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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情景是我没有见过的。
还有这么一个数据，说今年闹蝗灾的地区，最高虫口密度为一万五千头/平方米。这也是我没见过的。想想看，一个平方的面积里居然能挤下一万五千只蝗虫！那肯定是虫摞虫了，而且还会垒得很高很高。一个平方一万五千只！真恶心……他们怎么算出来的？难道还一只一只地数过吗？真恶心……
为了抵御这场灾害，政府号召灾区群众多养鸡。有人告诉我，养鸡灭蝗的事情还给编了新闻上了电视呢，画面的大概情景就是：村干部们全体出动，把一群鸡从山上往山下呼呼啦啦地赶，鸡们纷纷展着翅膀，光荣地浩浩荡荡冲向抗灾一线。
哎！可真是吃美了！
唉，那幕情景可惜还是没有亲眼见过。
说到养鸡，想起了另外的事情。塔克斯肯口岸刚刚开关的时候，我表姐也做生意去了，我们跟着去瞅了瞅热闹。在那里，政府要求当地群众积极参与贸易活动，提倡的办法之一也是号召大家多养鸡，因为鸡下了蛋就可以用鸡蛋进行边贸互市了。另外，还可以把鸡做成红烧鸡卖给外国人吃。不知道蒙古国那边有没有鸡……
呃，回过头来再说虫灾。那么多的虫，鸡能对付得了吗？一个个吃到撑趴下，也是趴在虫堆里吧？那么多的虫——每平方一万五千只……太可怕了。
不过用鸡灭蝗好歹属于“生物技术”呢，听说还有的地方在喷药。喷药当然会更有效一些，但那总让人感觉极不舒服：“药”比蝗虫更可怕吧？因为它太“有效”了，全盘毁灭一般地“有效”，很不公平地“有效”。
我们在库委，离灾区还很远，但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蝗灾的迹象。尤其在前山一带地势坦阔的地方，往草丛里扔一块石头，就像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似的，哗啦啦溅起一大片。在又白又烫的土路两边，一片一片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开始还没在意，后来不小心踏上去一脚，踩死一大片，才知……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钓鱼用的饵全都是蝗虫。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吃的，鱼居然也能给骗上钩。
我记得小时候，还在县城上小学时，我经常穿过整个县城去到北山脚下找一个叫燕燕的女孩玩。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霞霞，一个叫明明。她们的房子很破，但是很大，院墙从南到北、山上山下地围了一大圈，空空荡荡，差点儿就无边无际了。她们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我们就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后来我们跑了出去，外面是成片的戈壁滩、起伏的沙丘。我们去拾干牛粪，拾回来可以当柴烧。因为她们家很穷，穷人就烧这个，富人则一年四季都烧煤。我们去了很远很远，远得快要回不来了。后来我们回来时，红日悬在山头，晚霞辉映大地。我们开始捉蝗虫玩，那么多的蝗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么多了。
——我们轻轻地走上去，轻轻地蹲下身子，突然罩上手，一下子就逮住了。捂在手心，感觉它在手心里微弱地挣扎着。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于是捏在手心里总是令人异样地兴奋。它的腿能动，关节灵活，触须虽然看来和麦芒一样，但却是有感觉的，是灵敏的，再轻微的触碰都会使它迅速作出反应；还有它的翅子，那么精巧对称……对一只蝗虫仔细观察，从寻常中看出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时，世界就在身外鲜明了，逼近了……我看到燕燕的眼睛闪着瑰丽的光，抬头一看，绯红的夕阳恰在此时全部沉落西山。天色迅速暗下来，一回头，一轮大得不可思议的金黄色圆月静止在群山之上。
蝗虫是有罪的吗？作为自然界理所应当的一部分，它们的种种行为只在必然之中：必然会有蝗灾出现的，必须得伤害人的利益，以维护某种神秘公正的平衡。当蝗虫铺天盖地地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保护自己而使用的任何方法，是不是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损伤？
唉，我们这个地方的农牧民真倒霉，不下雨的时候总是会闹旱灾，雨稍微一多又有洪灾；天气冷的时候有雪灾，太热了又有冰雹灾；秋天会有森林火灾，到了夏天呢，看看吧，又总是有蝗灾。此外还有风灾啊、牲畜瘟疫啊什么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并且也不认为受点天灾有什么太委屈、太想不通的。
蝗虫也愿意在这里生活呢，草一片一片地给它们咬得枯黄，于是羊就不够吃了。蝗虫真可恨，但也可怜，因为它们的初衷原本只是找口吃的而已，和羊一样。
比起蝗虫，羊群的规模更大，而且发展态势更是不可阻挡。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向羊的利益倾斜，其实是向自己的利益倾斜——我们要通过羊获得更幸福的生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着无忧无虑与浪费一步步靠近。我们真强大，命运都能控制住了。
蝗虫来一拨，就消灭一拨。我们真强大，一点儿不怕它了。
可是，这是不祥的。因为蝗虫仍在一拨一拨地继续前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对付（名字也越来越神气，什么“亚洲飞蝗”啊，“意大利蝗”啊……）。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只知道，“更多的那些”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又想起童年中的燕燕和明明，此时，不知她们正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平凡地生活，完全忘记了过去那些蝗虫的事情，一日一日地被损耗着。
“小鸟”牌香烟
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当地人民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
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什么布料啊？这么亮？”
“是……”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
“丝光棉？”
“对，丝光棉。但不是棉，也是一种化纤。”
“一种化……纤？”
“对，就是过去说的料子布，腈纶啊涤纶的之类。”
“腈纶？涤纶？”
她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
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
“哦——”立刻了然。
一个小伙子来买香烟，是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
但是我在货架上那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
“我们没有‘小鸟’烟。”
“有的！那里那里！”
我随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啊！那是“相思鸟”！
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
再想想看，就凭我们的水平，要想给老乡们较为准确地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蜀道。
所以我妈虽然办事轻率、粗枝大叶，总算还是较能适应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的。
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砰砰”。
一头雾水。
“什么？”
“砰！砰！”
“什么砰砰？”
“就是砰砰，砰砰砰！”
拿给她榔头，摇摇头；再给她拿一把斧头，仍然不是。
只好微笑着对她说：“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不是的！”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
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她发明的词汇“喀啦（黑色）蘑菇”，即“木耳”（阿尔泰深山森林里生长有野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
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
我们家卖的其他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作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左边的白色烟”和“右边的白色烟”。
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肩式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这么深奥的事儿，她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
打电话
阿克哈啦最早的电话是所谓的“卫星电话”，这种电话不但贵得无法无天，而且通话质量很差，一遇到刮大风天气和阴雨天就卡壳了，打不出去也拨不进来。
后来有人开始使用移动公话，也就是无线电话，形状和一般的座机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电话线牵着。隔两天得充一次电。这种电话非常方便，刮风下雨都能用。而且坐在汽车上也能用，带到两百公里以外的县城也还能用。其实就是座机模样的手机。
这种电话是免费赠送的，话资又相当便宜。后来我家也办理了一部。我妈喜欢极了，用一个很大的包揣着硕大的话机挂在胳膊上，整天走哪里都带着。有时候去县城，在街上走着走着，电话就响起来了，她赶紧从包里取出来，摘下话筒若无其事地接听。不管周围行人如何大惊小怪。他们可能在想：“这算什么手机啊？”
在阿克哈拉，手机也很快就要开通了。随着公路的到来，据说光缆线已经铺好，座机电话正在普及。我家商店打算再装一部公用电话。
公路修好了就要沿路架起新的电线杆，另外路边还要修排洪渠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于是这段时间有好多内地民工来阿克哈拉干活。每天一到休息时间，大家就全跑到我家商店排队打长途电话，挤了满当当一屋子。害得我们每天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家吃饭。
打电话的大多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小伙子：“是我，妈妈。吃过饭没有？那边天黑没有？我这里还没有黑，新疆天黑得迟些……我在这里很好，吃得也可以，天天都有肉，有时候一天两顿都有肉……老板对我们好，活路也好做，早早地就下工回宿舍吃饭了……妈妈，我不给你讲了，快三分钟了，我挂了啊。”
下一个立刻拿起电话，拨通后说道：“妈，吃饭没？天黑了没有？我们这里天还大亮着。新疆天黑得太晚了……这里一点都不好，一点都没有肉吃……噫！老板尽欺负人哩，干活把人累得！天黑得看不到了才让回家吃饭……妈，我不给你讲了，快三分钟了，我挂啦！”
令人纳闷的是，这两个人明明跟着同一个老板干同样的活啊，为什么说起来竟天差地别？
有一个母亲给孩子打电话：“……娃儿啊，我说的话都要记到起，每天都要记到起，奶奶的话要听，幺妈的话也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就数她说得时间最长，都过了十分钟了还没交待完第三个问题：“……娃儿啊，生火的时候，要先在灶里搁小柴，底脚架空呷，搁点刨花儿引火。没得刨花儿拿点谷草也可以。要好生点引火，等火燃起来呷了再一点一点地往高头搁大柴。将将开始要搁点小柴。要燃不起来就吹一哈，里头的柴禾莫要堵到烟囱洞洞。将开始的小柴底脚要架空，再搁刨花儿，没得刨花儿拿点谷草也可以。燃不起来就吹一哈，好生点吹，莫吹得满脸煤灰灰。将开始要用小柴，莫用大柴。底脚要架空，没得刨花儿拿点谷草也可以……”。
我妈悄悄对我说：“这才叫做‘千叮咛万嘱咐’……”
还有一个给老婆汇报情况的，也拉七扯八说了半天，后面排队的等得不耐烦了，就一个一个凑到话筒前乱打岔——
这边正说着：“我下了工哪里也不想去……”
那边：“乱讲！他一天到黑不做活路，老板天天骂他！”
这边：“我自己洗衣服……”
那边：“他天天打牌赌钱！”
这边：“洗得很干净……”
那边：“都输呷两百块钱了！”
这边：“就是水不好，碱重得很……”
那边：“快还给我两百块钱，输呷不认帐！”
这边：“我没有赌钱！”
那边：“赌了！”
这边：“我没有赌！”
那边：“快点还钱！”
这边：“莫听他们乱讲！”
那边：“嫂子，陈三儿还找了小姐！”
这下子，话筒另一头立刻警觉起来，女方的嗓门尖厉了八度，我们这头都听得一清二楚：“哪么哩？你还有钱找小姐？”
陈三儿又急又气，说话越发结巴了：“莫莫听他们的，他他们乱讲，乱讲……”
一屋子人都开始起哄：“陈三儿还钱！还钱！陈三儿快点还钱！”
陈三儿赶紧“再见”，挂了电话就扑过去和那几个坏小子拼命。
我们电话生意实在太好了，虽然这一带的商店都装了公用电话，但就数我家最热闹，连当地哈族老乡都更愿意到我家耐心地排队。
后来才知道，来我家打电话的哈族人全都是正在恋爱中的姑娘小伙儿。因为这一带就我们一家汉人，当着我们的面谈情说爱也方便点。语速稍微快点、含糊点，就会非常安全。可是，我们就算听得懂也懒得去听！看着对面那个十五岁的破小孩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喜难自禁、左脚搓右脚、右脚搓左脚的样子——实在愤怒：都说了一两个小时了，都十二点了，还让不让人回家睡觉啊？
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
摩托车实在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比我们强大。在这片荒茫茫的大地上，它轻易地就能把我们带向双脚无力抵及的地方。当然了，坐摩托车时间长了同样很累人的，不比徒步轻松。很多时候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等到了地方，都成罗圈腿了。何况我家这个只是台小油箱小型号的摩托车，动不动就三个人同时压在上面，车不舒服，人也舒服不到哪儿去。其他嘛，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
我非常想学骑摩托车，但又很怕摔跤。记得小时候，平衡感几乎等于没有，秋千都不敢荡。光学骑自行车就学了三年，光学推自行车就学了两年……总之，我想，自己恐怕一辈子都不敢奢望能拿这种机器怎么样了。但是还是喜欢摩托，能在风里呼啸而过的话——好像我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工具，才更清楚更敏锐地出现在了世上。要不然的话……唉，其实，受到能力的限制也未尝是什么坏事。但是，既然已经有摩托车了，就只说摩托车的事吧！——当我站在大地上，用手一指：我要去向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又突然为发现了这世上可能真的再也没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而隐隐不安——好像我们正在凭借摩托车去迫不及待地、极方便地、迅速而彻底地永远离开了什么……但是，又想到，到了今天，这已是我们无法避免、无法拒绝的现实了。呃，也未尝是件坏事吧？哎——当我站在大地上，用手一指：我要去向那里！
尤其当我们把家搬到沙漠边缘的阿克哈拉后，摩托车的用场就更加重要了。那时我们已经远离山区。阿克哈拉在南面乌伦古河一带的戈壁滩上，离县城两百多公里。要是坐汽车的话，冬天去县城一趟得花五十块钱呢，就算五十块钱，还不一定有得坐。这个村子还没有开通正式的线路车。只有私人的一些黑车在跑运营，大都是那种八座的老吉普，一天顶多只有一两辆。往往天还没亮，司机就从村这头到那头挨家挨户接人，往往还没有走到我们家，人就坐满了。或者临时有什么急事，但车没载满人就是不走，停在村口一等就是一两天，急死也没办法。而摩托车多方便呀，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而且，骑摩托车去县上的话，来回的汽油费也就十几块钱，省了八九十块钱呢！要是两个人去县上的话，能省一百六；要是三个人去县上的话，能省二百五。啧！而且，还不用晕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戈壁滩上风大，路也不好走，加之为了省油，摩托车速度控制得较慢。于是出一趟门总得吹四五个小时的风。真够受的。虽然我妈给我弄了个头盔，可那玩意儿沉甸甸的，扣在脑袋上，压得人头晕眼花，根本没法戴，只好挂在脖子上，任它垂在后脑勺那儿。可风一吹，头盔兜着满满的风使劲往后拽，拽得脖子上那根带子卡在肉里，勒得人头晕眼花，还吐着半截舌头。没一会儿，门牙就给吹得冰凉干燥。我只好把它解下来抱在怀里。可这样一来，我和我叔之间就隔出了好大的空隙，风嗖嗖往那儿灌。虽然身上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但不一会儿还是被风吹透了，敞怀一般，肚皮凉幽幽的。尽管带着手套，抱头盔的手指头还是很快就又冷又硬，伸都伸不直。哎，也不能戴，也不能不戴，连放都没地方放，真是拿这个东西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走的路是戈壁滩上的土路（——真丢人，我叔至今都没有办执照，不敢上公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条细而微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