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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感应似的，在我拿到火车票的当天晚上，我的那位女同乡骑着单车来看我，坐定之后直截了当地说：“帮我个忙，我急需一张火车票。”
“铁路又不是我家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笑着回答。
“你在广州没有熟人？”她问。
我广州的熟人最重要的就是导师，可怎么能够请他去帮我弄火车票？我只好说：“广州的熟人在这方面恐怕也帮不上忙。”
“唉！”她长叹了一口气，脸色一下子非常沉重。“昨天晚上，我好想好想我的孩子。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枕头都湿了！”
“你没有提前订票？”我问。
“没有！”她拼命摇头。“我以前都是直接到广州火车站去买，而且不是春节之前，总要提前将近一个来月，因为我们公司的账不需要天天记，可以等我休完假之后再补。今年我本来不打算春节回去的，可突然想伢……唉，谁叫我们是女人？没有办法。我今天一早就去了广州，到了火车站发现，那里已经人山人海，挤都难得挤进去，更莫要说做买票的指望！”
“是啊，到了这个时候，想排队买票，很难。”
“真的不能想法子？”她再次追问。
我沉默了。
“算了，没有办法也不能勉强。走，陪我去吃晚饭。”
“你还没有吃？”
“我从广州一回来就赶到你这里来了。没有票，也就没有心思吃。”
在街上找个小店吃了点东西，时间已经有点晚，我于是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吧，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她的脸腾地红了，没有吭声。
我知道我的话讲得不完整，于是笑了，说：“你不要误会，我是说住我们公司的招待所。”
“谁误会你了？”她吃吃地一笑，“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次日一早，我去招待所给老乡送行，在门外碰到了那位财务主管。考核方案的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之间时常有工作上的联系，说不上深交，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他问我这么早来这边干什么，我说老乡昨晚在这里住，现在来送行。他噢了一声，推着单车走了。
老乡刚刚起床，正准备漱洗，我进去之后她把房门关上了，给我倒了杯开水，自己去洗手间里刷牙。我坐在靠窗的软皮椅上慢慢地喝水，等候着。没有多久，突然有人敲门，很重很重地敲。
“谁呀？”我生气了，走到门后不客气地问。
“开门！”外边已不耐烦，并且语气里透着凶狠。
我把门打开，保安班长手持警棍，带着一位女服务员冲了进来。
这样的阵式分明是有所企图了，把我气得浑身哆嗦！
床铺叠得整整齐齐，靠窗的座位上，一杯白开水热气缭绕，而我的女老乡正把头埋在开水泡过的毛巾里慢慢吞吞地揉搓脸颊，享受着热腾腾的气息对皮肤的抚慰。洗手间是开放式的，没有安门。
“你这是干什么！”我严厉得非常冷酷地低声质问。我相信我当时的目光完全是两把利刃，让保安班长感受到了我要宰了他的心情。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保安班长的声调一下子降到最低，低得简直听不见，并且一边小跑着向外逃一边向我道歉：“对不起啦！实在对不起！”
女服务员低头跟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嘻嘻嘻地乱笑。
他们一走，老乡在洗手间里问：“刚才是谁？”
“服务员，”我说。我不能告诉她刚才来的是保安，而且手持警棍，更不能告诉她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来。此时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房间，就催促她说：“动作快点，我陪你去。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给你搞到了一张票。”
“真的？”老乡把毛巾从脸上拿开，侧过头来欣喜地看着我。
“我怎么会骗你？”我点点头，强迫自己笑了笑，心里却在想：“保安和服务员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就算知道他们有那个冲进来的胆量吗？谁叫他们来的？”
十九
送掉了自己的车票，我的心情很郁闷，晚上独自坐在厅堂里看电视，目光对着荧光屏，却什么内容也没有往心里去。
因为车间里没多少事，一楼的室友已经提前回了粤西。三楼的两位大学生不久前从同事变成了恋人，买了简单的家具和电视冰箱，开始了共同生活，晚上很少下来，二楼的另外两位室友不知什么原因今天都没有回，下边两层就只有我和邻居在家，非常清静。
“有心事？”邻居穿着粉红棉睡袍和金黄色大拖鞋下了楼，端着两杯饮品。见我不吭声，她笑了笑，坐下来，将其中一杯放在我面前，然后故意叹了口气说：“唉，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哪！”
听到这样善解人意的话，我就是再苦恼，也不应该继续在她面前保持严肃的态度了，就笑了起来。
“你不是订好票了吗？”她问。“有点等不及了？”
“不。”我摇摇头。
“喝吧，凉啦！”她提醒。
我知道这是在责备我不应该不在意她的殷勤，于是马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杯子的温暖有意无意地感染着我，我把它捧在手里，没有再放开。
“不想回？”她又问。
“说不清楚。”我摇摇头。
“不想告诉我。”她直截了当，说破了我的心事。
“是。”我承认。我当然不能告诉她我把车票送给了另外一个女人。
她看着自己的杯子，吹了吹浮在表面的麦片，然后轻声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不能打开的房间就不要打开吧。孩子多大啦？”
“六岁。”
“小可怜。一定很想爸爸。”
“是啊。”
“你多大了？”
“三十二。”
“三十二孩子就六岁？”她不把话说完，而是笑了起来。“你这人……”
“怎么，不行？”我也笑了。“我在家里是长子，下边有个妹妹，只小我一岁，我不成家她不能出嫁，这是传统，我不能耽误她啊。”
“什么破规矩！结那么早不累人？你看我，都二十七啦，还自由自在！”
“在这边，二十七，风华正茂。”
“当然，现在还可以算。”
“怎么叫还可以算？本来就是嘛！在内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边的年轻人婚姻观念跟内地很不相同，一个是结婚晚，一个是成家以后不要孩子，‘丁克’。我曾经以为，晚结婚和‘丁克’是潮流和时尚，来了这边才清楚，实际情况不是那样。”
“实际是什么？”
“人员流动快，不容易相互了解和建立感情，这是一；要考虑成家之后的经济负担，考虑房子，车子，考虑不能降低白领级的生活档次，必须等自己准备充分，这是二；第三才是追求时尚。”
“也有结得早的。”
“当然，傍大款，吃现成饭。”
“这边的社会非常宽容。”
“宽容是对能够接受的现实加以认可。与内地不同的婚姻状况并没有对谁造成损害，当然应该宽容。”
“不愧是搞政治的，看社会问题透彻。”
“哈，又吹我！你以为我是麦片，一吹就动啊？”我开了句玩笑，想让闲谈的气氛轻松起来。
“人家说的是心里话嘛！”她解释。
“实际上我的专业是中文，理想是当老师或者搞研究，鬼使神差到的行政。我在搞行政的时候自修了经济，读过MBA的全部教程，想让自己在做社会管理工作时明白一点。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内地，从一家具有基础的企业干起，把它打造成商业帝国，让帝国的‘子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知道。”
“知道还这样想！”
“可是也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啊！”
“这边也有机会。”
“这边的机会确实多，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祥地，我的发祥地是我的故乡。”
“未必。我看你是舍不得老婆孩子！”
“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你老婆是干什么的？”
“普普通通。”
“切！什么话！你们闹翻啦？”
“NO！”
“维持会？”
“NONO！”
“有照片吗？”
“有。”
“看看！”
我掏出钱夹，将一张照片抽出来递了过去。这张照片本来比较大，因为钱夹不够宽，装不了，不得不做了修剪。
她接过照片，像审一张图案似的死死地盯着，好长的时间一声不响。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望着电视机，似乎在发呆。
屋里静得很，只有电视机里面有人交谈。
二十
次日上班，参加办公室早间例会的时候，我听到了极其意外的消息：我的邻居已经正式辞职，今天就要走了。
为什么离开？我和许多同事一样，得到消息之后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此。
她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四年，在白领中的待遇如果不是最高，也肯定是最高的之一。凭她的条件，如果有公司愿意出更高的薪水聘请，也很正常，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跳槽了呢？往哪里跳的？跳槽之前肯定有迹象，为什么公司没有挽留或者挽留不住？
对于一生都在职场漂泊的白领来讲，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不永恒。如果没有他们，资本将无法运转，市场会缺少动力，社会也将失去锐气。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命运，还没有真正的保障，而是必须通过孤军奋战式的打拼来自己追寻。他们必须通过获取提高自身价值的机会来增加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希望拥有住房并且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购买养老保险，为不能劳动之后的日子做一些准备。他们得为子女积攒教育费用，而他们肯定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子女所受的教育远远超过自己。成家后的最初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们要是能够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援当然更好，要是不能，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会比较艰辛，所以他们结婚往往比较晚，虽然他们的衣着与举止都很体面。他们像铆在轴承上的车轮一样承担重量，像套了缰绳似的身不由己。他们常常会感到不知不觉青春走了，不知不觉感情走了，不知不觉手里的钱不够用了。他们苦闷，他们烦恼，他们有时会出现心理危机。如果他们的肩头还得承载父母的期望，还得负担生养了他们的那个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地位就更加脆弱。而我们的社会已经注定会有一代接一代的白领产生，一代又一代青春将在雇佣制度的天空下带着云朵一样的美丽飘来飘去。他们的根，在哪里？
邻居告诉过我，她在家中居长，下边有一个上高中的弟弟，父母是某县的普通干部。这样的家境应该还算可以，至少比绝大多数来自农家的孩子，比绝大多数来自内地企业职工家庭的孩子，基础要好不少。她会因为什么原因走掉？我不得而知。散会之后我去了一趟营销部，希望能够见她一面，但她不在；其他同事都在埋头工作，我也不好特意打听，看了看就回六楼去了。
下了班，我早早地往住处赶，上了楼才发现，她的房门敞着，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已搬走。像那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乡一样，她也是选择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独自离开的。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那一刻我仍然非常失落。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彼此惺惺相惜，有些时候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对方，应该说的确相互信赖，已经建立了友谊。既然要走，无论如何都应该告诉我一声，这样不辞而别，似乎太决绝了一点。
晚上，我没有睡意，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这时候打量小镇，我能更清晰地察觉，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没有归宿感的流动着的打工仔。我再一次想起了导师来公司后对我讲的话：“你还没有融入这里的打算。”我明白了远在中山的同学那么做的道理。我理解了我的那位女老乡特意来看我的用意。我也清楚了我的那些整天在潮湿的车间里埋头做工的乡亲之所以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原因。大家都觉得这块土地不属于自己，都想在这种流动得既频繁又无情的就业竞争之外找到某种依靠，都希望自己属于某一个整体。他们的行为正是对于社会变迁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求生的本能的反应。无论我的劳工乡亲，无论我的会计同事，也无论我的邻居女孩，他们正在经历、却还无法体会，自己已经从社会的巨变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不仅迥异于他们的祖辈父辈，而且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当年所得到的东西同样重要，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这一点。
既然不能北上，我决定接妻子女儿南下。现在钱已经不是障碍，她们也从来没有机会看看这边的风光，而且这时候南下的列车空座很多，买票绝对不是问题。
妻子非常高兴，确定了动身时间，我于是去广州接站。
半年没见，能够团聚的确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家三口在火车站广场拥抱在一起，用欢天喜地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广州街头游玩了大半天，带孩子吃麦当劳，陪妻子逛购物广场，中午就在公园里休息。妻子说：“要是能够在广州安家多好。”我说大建呢？妻子说：“小地方，不考虑。”
次日，我们去了深圳。首选当然是世界之窗，然后是深圳火车站，从那里看对面的香港。
妻子问：“不知道对面的人都在怎样生活？”
我说：“应该和我们差不多。”
我所指的当然不是物质条件，我所指的是人与资本共存的制度。
放假的前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开始和我天南地北地闲扯，并不讲有什么事，但始终笑容满面。过了一会，他拉开办公桌的小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推了过来。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主任和气地说：“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口，看到了一张小纸片，拿出来一看，是个通知，上面有几句话和一组数字。
“你的年终奖。”主任说，很慈祥。
“这么多？”我的话脱口而出，“受之有愧！
“应该得的！”主任说，“存折在财务部，你直接找出纳就行了。”
我道了谢，出来之后马上去了财务部。
出纳是个二十出头的本地姑娘，把存折交给我的时候低声说：“祝贺你！”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是在告诉我，在公司，我的奖金处在很靠前的位置。这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毕竟，这么高的奖励表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在大建，我的女儿比我的妻子适应起来快得多。她很容易地就在弄堂里结识了一班小朋友，她教那些孩子讲普通话，那帮孩子教她讲粤语，但孩子们不上我们家来，我的女儿也听从父母的嘱咐，不上小朋友的家里去。
因为孩子们的关系，妻子不久也认识了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家长。最初，不论年纪比她大还是小，人家都喊她“姐姐”，她非常奇怪，听了我的解释，这才明白。怎么去菜场，怎么砍价，都有人告诉她，两天之后她就可以不用我陪同自己买菜购物，上街领着孩子散步。
“这里的人很淳朴啊！”妻子告诉我。
我说：“广东人都淳朴。”
妻子又说：“好几个人向我问起同一件事：你们公司待遇那么好，人怎么还是老走掉？”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就拣好听的说：“因为我们公司招来的人都很优秀，有信心去任何地方寻找工作。”
“就这个原因？”妻子当然不相信。
我只好说：“你又不过来做事，你当然体会不到他们的处境。”
妻子点了点头，看着我说：“也是你的处境。”
二十一
春节之后，公司大换血，总部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位新人。其中的一个女孩子不久就与某位高层过于密切，引起高层在总部工作的女友极大的意见，两人在公司大吵了一场。最后，新来的女孩子灰溜溜地走了，而那位高层也很快和女友举行了婚礼。
那位与我和我的邻居讨论过代沟问题，在飞机上谈过“二十万”问题的资深主管，试图将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情报出卖给主要竞争对手，对方将情况向公司做了通报，结果，由检察院出面，抓了个现行。
这些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无法忘怀。
到底怎么了，人与人？
不久，我的工作做了调整。由于广告科主管辞职，我被调去做了广告科见习科长。
对我来说，广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在内地工作时管理的企业当时都没具备广告意识，更少拥有在大型媒体上打广告的资金与气魄。它们本小利薄，如果拿钱去打广告，不仅上级主管部门在审计时会严厉追究，职工们也会大吐口水，除非企业负责人有独到的眼光与敢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