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候的思想界也是什么都有，我记得抗战前有一本书叫《当代三大怪杰》，书皮上印着三个人的像：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就是所谓“当代三大怪杰”。因为那时候也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我还记得我回老家入中央大学附中的那一次考试，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我的是常任侠先生，后来他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工作。（当时政治部部长陈诚，那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黄琪翔是北伐的将领，周恩来主要依靠第三厅搞文化宣传，郭沫若是厅长，网罗了一批进步人士，所以常任侠也到第三厅工作，后来似乎曾做过周恩来的秘书。）口试的时候问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我至今都记得。
他问：“你喜欢什么？”
我说：“喜欢文学。”
“看过什么书？”
我随口说了几本文学书。
又问：“你崇拜什么人？”
崇拜其实是一种迷信，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那时候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就说：“我不崇拜什么人。”
“崇拜墨索里尼？”
我说：“不，我不崇拜他。”
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你是个进步人士，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不过这也说明，独裁政治的思想在当时确实风行一时，所以他才这样问，大概是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吧。多年以后，好友王浩和我谈起当年的口试，他说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当时回答说：“我最崇拜我父亲。”他很得意，如此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抗战前报纸很多，在北京影响大的有《晨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后两种都是前辈报人成舍我所办。我家里订了两份报，每天放学回家都翻一翻，顶长知识的。北京图书馆里的报纸非常多，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记得卢沟桥事件以后数日我看见一份日文报纸，上边印着大字的标题“华北赤化之学生非常不稳”，内容我看不懂，但至少有个印象，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华北学生运动非常关心。
那时候杂志也多，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荟萃了周作人、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名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叫姚颖的女作家，她的文章很俏皮，写的是“京话”，专门报道南京官场上的动向和见闻。后来有一期新年版，这些作家纷纷写新年贺词，并附有本人照片，我看到有周作人、丰子恺，丰子恺当时也就三十多岁，照片上却留着大胡子，但最让我吃惊的是姚颖——居然是一位妙龄少女！没想到她竟能如此熟悉南京的官场。后来才知道，姚颖的先生当时在南京做个不大不小的京官，是借她的名字来写官场上的事情，抗战期间在甘肃省做教育厅厅长，在一次意外中死了，姚颖自此也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还有好几种跟《论语》差不多的杂志，比如《宇宙风》，是陶亢德与林语堂合编的，邹韬奋在上海办生活书店出了很多进步的杂志，介绍左派的知识。再有就是看《世界知识》，那是左派的国际政治刊物，配有地图分析国际政治形势，在当时是我们有关世界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上海出版。另外，那时候也欣赏苏联的一切，因为苏联是一种新文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看后觉得美极了。当然，实际上恐怕也不就，但当时却引发我们无限的憧憬。国民党那时候也有好几个出版社，也有几家右派杂志，讲什么“伟大的领袖”之类，不过那个没有市场，销路不大。
3。天籁幻想
北京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性的一所师范大学，就在和平门，对门是师大附中、师范附小，当时就是名校，我中学上的就是师大附中。那时候中学也是全国性的，如果家庭条件较好，也是把子弟送到大城市里来上学。城市里的学生年纪比较小，个子矮，坐前面，那些从外地来的、乡间来的往往年纪比较大，坐后面。我有一个很熟的同学，从绥远（内蒙古）来的，好像比我大三岁。
其实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师大附中南边是琉璃厂，那是全中国书店最集中的地方，新的、旧的有几百家，中午吃了饭，几个大同学去逛书肆，我也跟在后边转，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好多中国的旧书，也有洋书、新书，新式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还有北新书局——鲁迅的书就是北新书局出的，那些书都摆在那里，琳琅满目。当然好多书我都不懂，从前听说有二十四史，没看过，到了书店，哦，那儿摆的有二十五史，还有二十六史，原来还有这么多史。元史是中国正史里边编得最差的，所以清末柯劭忞又编了一套《新元史》，凑起来是二十五史。后来清朝亡了以后就没编史了，民国初年编了一个《清史稿》，不算是正史，所以叫《清史稿》，把它算上就是二十六史。这就开阔了眼界，但让你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接受的知识和他的思想并不单纯是在学校里上课，那些年纪大的同学每天去琉璃厂转，我也跟着在书铺里转，转来转去，知道不少东西。
有一阵我想学音乐，虽然不清楚到底学什么，但真是着迷，现在看来是太荒唐。音乐要从小学起，而且要学得很专业，我没那条件，就是看了王光祈、丰子恺的书，知道有些个名家，什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音乐界有三“B”，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觉着这些位大音乐家了不起，就想学音乐。那时候，北京有一个中华乐社，出了一套《世界名歌选粹》，一共五本，北京图书馆有，我就借来抄过一些。另有一本叫《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在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就有出售，里边都是美国小学生、中学生唱的歌，很多人都有一本，像StephenC。Foster的《老人河》（OldFolksatHome），我们都自己学着唱，大概也学了好几十首，虽然歌唱得不怎么样，副产品倒是学了些英文。还有一本中华书局印的《世界名歌选粹》，印刷很好，我花一块多钱买了一本——那时候到小饭铺吃碗面不过才一毛钱，所以一块钱已经很贵了。这本书里选的歌并不多，但几乎每一首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第一首是法国古诺的《小夜曲》，第二首是舒曼的《梦幻曲》，听了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后来一个间接机会我又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这本书里还有一首是从古诺的歌剧Mignon里选出来的，内容出自歌德的小说WilhelmMeister（《威廉·迈斯特》），迈斯特游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马戏班的小女孩Mignon。小女孩是意大利人，从小被拐卖给了马戏班，但她总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影影绰绰地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来的，于是唱了一首歌，歌词就是歌德的诗《你是否知道那个地方？》。听了以后，我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感觉美好极了。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那时候我有两个途径可以听音乐，一个是抗战前，学校里偶尔组织听唱片，音乐课上也听，但更多的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另外，当时师范大学有两个系几乎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音乐系，一个体育系，其他大学都没有，所以那时师大的音乐系和体育系还是很有名的。这对我们有个便利，因为我们就在对门，他们有篮球队，在当时都是国手了，是全国最好的。比如国手牟作云，他作为中国篮球代表队的主力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他教我们体育，做了体育主任马约翰先生的女婿，后来是篮球协会的主席。所以，经常他们一比赛我们就跑去看，当然也不要门票。还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有个音乐会，我们跑去听，那是师大自己的音乐会，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管弦乐、交响乐，可是提琴、钢琴都有，歌唱也有，所以许多歌我都听过，很熟，感觉好极了。
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也去看戏，不过我觉得京戏是一种太古典主义的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而且我觉得京戏的音乐太差了，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牌子，其实应该每一部戏、每一个情节都有自己的旋律，这才符合戏的内容，不能说无论表达什么感情、什么情节都限于那几个旋律，把音乐也脸谱化了。当然我从京戏里也获得了很多知识，有些是非常可笑的，让我以为古代就真是那样。比如京戏里打仗，双方都是一个将领出来带几个人，然后两个主将交锋，真正的战争不会是那样，可是小时候我以为古代打仗就是那样。
当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娱乐或者知识的来源，那就是电影，大多是好莱坞八大公司的电影，说它是营养也好，毒品也好，真看了不少。当时北京主要的电影院有五家，东城的“光陆”、“平安”、“真光”属于一轮影院，西城的“中天”、“中央”属于二轮影院，设备较差，票价也低，成了我们这个消费层次的人常去的地方。
有几部我影响很深，像《蝴蝶夫人》，那是歌剧电影，还有《倾国倾城》，即AntonyandCleopatra，男演员是FredorichMarch，女演员是ClaudetteColbert，当时都非常有名。还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导演是Reinhardt，配乐是19世纪的作曲家门德尔松，都是世界名人。还有一个印象最深、至今都不能忘记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名字叫作《铸情》，演朱丽叶的是NormaShearer，那时候北方译名和南方不一样，北方把她的名字译作“薛爱梨”，南方译作“瑙玛·希拉”，演罗密欧的是LeslieHoward，也是《乱世佳人》的主演之一（《乱世佳人》里女主角是费雯丽和OliviadeHavilland，男主角一个是ClarkGable，另一个就是LeslieHoward）。那时候我十几岁了，思想刚刚开窍，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那时的电影没有配音，都是原文，当然大多听不懂，可是偶尔也听懂几句。罗密欧看见朱丽叶以后说：“啊，那是东方，朱丽叶是太阳。”听了非常感动。从那以后，几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借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来看。
国产电影我看得很少，如《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之类，技术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小孩子看仍是津津有味的。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胡蝶主演，还到颐和园拍外景。胡蝶那时候是电影皇后了，其实阮玲玉演得比胡蝶好，属于实力派的演员，我看过她主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不过她26岁的时候自杀了，挺可惜的。江青当时只是一个starlet（没有名气的演员），我没看过她的电影。张爱玲的出名只在沦陷区的上海，我们在后方看不到的。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他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24小时，你不能一天干48小时的活，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人，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要讲读书，八十多岁的人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以为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鬼子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打算看看北京，再回沈阳找工作。9月19日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历史的功过是很难评说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竟然一枪不打就放弃了。现在我们知道，张学良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可那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国民党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东北、西北以及西南的军阀基本上都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到了抗战的时候，这些地方势力也还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仍有独立性。张学良迫于压力很快撤到了山海关，整个东北三省就此沦陷，北平逐渐暴露在最前线。
为了躲避战乱，不久我们便举家回了一趟老家。我的老家在湖南岳阳，正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地方，离岳阳楼极近。岳阳楼非常有名了，和武汉黄鹤楼、江西滕王阁并成江南三大名楼，唐代大诗人杜甫题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到了宋朝，范仲淹写了一篇有名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现在大家都会背。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过来，大概有一二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参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大日本军舰保津”、“大日本军舰出云”，“保津”、“出云”都是他们的船号，出云号就是后来“八·一三”时候的旗舰，也就是司令舰。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悲恸。怎么能长驱直入把军舰开进人家的内湖？请看今日之域中，难道竟是日本人之天下？这不是敞开地横行吗？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可他们居然就这样横行霸道。
冬天，天气已凉，我们又回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就读于祖家街的第三中学（因为那里曾经是清朝降将祖大寿的旧宅，所以叫“祖家街”），但从湖南回来后正值学期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