的了解，因此，再次南下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工作是确定的，妻子满脸喜悦，送我走的时候不再泪水涟涟。
六月三日，仍然是乘坐K9，我早早地赶到了大建。在公司人事科办完报到手续，我被那位姓齐的姑娘带到厂区东边的一栋楼里安放行李。
再次见面，彼此都觉得亲切，交谈也就随便了一些。小齐姑娘告诉我，她是本地人，高中毕业，在公司办公室做文员。她讲着自己的时候有些腼腆，笑容还和先前一样柔美。
“我们在一起办公，以后请多多关照！”末了，她这样要求。
我以为她只是在客气，于是说：“我人生地不熟，要请你多多关照才对！”
“你和我们不一样！”她说，表情很认真。
我和她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句话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交往不深，刨根问底不明智，不一样的表现是什么，以后自己慢慢体会吧。
我被领到了那栋房子的一单元二楼。敲开了门，小齐姑娘不大好意思进去，带着羞涩的表情在门外对我说：“暂时这么住着，镇里的房子联系好了就搬。”
已经有四位新招的同事住在里面，大热的天，汉子们只穿着裤衩，其中一位摇着大蒲扇。见来了新同事，都很热情地迎接，也很客气地跟小齐姑娘打招呼。
“很不错啊！”我想起初来大建时晚上的遭遇，向小齐姑娘笑了笑。“今天麻烦你了！”
“不麻烦，这是我的工作！”她仍然是那么一句话，但回答我的时候显得很开心。“走啦！”她边说边抬起左手向我招了招。
“慢走！”我说，想送她到楼下，又有点迟疑地停在了原处。
房子是两室两厅，每间卧室摆放两张双层单人床，意味着一共要住八个单身汉。忙完之后洗了把脸，回到客厅里坐下，我们开始互相介绍自己。
摇蒲扇的那位来自甘肃兰州，是个总工；抽烟抽得门牙发黄的两位是贵州一家三线大企业的车间主任；比我年轻的一位则是广西某个县电力局的会计师。
西北西南想回内地我很理解，但离开电力局就让我意外了，因为作为垄断部门，内地电力局的实际待遇比许多单位都高出一大截。当然，知道我是个副局长他们也同样吃惊。所以，说到最后，大家都为别人的出走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人人脸上都呈现出非常深沉的表情。
不用说，大家开始明白，屋子里住着一群对自己自信，对家庭负责，对困境各不甘心的男人。只是各自有着怎样的困境，碍于脸面，大家都深藏心中，不肯明说而已。
不知不觉，我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大家更关心的两个问题上：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出于什么目的才招聘具有我们这种背景的人？
七
上班的第一件事情是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条款非常规范，我没有意见，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如下三条。
第一条为试用期规定。内容不必解释，因为这种规定现在社会上早已习惯，政府任命某些高级公务员也开始启用这个程序。试用期意味着双向考察和双向选择，公司可以因为不满意雇员而将他炒了，不支付补偿；雇员可以因为不满意公司另谋高就，不承担责任。它公平合理，可在当时，人们普遍看重工作的稳定性，我也不例外，觉得被炒掉是一种耻辱，所以，试用期对我在心理上有一些压力。
第二条为解聘和辞职规定。成为正式员工之后，如果公司因各种合法的原因需要解除劳动合同，会提前一个月发出通知；同样，如果员工要走，也必须提前一个月向公司报告。
第三条是押金规定。正式员工第一个月只领取工资的一半，另外一半由公司扣下，作为上岗的风险抵押金。如果职务晋升工资上调，押金也要相应增加。
二三两条明显是针对人员流动频繁而提出来的。如果想开谁就马上开谁，员工没有任何准备，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想走就走，公司来不及安排人员接替，损失也在所难免。留一个月时间做余地，留一部分工资做抵押，对双方都有利。
人员的流动性太大，既让公司头痛，也让人才们无奈，我是以后才了解到的。
除了签订合同之外，我们领到了一张考勤卡，然后由公司出面在镇里的治安处办理暂住证，还需要自己到卫生防疫站办理健康证。一切妥当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就在小齐姑娘的身后。
我们的办公室属于开放式，办公桌都面朝大门，用镶了蓝色边框的灰塑模板间隔成一块一块个人空间。小齐姑娘交代我去哪里领、怎么领办公用品和公司的统一服装，回来之后我变了个样：上穿暗带竖形条纹的短袖白衬衣，下穿黑中显绿的长裤，脖子上系了一条深红领带，领带上别着一枚金灿灿的公司徽章；衬衣袋口、领带下边、长裤前匾，都绣着公司图标。
在内地，我没有看到任何企业这样做，不仅仅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怕增加成本，还因为观念的制约，不懂得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公司的装备。西方对它们有一种很科学的界定，叫做“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简称CI，而且给予员工的这种外形装备只是CI的一个很小部分。从茶水间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不仅从此属于了一个全新的团队，而且的确非常精神。
最初几天，科长没有安排我任何工作，只叫我熟悉情况。熟悉什么？怎么去熟悉？这需要经验。我不能太主动，因为初来乍到，主动过了头会让老员工甚至主管上司觉得咄咄逼人；但做缩头乌龟，坐在办公桌旁傻等，会更糟。我向科长借他觉得可以给我看的资料，这是对他的尊重；又跑到文化中心借来公司自办报纸的合订本，既认识了文体中心的两位同事，也从报纸中了解了公司发展的完整轨迹。小齐姑娘是我的当然向导，午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一块儿边吃边聊，当然不会聊得很深，更不会聊属于“办公室政治”范围内的敏感话题，而是聊公司的产品与市场分布。有时候她能够回答，有时候她只好一笑，告诉我，她完全不明白我的问题。
“我说过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有一次她不大好意思但很高兴地告诉我。
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经能够判断出，小齐姑娘对我讲的都是真心话。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发现的不一样远远不止她讲的这一点。比如，在经济领域，同样是广东人，当时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层次：高居顶层的投资者或老板，低处下层的劳工或待遇不高的下级管理人员。居中的位置，也就是白领金领，大部分被南来的外省人所占据。所以，那时的广东两极分化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只是人们的反应比内地平淡得多，因为民风崇商、崇文，对于有本事的老板，对于有才能的大学生，他们虽然身处社会的底层，却大都表现得非常尊重。
数天之后，我对公司有了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公司的产品、市场、规模、效益，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国内同行业，都是一流的。急速扩张的规模，滚滚而入的财富，响亮无比的名声，都让我这个初次南下的求职者备感幸运。而目睹这样的成就，使我对它的开创者，一位仅仅比我年长两岁的男士，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敬意。
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公司先天不足的地方，并且觉得这种先天不足非常致命。
身为新来的基层的管理人员，我没有必要讲出我的想法，更没有可能这么做，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为这家欣欣向荣的大企业将来的命运暗自担忧。而多年以后，我的担忧变成了事实。
八
由于新来的管理人员比较多，公司下发了一张征求意见表，希望知道新人们最希望公司为他们做什么事。想不到大家最一致的要求竟然是学粤语。方便外来职员与本地员工之间的沟通，当然没有什么比掌握粤语更重要，于是公司马上办理，在中学请来了一位气质相当好的女老师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