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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马真的行吗？”
“我也不知道。”
他这么一说，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有点难过。不由自主地说：“没事，你的马不是腿上的劲很大吗？”
“是呀！”他高兴起来了：“我的马鞍子也是最好的！是在加工厂刚刚订做的！”
“加工厂”是河上游水库旁的一个村子，除了种地以外，整个村里的男人都会做马鞍和马鞭，并且还打制马掌和匕首之类的铁器，还订做手工皮靴。
但是他后来又说：“不过，赛马时不能上鞍子，到时候得取下来……”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江阿古丽嫁人了。我真想知道，她嫁走后，她家那半盆子美丽的小石子还要不要了。要是送给我该多好……
我仍然会每天都去河边走走，寻找漂亮石头。并不知不觉也开始寻常那种碗豆大小的石子。
天气转凉了，河边风很大。再也看不到那个洗马的小孩了，这才想起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甚至从没问过他的姓名。
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弹唱会开始了没有。
我在河床下面的卵石滩上久久地弯着腰，慢慢地寻找。河水的哗哗声是另外一种安静，让人不受侵扰，远远地想着事情，又细心地注意着石滩。后来我抬头往前面看了一眼，看到江阿古丽骑马朝这边过来了。她没看到我，目不斜视地从我身后高高的岸上走过。我看到她一身妇人的装扮，穿着长裙子，头发挽成髻，扎着头巾，脚上踏着手工靴子，肩上披了一大幅羊毛披巾。因为还在新婚之中，披巾上别着几簇鹰翎毛。
从我站着的这个角度看去，大地的广阔是一种充满了力量的广阔，微微地倾斜着。
汉族孩子们
喀吾图有十来个汉族小孩子，由于当地没有汉族学校的原因，都没有上学。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两三岁，成天伙成一群，呼啦啦——从这边全部往那边跑；再呼啦啦——又全部从那边再跑回来。边跑还边齐声呼喊着：
“白娘子！！！——我来了——”
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家长们平时都教了些什么。
后来，年龄最大的高勇，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上了哈语小学。不出两个礼拜，就能叽里呱啦地和同学们用哈语对答如流，丝毫不带磕巴。名字也变成了“高勇别克”（“别克”是哈萨克族男性名字中一个常见的后缀）。
最小的孩子孬蛋——呃，这名字不错——上面有三个姐姐，一字排开就是七岁、五岁、四岁、两岁半。四个小孩手牵手从容走在马路中间，任过往的汽车把喇叭捺得惊天动地，也不为所动。
陈家的三个孩子，老大叫“陈大”，老二就是“陈二”，老三是个丫头，叫个“陈三”不太秀气，就直唤“三三”。这三个孩子则喜欢排着纵队走直线。为首的还举个小旗子。
刘家的俩孩子都七岁了，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却不是双胞胎。唤作“大妮”的丫头是抱养的，大了几个小时，便成了姐姐，生得很美，高挑健康。而刘家自己生的儿子就差了好大一截，又矮又瘦，眉眼呆傻，实在不讨人喜欢。而且还老说谎话，天天哭喊着大妮又打自己了，大妮又抢自己的饼干了。
这两个孩子动静最大了，远远地，人还没过来，“吧嗒哒！吧嗒哒！……”的声音就响成一片。因为小孩子穿鞋很废，他们的父亲便自己动手给他们做鞋。两块小木板做鞋底子，上面横着钉一小块车轮内胎裁成的胶皮带子勒住脚背。又简单又便宜，穿破几双都不可惜。他们管这叫“呱嗒板”，真形象。
王家的是俩丫头，老大比较文静，老二活泼。挨起爸爸的打，两人一同鼻血长流，面对面号啕大哭。
隔壁曾家也是开小商店的，他家孩子叫玲子，七八岁模样，整天守柜台买货，算账算得滴溜溜转。没事的时候就可怜兮兮地趴在窗台上看别的孩子在街上聚众滋事，呼呼啦啦玩耍。有时候也会把头伸出窗外跟着大喊一声：“白娘子！！我在这里呢……”
这些孩子都是做生意的汉族人家的孩子，每人家里都开有大商店的，但最喜欢做的事情却是到别人家商店买东西。一人攥一把毛票，成群结队一家店一家店转，最后买到的东西也许不过是最常见的一毛钱一支的棒棒糖。而自家店里也有，批发价才两分钱。
不知为什么，大家最喜欢去玲子家商店。当然不是为了友谊，因为他们一进去，就要和玲子吵架，哪一方嗓门大算哪一方赢。
玲子够能干的了，可玲子妈还是死活不放心，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对账。
“刚才又卖了啥？”
“水果糖。一毛钱五个，卖了两毛钱的。共十个。”
“哪一种？”
“就那里的——”
“噫嘻！那种是一毛钱三个！”
玲子不吭声。
“噫嘻！整天尽胡卖八卖，都不知亏多少了！这死妮子！谁家来买的？”
“大妮和她弟。”玲子手一指，那俩小家伙正靠在玻璃柜台上吮糖，一人鼻子底下拖一截鼻涕。
“噫嘻！还不赶快要回来——”
于是玲子就说：“听到没？俺妈说那糖是一毛钱三个，不是一毛钱五个。快点，一人退我两颗糖。”
大妮姊弟俩对望一眼，每人缓缓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交出去。然后继续靠着柜台吮糖，小声商量要不要把剩下的糖退掉折成钱。但终于没有退，吮着糖趿着呱嗒板牵手走了。
我妈最会骗小孩了，而这群小孩又最喜欢被我妈骗了，三天两头往我家跑。
他们叫我妈“裁缝奶奶”，又扭过头来叫我“娟娟姐姐”。
我妈若是心情好就竭力怂恿他们做坏事，心烦的时候就教他们使用礼貌用语。
若是哈族小孩，她一般会热情地教人家怎样用汉语骂人。使得我们这里七岁以下的哈族小孩在说话前都要先来一句“他妈的”。
有时天气很好，又不太忙的时候，我会率领孩子们到乡政府院子里去玩。那里有一大片树林，草丛深密，鸟儿很多。我教他们认识薄荷草。并让他们挨个儿去闻那种不起眼的小草散发出来的香气——
“是不是和泡泡糖的味道一样呀？”
“呀，真的一样的！”
他们没完没了地闻，又辨认出更多的薄荷草，一人拔了一大把回家。
大妮突然问：“娟娟姐姐，泡泡糖是不是就从这上面长出来的？”
大妮喜欢边走边不成调地放声歌唱：
“回家看看！啊——给妈妈洗洗碗——回家看看！啊——给妈妈洗洗碗……”
左右看看，若是没人，便大喊一声：“啊！白娘子！！……”
大妮土豆皮削得极好，速度飞快，削得又匀又薄。特省料。
大妮家除了开商店，还开着饭店。大妮除了削土豆皮，还得削胡萝卜皮。
我在旁边看她削皮，细细小小的手指攥着土豆，迅速地挪动位置，小刀飞转，薄薄的土豆皮轻飘飘地散落。遇到节疤和虫眼，刀尖子轻松地一挑一拨，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实在太专业了。能熟练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双手做生活所需的事情，便是劳动了。能够劳动的孩子，又美又招人疼。
高勇别克家有车，因此他七岁时就会开车，而且还是那种东风大卡车。倒车的时候，这个小人儿打开车门，垫脚尖站起来，半个身子探出驾驶室往后看，煞有介事地边察看路面情况，边打方向盘。
要是遇到别人倒车，他就极负责地跟着车前车后跑，极专业地大声指令：“再退，再退！……好，好……继续退，没问题，还可以退，放心地退……好！好，退退……好——停！”
最有意思的是拖依（宴席）上的情景。孩子们都喜欢坐首席，因为首席上好吃的东西摆得最多。主人一席一席地挨着敬酒，敬到这边，总是会大吃一惊。
拖依上的桌子不是汉族人常用的方桌或者圆桌，而是长条桌，一桌能坐二十多个人。刚好能坐满全村的汉族小孩。于是每次都把他们编排成一桌。现场秩序再混乱，孩子们也不会坐乱的，全是自家挨自家的，一个也不会给插开。大家一边吃一边大把大把地将盘子里的东西抓了往口袋里塞。因此参加拖依的孩子都会穿有着大口袋的外套。这种事情通常孬蛋四姊弟干得最多。
喀吾图的永远之处
我第一次去喀吾图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阻止我——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后来暴雨倾盆直下。路边十多米高的白杨林带剧烈撼动，一路呼喊着：“不——不！！……啊不……”
我和十来个不认识的哈萨克老乡挤在一辆破得快散架的十座老吉普里，被颠得昏天暗地。吉普车像喝醉了似的在暴雨中扭动着，摇摇晃晃前进。急雨夹着冰雹砸在窗玻璃上，又像是已经穿过玻璃砸进了车厢。车开一阵，停一阵，像是毫无目标地在茫茫戈壁上慢慢爬行。我不知道喀吾图竟然会那么远，那么荒僻。我不愿意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我去。我们的车一路上坏了又坏。我们下车，等待司机用千斤顶把汽车底盘顶起来。我不想去。什么都在阻止我。车又坏了。我站在路边，看到戈壁丘陵四面动荡。我浑身湿透。我走上附近一处高地，垫足远望。
我家在喀吾图开了个小店，整天和各种各样的顾客打交道，但能记住的人很少很少。我妈却全都记得住，不到半年，她似乎同大家都熟识了。我们交谈时，若是提到了谁谁谁谁——
“……就是那个帽子特别多的人，不停地换着戴……”
“瓦兹别克？”
“他媳妇抽烟的那个……”
“吐马罕？”
“上次拖依（宴会）上，还和你跳舞了……”
“噢，那肯定就是巴登别克了。”
……
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太难记了，脸也都长得一样嘛。喀吾图的日子如此平淡，日复一日，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似的，什么都没法清晰地记住。大约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整天坐在深暗的柜台后面，等着有人来店里买东西。等着他们掀开厚重的棉门帘，逆光进来。
进来的人一般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他们中有人能在柜台前一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不说话，我就做不到了。我忍不住问：“有事吗？”他不吭声。我就给抓把瓜子，他接过来咔吧咔吧就吃。吃完了又闭嘴站那儿发呆。我再给他一个苹果，他几口咬完了，继续沉默。他有的是时间。最后我拿出锁对他晃晃，表示关门了。他这才离开。我锁上门出去，在河边散步，很久后才回家。回去时那人居然还在门边守着，我只好开门让他进去，让他继续靠着柜台，盯着货架上某个角落深深地打量。真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多时间，这么闲。令人羡慕。
喀吾图的小孩子们则都很忙，忙着上学。不上学的时候忙着偷家里的鸡蛋。上学和偷鸡蛋之外的时间就更忙了，忙着兜着鸡蛋往我们家商店卖。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蛋通红，目光兴奋。
鸡蛋三毛钱一个，每次我收下鸡蛋付钱的时候总会竭力劝说他们顺便买点泡泡糖或小饼干。但是这些小孩太聪明了，都不理我。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小小年龄攒钱干什么。也想不出在喀吾图，除了泡泡糖和小饼干，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招小孩喜欢。
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我开始一直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个女的。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我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是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我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也带来了一只蛋。他一个人来的，把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我给钱。我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钱。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我把蛋磕开一看——
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的妈妈煮给他的，舍不得吃，便拿来换钱。
我真是气坏了，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把它给吃了。
在喀吾图，我学会的第一个哈萨克单词就是“鸡蛋”——“觉木什尕”。
除了这些孩子和那些没事干的闲人，我们家店里就很少再来别的什么人了。
在喀吾图做生意，像是在火星上做生意。
我成天窝在柜台底下的糖堆里睡觉，睡醒了就搬把椅子坐到门口晒太阳。太阳渐渐偏西，房屋的阴影从后面慢慢覆扫过来，阳光移一寸，我就挪一下椅子。
到了下午，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顾客，连忙跳起来问他要什么。可是……他要“过油肉拌面”。
我告诉他这是商店，然后把吐滚家的馆子指给他。
但是吐滚家馆子因为生意太冷清，早就关门一个多月了。于是不一会儿，这人又回来找我要“过油肉拌面”。
我只好把沙力家院子指给他。沙力家没有开饭馆，但他家养了一条特别厉害的大狗。于是这人再也不来找我了。
村里的马路上干干净净，两边是茂密的柳树和杨树，树下流水淙淙。
没有一个人。
只有一只高大的鹤，不时地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
不过我说的那是夏天，春天和秋天就不一样了。
牧民逐水草而居，上山下山转场都会经过喀吾图。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羊群穿过村子西去东往，尘土高腾。羊群走过的柏油路都被踩得稀烂一片。
到了那时，小杂货店每天一大早就挤满了人，积压了一百年的商品都有办法卖出去，无论卖什么都有人要。而别人要了偏你又没有的东西，则无论用别的什么都可以搪塞过去。
比如——有人要买西红柿酱，完全可以向他推荐辣椒酱；而若是要缝纫机油，就理直气壮告诉他只有缝纫机针。他就只好买了缝纫机针走了。
但也有厉害的角色。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胖女人，非要用八块钱买一条小孩的裤子。我不愿意。那条裤子最便宜也得卖到十块钱。于是她往柜台上一靠，无边无际地和我纠缠了起来。她越这样我越不愿松口。到了中午该吃饭时，我们都饿了，分头去吃饭。吃完回到商店，她仍旧往那一靠，接着上午的话头继续往下缠。
当价格说到九块钱时，已经到了晚上该关门的时候，我们又分头回去睡觉。第二天……第三天……
最后她居然七块钱就把裤子买走了！
牧业经过时，卖得最快的只有裤子。真不知他们咋那么费裤子，估计可能是整天骑马骑的。
牧业一过去，裤架上至少得空下去近两百条裤子。
集体买裤子的情景十分壮观，先是所有人一起脱，然后所有人一起穿。要这时候走进我家商店的话，你会看到满地都是鞋子，至于人——人全站到柜台上去了。大家都挺爱干净，担心裤脚在地上拖来拖去弄脏了。
好在我家柜台很结实的。上面铺了厚厚的木板，而不是像城里的商店那样铺玻璃。因为在我们这里，平时除了买裤子的人要往柜台上站以外，那些喝啤酒的，看货架最上面一层商品的，试鞋子的，吵架的，都要往上站。
再回来说买裤子的人——通常裤子一穿在身上，就掏钱走人。旧的那条揉巴揉巴往口袋一揣，裤缝笔挺地推门出去。
当然也有人特麻烦，几乎要把所有裤子统统试过两遍以上，逐一对比，反复感觉，每条合缝线都拉了又拉，拽了又拽，连裤兜都要伸手进去掏掏，看漏不漏。就这样，柜台上从东到西堆了一长摊各式各样的裤子，这人就坐在裤堆中间，垂着两条腿，慢悠悠地挑，慢悠悠地和你讨价还价。敲定价钱后，还要再转身一头扎进裤子堆，再挑一轮。末了还要再杀一轮价。
我妈一气之下，把他脱在地上的鞋子一脚踢到柜台后面。
等到后来生意做成，钱拿到手，剩下的事情就与我们无关了。
于是这人穿着新裤子满地爬着找鞋子，找得叫苦连天。
喀吾图的秋天人真多，一个夏天都在山里消夏放牧的人全回来了。牛羊也下山了，转场的牧业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时候也实在没啥事情干了——草打完了，麦子收了，家畜膘情正好。于是大家成天往马路上跑，三三两两站着，天黑了也不回家。就那样站着没完没了地说话——说到实在没话说了，仍面对面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反正就是不想回家。不回家的人差不多全是年轻人，年轻人见了年轻人，爱情便有了。然后就是盛大的婚礼。整个秋天都在举行婚礼，每场婚礼举行三天三夜。几乎秋天的每个晚上，这黑暗的村子里总有一处角落灯火通明，电子琴和手风琴的旋律彻夜飘荡。
我半夜突然睡醒，听到舞曲热烈的旋律。穿上衣服起身出门，向村子里亮如白昼的那处走去。我趴在那家人的低矮的土坯围墙上往里看，院子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拖依”，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灯泡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新的一支曲子开始了，由新娘领舞。她缓缓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