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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 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孙中山。” “噗！”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元面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吗？” “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没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土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糖，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咻咻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
第四部分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周志明一看杜卫东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从铺上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出了监室，在过道拐角没人的地方，扳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问： “是不是你？” 杜卫东一脸得意，笑而不答。他狠狠从杜卫东肩上甩开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偷东西，你说过的话，全是放屁！” 杜卫东最初被他那张激怒的脸吓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笑容，“我不偷好人。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这叫自卫。” “我看你们全一样，为了几块糖要脏自己的手。你不是发过誓了吗，才几天哪？还是偷，你们这帮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难移，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他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发泄由于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杜卫东却受不了了，脸色铁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说：“我们这帮人，你动不动我们这帮人，你算什么？你不也是犯人吗？你说你没犯罪，没犯罪怎么不给你平反？连卞平甲都走了，可你还穿着这身黑衣服，你说你是好人，在这除了我承认还有谁？” 他浑身哆嗦起来，“你，你浑！”他掉头走开了。 他恨杜卫东，他从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即便是骂他也是怒其不争，可杜卫东却如此刺伤他。他想，他们这种人大概是习惯这样翻脸不认人的。 杜卫东却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跟他要书看，他别过脸不去理他，一连几天不同他过话，直到后来听说杜卫东早已把偷到的糖交到干部那里去了，他的气才平息下来。 “难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吗？”他心里想，“他说了我最反感的话，可我那天说的也是他现在最忌讳、最不爱听的话呀！我毕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就连干部都不说刺激犯人的话了，墙壁上‘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类的标语也换了；衣帽上的劳改字样和号码也拿下来了；跟干部说话可以‘平起平坐’了，连光头也不剃了；一切带有歧视、羞辱和刺激性的规矩都取消了。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应该受到培养和保护，没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无可救药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终于又和杜卫东言归于好，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书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买的《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翻了翻，几乎每页上都有杜卫东用笔画出的道道和压折的痕迹，原来还觉得这是他一种不知道爱惜东西的坏习惯，现在却从中感受到他读书的认真来。 门外又响起了拉长了声音的哨子，该集合出操了，他把书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院子里，青虚虚的一片雾气中响起了节奏齐整的扑扑的脚步声。在队列的左侧，一个值班队长操着山东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还夹杂着不知是谁的一两下咳嗽声。一阵凉风飘过，拨开淡淡的雾幔，他不期然又望见了远远的西墙根，那一排红砖砌就的车库房。 昨天中午，杜卫东已经把行李打点就绪了，也一一向同车间的犯人们道了别，却唯独没有向他表示什么，直到屋子里的人都到操场上看球赛去了，才把他叫出来，一直领到那栋车库房的后面。 “非上这儿来干吗？有什么事吗？”他见杜卫东眼神有点儿激动，便故意轻描淡写地问。 杜卫东的脸上又开始泛红了，“我，”他迟疑着说，“我回南州，要我帮忙办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要办的。” 两个人沉默在惜别的心情中，好一会儿，杜卫东又说：“我要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去，“也许还会再见面的，……” 杜卫东握着他的手，没容他说完，一大颗泪珠已经滚落下来，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脸孔扭得十分难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来。 他一向不习惯拥抱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可现在却完全被杜卫东的激动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背。 “你哭什么，出去是好事，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 杜卫东抹去眼泪，发誓般地说：“从今后我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我说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让你看见！” 这回是轮到他去拥抱杜卫东了，他心里真高兴啊！ 杜卫东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还留在这里，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饭，休息了一会儿，又整队去车间上班，在他刚刚钻进一辆解放牌卡车底下准备卸闸箱的时候，一个值班队长在卡车边上蹲了下来。 “周志明，出来一下。” 他钻出来，莫名其妙地跟着那个队长往车间外面走去，到门口，队长才站下对他说：“你到车间办公室去一趟，市局马局长要找你谈话。”说着，又笑笑问：“你认识马局长？” 车间办公室就在车间的右壁，刚刚油漆一新的门虚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 里边有声音：“进来吧。” 屋子里，马局长独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见他进来便说：“坐吧坐吧。”刚刚刮过胡子的脸显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么样？听队里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错，还很爱学习，是吗？”马局长脸上的皱纹微微展开，态度比上次温和亲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但他注意到，马局长用了“工作不错”这样的字眼儿，而没有用那个惯常的说法——“改造不错”。 老头儿换了话题，指了指桌上那沓材料说：“砖厂发生的那些事，场里现在已经调查结束了。田保善捆伤同室犯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抗震救灾期间又犯有策动集体越狱未遂罪，现在准备交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砖厂的有关干部也做了严肃处分，有的撤销了领导职务。你在砖厂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了解了，对于你在这几个事件中的立功表现，场里也准备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减刑，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觉得喉咙发堵，一大堆想说的话无法启口，慢慢低下头去，却又分明地感觉到马局长锐利的目光在他脸上直射，仿佛要将他洞穿似的。 “有话说出来嘛。其实，你心里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在说：‘我本来就没有罪，要减什么刑啊，对不对？’怎么不说话？不说就是默认了。”
第四部分朝局长鞠了一躬
他仍旧低着头，沉默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严厉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关于认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头儿却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竟意外地用温和得近于慈祥的声音凑近他说：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不申诉呢？粉碎‘四人帮’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嘛。” 他吃惊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张苍老的脸。他感觉到自己心尖的抖动，好一会儿，一句久压在胸中的话才送上舌尖：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原来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党是一个多么好的党，我完全相信她。这些年那么多冤假错案，要平反也总得一件一件地来。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耐心。我想，我等着吧。” 老头儿默默听他说完，不住深深地点头，这种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阵激动，尽管他知道这一同情在形式上并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觉上却真心地认为这是代表了组织，代表了党的。他的眼圈红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胃病好了吗？” “身体挺好，胃没事儿。”他无从晓得这位局长怎么会知道他的胃。 “身体要搞好，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点点头，泪珠几乎要掉下来。他觉得局长是用了一种同志间交谈的亲切口吻在和他说话。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来看你的那个姑娘，给你写信吗？” “以前写过，可我一直没回。最近她有好久没来信了。” “应该回信嘛，那姑娘是很爱你的。” “……” 马局长站起来给自己的茶杯倒上开水，又问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吗？” “不，早上刚喝了粥。” “那你干活儿去吧。”局长看了一下手表，又说：“以后有时间我还要找你谈，我很想听听一个犯人对我们劳改方针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个犯人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朝局长鞠了一躬，转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头儿轻声说，“你还是写一份申诉材料吧，交给厂里的干部，他们会给你转的。” 他点点头，“好吧，我写。” 立秋已经五天，太阳只有在正午时分还保持着一点儿伏旱季节的余威，到了下午三点来钟，东南方便飘来一丝细细的凉风，将那短命的燥热拂散而去。 公共汽车经过神农街的时候，周志明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期冀着能在短瞬的一晃间，从那熟悉的胡同口望见她，但他看到的，却全然是一片陌生的景象，昔日的神农街口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副食店、回民餐馆和夹在它们中间的细长桶似的小理发铺子全部荡然无存，连神农街头条整个胡同一起，统统被囊括进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里，在这些老旧店铺和狭曲井巷的基址上，赫然升起一座预制浇铸式高楼的骨架，一层稀疏的脚手架围锁着它庞大的身躯。在它的俯瞰下，原来宽阔的街口似乎变得拥挤不堪了。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车子转过了街口，才扭回头来，心里有点儿酸，不知为什么，在连日来兴奋和激动的心绪中，悄悄爬上了一丝怅惘。 “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他在幸福路下了车。本来是想好了在神农街下车先到肖萌家去的，现在只好改变计划了。站在路口发了一阵儿愣，便过街朝北走去，他决定先去机关报了到，然后再回他那个早已没有人的家去。 手提包沉甸甸的，里面本来只有几件随身衣服和肥皂、牙膏之类的零碎杂物，再就是那几本书。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