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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定没有想想我还是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呢！我赶紧说：“好吧，我替容容洗澡。”
之后呢？之后当然是我得去开会。上官瑞芳的母亲说：“不，我带不了孩子，我有自己的工作。况且瑞芳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家乱套了。”
我从冰箱拿了一个鸡蛋。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得先让饥饿的孩子先吃一点东西。上官瑞芳的母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取走了我手里的鸡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这是给你上官伯伯吃的，是我自己养的母鸡下的蛋。我们家里其他人都吃市场买的鸡蛋，不过抱歉的是，今天家里恰好没有其他鸡蛋了。”
在这个过程中，上官瑞芳的父亲只是出来看了看容容，用一根手指在婴儿的脸蛋上弹了弹，谢谢了我并且告诉我，他将会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与老伴一起去医院看望上官瑞芳；他会与各方面交涉，以保证上官瑞芳住院的医疗费用。此后便一直在他的书房看报纸，一张舒服的躺椅，轻轻摇着，发出柔和的摇篮一般的节奏。
我怎么能够放下容容？一个半岁多的，一身臭气的，饿得吃手指的，没有父母照料的孩子？我只得抱着容容，离开了上官瑞芳父母的家。我带着容容赶到会场，悄悄推开了会场的后门。会场上是黑压压的人群，主席台灯火辉煌，领导们冠冕堂皇坐在那里，电视新闻记者的灯光在闪烁。会议开始不久，现在是一个表彰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优秀专家已经上台，主持人正在麦克风里呼叫我的名字。我一个人呆在会场的最后面，怀抱饥饿的婴儿，左顾右盼不知道谁才能帮帮我。突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容容的嗓音比她母亲的还要嘹亮。由于饥饿也许还由于过早地感觉到了人世间的痛苦，容容的痛哭有如瀑布一般汹涌和势不可挡。全场上千人刷地一下回过头来，令我无法解释也无法承受，我文不对题地说了句“对不起”，剩下的也只能是嚎啕了。
容容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女儿。未婚的我，在一个上千人的场合中，与我的养女一起失声痛哭，我就这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容容的妈妈。
我无法不是容容的妈妈。容容现在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了，我能够不来找她？
乔万红说：“我的朋友都叫我大红。你也叫我大红吧。否则，找乔万红是很难找到我的。来份水果和新鲜点心？”
我说：“不要。”
乔万红说：“怎么不要，要！我一定要请你吃点东西！”
乔万红不由分说，拍拍巴掌，招来了服务员。她居高临下地与服务员说话，轻车熟路地要了水果和本店特色点心。她嗔怪服务员不会摆果盘。她自己动手，利索地把果盘摆到了我的面前。她用尖尖的手指钩了钩，过来了酒吧领班，她要求把音响的声音开小一些，而且吩咐换一个轻柔的美国乡村音乐。她还发现桌子边沿有一小块水渍，便让一个瘦瘦的扎黑领结的小伙子把它擦干净。我觉得我更了解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的年龄肯定在三十八到四十八之间。女人到了中年，就跟树木一样定型了，逃不出两种大的类型。一种是我这种不太有社交能力的人，木讷，固执，循规蹈矩，平淡无味，把偏执深深埋藏在心底，常常任人摆布；一种就是乔万红这种类型的了，敏捷，夸张，新潮，富有挑战性和伤害性，有强烈的支配欲望。容容跟着这个女人到处巡回演出，在T形台上，光彩夺目地走来走去，回到后台，学着抽烟，喝洋酒，说粗话。乔万红当然知道容容的踪迹，就像猎犬对于小动物。
面对我的注视，乔万红淡然一笑。她说：“没娘的孩子天照应。真是啊，我说容容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大福气呢？”
我还是注视着乔万红。乔万红说：“对不起，你是她妈妈。那么我告诉你，一般说来，容容应该没有事的。”
我除了注视乔万红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她没有告诉我容容的具体行踪。乔万红说：“你还要知道什么？我说她没有事绝对就是没有事的。半个月前我还接到过她的电话。你不用问我号码，她打的是公用电话。容容这女孩子比鬼还精，十三岁就来北京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她在努力奋斗，她忙着呢，她迟早要成为一个小富婆，或者影视明星，青春偶像什么的。你就别替她瞎操心了。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还不够具体！
乔万红说：“你这个当妈的，你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请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女儿可比你精多了。她哪里会留下什么行踪呢？你知道她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乔万红搬起指头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健在工人体育馆的摇滚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去大西北绿化荒山；请马纳多拉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
你平时不看报纸？看。得，这些新闻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吧？和容容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她都积极参与了鼓捣，坐着飞机满天飞，这里的款子拉到那里，那里的款子拉到这里，忙得像总理，能耐大着呢，几乎每做一件事情，全国人民都当做了茶余饭后的精神点心。现在这世道，你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不把别人骗得倾家荡产就算不错了，谁还能够骗得了她们？你这个妈妈，观念过时了！
瘦瘦的扎黑领结的小伙子，半跪在地上，认真而谦恭地擦着桌面上的水渍。小伙子乌黑茂密的头发波浪一般颤动，刚刚修剪过的发茬的横截面，乌黑油亮仿佛随时要滴出一粒黑珍珠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黑珍珠的光亮，把许多不相干的情景都映照了出来：睡懒觉赖床赖得跟牛皮糖一样的容容，我那紧紧盯在股市的弟弟，汽车修理铺的郑建勋，坐在湖边的读钢琴乐谱的上官瑞芳，微风中摇摆的看麦娘，还有腼腆而活泼的金农。当年我对金农绝对地不屑一顾，我认为那男孩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可是在这一刻，在北京亮马大厦的某个咖啡厅里，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名叫乔万红的女人对坐，我忽然嗅到了上官瑞芳畸形恋情的气味，那是一种熟透的果香味，酷似无花果。是否所有的盛开都是纷纭复杂的，而真正能够辨别和领会它的意义，还是要等到人生的秋天呢？可是，迟到的领会不再有实际的用途，给人平添的只是无限的惆怅。我的容容，看来不是妈妈这种类型的女人了。
乔万红手托下颌，出神地看着来回移动的抹布，忽然对我说：“我喜欢上官瑞芳的故事。”
乔万红说：“原来我的信条是：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就只想两个地方，一个是医院，一个是监狱。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地方，就是想想别的女人悲惨的故事。这是你给我的启发。我现在要对自己进行三想教育。”
乔万红说：“看你这么老实，实话告诉你吧。容容在我这里是有一点股份的，我从她的分红里，给你把路费和住宿报销了，然后你就回去吧。回头我设法让容容给你们打电话。”
我说：“不。”
乔万红说：“不什么？”
我说：“不要你给我报销什么，也不回去，也不要你回头设法让容容给我们打电话。我要找到容容，至少要知道她现在的下落。我相信她此时此刻，总在一个地方。我要她知道我在找她。”
乔万红扬了扬眉梢，然后低头去喝她的咖啡。她小口小口地喝，模样很老到，跟电影里面的外国人一模一样。
乔万红突然对我说：“你父亲是不是特别聪明？”
当然是了。我父亲一辈子研究小麦，很有成就的。
乔万红说：“你把右手伸出来。”乔万红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幅眼镜，戴上，拿着我的右手手掌，煞有介事地开始琢磨我的掌纹，嘴里咕嗜说：“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你这样的人。”
我父亲的确特别聪明。从前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农学院的宿舍，是那种50年代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办公楼。中间是宽敞的过道，办公室在过道两边，房门对着房门。过道在成为宿舍之后变得不宽敞了，每户人家都把过道当厨房，摆了一张桌子，切菜，桌子旁边是炉子，桌子下面码着蜂窝煤，炉子上架着铁锅，蜂窝煤上撒了粉笔灰。撒粉笔灰的创意就是我父亲的。我母亲骄傲地告诉我们，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我父亲就想出来这个办法来警告小偷，保护自家的蜂窝煤。这个创意是不能小看的，因为粉笔灰撒在煤堆上，就与煤堆形成了一副完整的山水画，非常的雅致。如果谁偷走哪怕一块煤，山水画立刻就会遭到破坏，且不说主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偷煤的人自己首先就会脸红。被偷盗者与偷盗者，便有了一个不同时空的对话，谴责与被谴责，双方都心领神会，又免掉了面对面捉贼的尴尬。据说我父亲并没有对任何人解释和推广他的创意，然而他的创意不胫而走，农学院宿舍的所有煤堆，都撒上了粉笔灰。随后农学院隔壁的纺织学院、政法学院以及隔了一个湖泊的民族学院，但凡私人的煤堆，几乎一夜之间，都撒上粉笔灰。这种颇有君子之风的防盗法，有效地从60年代初期风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家喻户晓，几乎成为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当我的父亲失脚跌进被小偷偷掉了窨井盖的下水道之后，不喜欢他的少数人，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中，阴险地说：“唉，这个人是太聪明了！”
所以，我想乔万红的意思是：我们家的聪明都集中在我父亲身上了。再说明白一点就是，乔万红认为我有一点傻。
乔万红放弃了我的掌纹，说：“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自己说的，但也是因为乔万红的一再暗示。好在这种情况，我也不是头一次遇上。于世杰经常这样暗示我，蔡唐伯也曾暗示过我，科室里的小鬼们甚至公开地笑话我。傻就傻吧，说不定我这是大智若愚呢。因为乔万红最终还是瞒不过我了，她说：“那我就索性告诉你吧，容容欠债了，出去躲债了。她不会给你们打电话，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不想连累亲朋好友，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踪。等事情摆平了，她自然就会出现。现在明白了吧？”
说到这里，我发现乔万红的眼睛生得不对劲，从某个角度看，她眼距过近，有一点斜视。她看着你的时候，一只眼睛看你，一只眼睛看你的身后。她的这种眼睛就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她怎么就不明白，欠债算什么？女孩子的妈妈来了，女孩子欠谁的债，妈妈来偿还好了。
我掏出了钱包。乔万红还没有等我的钱包完全露面就制止了我。乔万红说：“说你父亲比你聪明你还不服气。你有多少钱？容容欠的是八十万美金，而且是高利贷。读过描写万恶旧社会的小说吗？高利贷逼死人的俗话知道吗？好了。我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到此为止。”
八十万美金，我迅速地计算出那就是将近七百万的人民币了。容容怎么会欠人家七百万？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没有人愿意对我解释钱多到一定程度有什么用途。乔万红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离婚了。我丈夫在美国再婚，不管孩子了。我女儿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养母，那就是我们母女最大的福气。”乔万红的结束语是：“易明莉同志，是你给了我希望和信心！”
正文 四
据说北京有一句话，说是找天上的星星容易，找郝爷难。
圈内的人，大家都把郝运叫做郝爷。这是北京！
可是，电话一通，一听我说是郑容容的妈妈，郝运立刻就说要见我。可见，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对吗？不用于世杰北京的朋友帮忙张罗，我还不是找到了郝运？郝运是容容的老板，容容在郝运的公司上班。容容三个月没有消息，别人不知道她的行踪，发她工资的老板还能够不知道？
郝运的公司非常地不好找，在北京西城一个偏僻的胡同里面。从外表看，像哪个小城市早年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进了门，才发现别有洞天，全都是现代化的装修。我在办公室坐了足足二十分钟，茶水续了两次，郝运还没有出现。我再次地看看手表，决心要离开。忽然，一面墙的书柜移动了，书柜是一扇门，经典书籍只是精装的封面套子。我被吓了一大跳，我还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在办公室里做秘室。
一个曾经做过兔唇缝合术的小个子男人出现了。他深沉地冷漠地说：“我是郝运。”
我不喜欢郝运。见面我就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他故意让我久等，然后突然从秘室里转出来，吓得我够呛。这男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五岁左右，故意装老，穿中式大褂，胸前横了十几道盘扣，下面是军裤和中式老头鞋，老头鞋是软牛皮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只银链子的怀表，眉眼长得酷似生病的猴子，一口油滑的京腔。我真的是不喜欢郝运。在三十五岁左右以后的人群当中，兔唇已经很少有了。兔唇豁嘴，天花麻子，小儿麻痹症瘸子，麻风面容，这样一些标志国家贫穷，人民健康水平底下的疾病，应该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中比较多见；而年轻的郝运兔唇缝合，加上他的穿着打扮和长相，似乎在张扬他的残缺，给人一种故意给历史抹黑的感觉。我不知道郝运为什么这样。既然他办着广告公司，做着不小的生意，肯定属于富有阶层了，干吗要弄出这么一副扮像来？既然能够下决心把自己扮成这副模样，还在办公室里做了秘室，鬼鬼祟祟地从书柜后面转出来，这就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了。郝运把问题搞复杂了。我甚至觉得郝运的秘室里是不是有一只大木箱，而我的容容，就被藏在里头，五花大绑，嘴里塞着臭袜子。难怪连乔万红那种女人都怕他几分。
我不怕郝运。我是容容的妈妈，我是来找我女儿的，这一切天经地义。我说：“郝运，容容到底在哪里？”
郝运说：“问得好！这正是我要知道的！”
我说：“容容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说，我就要报警了！”
郝运停顿了一刻，突然一拍桌子，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能是什么人？我是郑容容的妈妈。
郝运说：“得了！实话实说吧！今天你不说实话，是走不出郝爷这道门的！现在让我先告诉你：郑容容的妈叫上官瑞芳，现在住在一个叫做枫园的精神病院。她的一个父亲叫做郑建勋，双性恋者，开着汽车修理铺，招了几个眉清目秀的小工人在身边，生活得其乐融融；另一个父亲叫金农，在上海陆家嘴做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上海滩公子哥儿。你，到处号称是郑容容的妈妈，其实只是养母。养母不是亲妈，你懂吗？容容六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狠心地把她从高台上推到游泳池里，十三岁就把她送到了北京。你是一个药剂师，不断哗众取宠地宣传什么提高了新药的免疫水平；而你老公是一个混混，披着文化人的外衣，在小青年面前充大师，暗地里净在外面捞小钱。吃惊了吧？郝运为什么叫郝爷，现在你知道了吧？”
郝运挽起了他的衣袖，更像旧社会了。有那么一刻，我倒真是被他的神通震慑住了。郝运他把双腿架在了办公室桌上，他的皮鞋底成为了他瘦小身体上的最大两个平面。
郝运说：“现在，易明莉老师，你突然出现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来的？郑容容到底躲在哪里？说吧！隐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从来还不知道，我们夫妇的状况，以及上官瑞芳的状况，被这么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更不认识的小个子兔唇，了解得这么清楚，描绘得这么不堪和带有侮辱性。这种情形，实在让我震惊。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就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上班下班，日复一日，永不厌倦地做血清实验，与碰撞出清脆声响的洁净的玻璃器皿打交道。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与哗众取宠毫不沾边。我的世界，由我的同行和所里的同事组成，我的领导是蔡唐伯，他活跃，夸张，把所有工作都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每个药剂师都当摇钱树，可他在外面的吹嘘与我没有关系。我丈夫于世杰每天都在编辑《中国医药风》，杂志只是在行业内有人知道，靠发行本身不赚钱，却有权威性，在上面发表了论文，评职称就很管用了，所以杂志社经常会获得一些实惠的帮助。于世杰的性格很吊，朋友很多，喜欢豪华小车，善于侃侃而谈，或者热中于教导他人，这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同时他心肠很好，不会损人利己，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我每个周末去看望母亲和弟弟，每隔两周到三周去枫园看望上官瑞芳，每隔一个月去一次郑建勋的汽车修理铺，为上官瑞芳取一次医疗费。每当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