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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邓肯在给他的很多书信中，介绍了许多关于我和我们的剧院的事情，她劝他来俄国。至于我自己，我开始劝说我们剧院的领导聘请这位伟大的舞台指挥来为我们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就好比在面团里放入更多的酵母。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剧院终于冲破了横亘在面前、阻碍它前进的一堵墙。我必须完全公正地对待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很积极，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来讨论事情，决定动用一大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艺术。
正如芭蕾舞让我害怕得颤抖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给我的热情也令我激动得战栗。只要没有演出，我每晚都去那里，剧团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很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经常来看我，他认为通过向我追根刨底地提出问题，可以把我的舞蹈艺术变成他戏剧中的一个全新的舞蹈体系。但我告诉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孩子们身上做起。对于这一点，当我再次去莫斯科时，我看到他剧团里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努力表演舞蹈，但结果却实在是糟糕透了。
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日在剧院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来看我。他在他的书中曾写道：“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其实不然，他并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恰恰相反，我倒非常急切地要传播我的艺术观点。
事实上，雪天冰冷的空气、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治愈了我因为同索德的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消瘦病，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与一个强壮的男人接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有一天晚上，望着他匀称的身材、宽阔的臂膀和开始变灰的鬓角，我内心升出了一股强烈的反叛欲望，我再也不想扮演欧吉利亚的角色了。当他要离开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低些，然后我吻了他的唇。他温柔地回吻我，但他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惊讶的表情，好像这是世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试图进一步挑逗他，但他却吃惊地往后退，满脸惊慌地看着我，大声说：“可是，孩子呢，我们该怎样办呢”“什么孩子”我问。“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喽！我们该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我永远也不会赞成我的孩子在我的管教之外成长，但放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抚养又很困难。”
他关于孩子问题的极其严肃的态度可真是超出了我的幽默感，我禁不住大笑起来。他有些恼怒地盯着我，然后转身从宾馆的走廊匆匆离开了。我断断续续地笑了一整夜。可是笑归笑，我同时又感到很伤心，甚至有点愤怒。我想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情趣高雅的男人在与一些聪明智慧的女性约会几次后，不但弃之而去，反而跑到一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去。可是身为女人，我就不能这么做，因此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家俄国浴室去洗澡，蒸腾的热气和冷水交替使用，使我精神振奋，恢复了正常。
然而与此相反，在可赛辛斯卡娅包厢里遇到的那一类年轻人，只要我答应他们求欢的要求，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做得出来。可是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感到非常厌烦，让我还来不及产生一点欲望便整个变得麻木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智慧优势”吧。当然，在与查尔斯·哈利和海因里希·索德这些启人心智、富有教养的人交往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忍受这帮浅薄的花花公子了。
许多年以后，我把这件趣事讲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听，她很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声说道：“啊，这倒很像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我后来虽然又发动过几次攻势，但得到的仅仅是几个甜甜的吻，有时还是冷冰的、坚决的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此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结束后再也不敢冒险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但是有一天，他用一辆敞篷雪橇把我带到乡下的一个饭店，我们开了个单间，在里面共进午餐，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喝伏特加和香槟，谈论了艺术。我最后终于坚信，就是让妖女赛克斯亲临，也无法攻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守志不渝的防线。
我常听人说，进入演艺界的女孩子会遇到许多可怕的危险。然而，正像读者看到的那样，至今为止，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事实恰恰是相反的。我在我的崇拜者身上引起的那种敬畏和尊敬，反倒使我备受煎熬。
访问莫斯科以后，我到基辅作了短暂的访问演出。成群的学生站在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不让我通过，他们让我承诺举行一次表演，并且要让他们也能看得上，因为我演出的票价太高，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当我离开剧院后，他们仍然留在广场，发泄对我的经纪人的怨气。我站在雪橇上对他们发表了讲话，我说，如果我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知识青年，我将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学生能像俄国的学生这样关心理想和艺术。
因为需要履行原定的到柏林访问演出的合同，我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就这样很快结束了。在离开之前，我签了一个春季再回俄国演出的合同。尽管我的这次俄国之行时间很短，但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我的艺术追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坚定的芭蕾舞迷和热心支持邓肯舞蹈的人之间好像是进行了一场决斗。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俄国的芭蕾舞开始使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并开始穿古希腊服装；有些芭蕾舞演员甚至走得更远，开始不穿舞鞋和舞袜表演。
第五章我的舞蹈学校
回到柏林以后，我决定创办我酝酿已久的学校。我不想再耽搁了，必须马上动手。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姐姐伊丽莎白，她们也同样表示赞成。我们立即着手去给我们未来的学校找房子，动作之迅速，就像我们干其他事情一样。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找到了一幢刚完工的别墅，就在格吕内瓦尔德的特拉登街上。我们把它买了下来。
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格林童话里的人物一样。在威尔特梅尔的商店里，我们真的购买了四十张小床，每张床上都挂着白色细布的床帘，用蓝色的缎带拴着。我们开始着手把别墅布置成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在中央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了一张希腊神话中的女英雄亚马逊的巨幅画像，比真人还大一倍。在宽敞的练舞厅里，有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创作的浮雕像和多那太罗创作的儿童舞蹈塑像。卧室里装饰的是蓝白两色的婴儿像，圣母抱着圣婴的像也是蓝白两色的，外面环绕着花果编织的花环，这也是德拉·罗比亚的作品。
我把这些表现儿童形象的艺术品布置在学校里，有的是跳舞的儿童的浮雕和塑像，有的则是图书中的画像，因为它们都是不同时代的画家和雕塑家理想中的儿童形象。其中也包括希腊花瓶上跳舞的儿童形象，还有希腊塔纳格拉和皮奥西亚等地出土的小陶像，多那太罗创作的一组儿童群舞雕像，以及英国画家冈斯保罗的跳舞儿童的画像。
所有这些艺术品中的儿童，从他们天真无邪的形体和舞姿来看，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又好像是不同时代的儿童跨越了时间的阻隔，手牵手地走到了一起。我们学校的学生将来要在这些艺术形象之间生活和学习，成长起来肯定会像它们一样，将不知不觉地对塑像进行模仿，在她们的脸上和每一个动作中都会表现出相同的欢乐心情和优雅舞姿。她们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这将是她们的第一步，是迈向新的舞蹈艺术的第一步。
我还在我的学校里放置了一些表现跳舞、奔跑和跳跃的斯巴达少女的塑像——在古代的斯巴达，姑娘们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体操训练，这样她们才能成为英雄战士的母亲。这些制作精细的塑像，表现的是在年度比赛中获奖的能征善跑的少女形象，她们纱巾飞舞，衣角飘扬，手拉着手，在雅典娜节上翩翩起舞。她们代表了我们追求的完美目标。我们学校的学生将逐渐地对这些少女形象产生亲近感，长得一定会越来越像她们，并且会每天都感受到这种神秘和谐的力量。因为我坚信，只有唤醒内心深处追求美的意识，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美。
为了达到我所要求的那种和谐的意境，她们每天都必须做根据一定目标制定的训练。但这些训练应在某种程度上同她们内心的意愿相一致，是她们热情高涨地而且非常迫切地想去完成这些训练。每一种训练不仅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且其本身还应该是一种目的，这目的就是使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完美和快乐。
体操是一切形体训练的基础，需要给身体充足的空气和阳光。最重要的是循序渐进地引导的身体发育，要努力开发出身体的潜能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育，这就是体操教师的责任。接下来，才能进行舞蹈教育。只有身体和谐发育并发挥出了最大的能量，才能把舞蹈精神注入到人的体内。对体操运动员来讲，身体的运动与培养本身就是目的，但就舞蹈演员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所以舞蹈者应该忘掉身体的存在，它只是一种和谐匀称的工具，身体的动作不像在体操里那样仅仅是为了表现身体的和谐，而是通过身体的和谐舞姿表现出心灵的情感和思想。
这些日常的练习，其本质就是根据身体发育的每一种状态，尽可能把它演化成完美的表达工具，变成一种用来表达和谐并与自然相统一的工具。
这些练习，最基础的是锻炼肌肉的简单的体操动作，目的是使肌肉既柔韧灵活又刚健有力。经过这些基础的形体训练后，才能开始学习舞蹈。学习舞蹈的第一步是和着简单的音乐节拍练习简单的行进步伐，步伐要缓慢而有节奏；之后再和着复杂的音乐韵律快步行走；然后才是按照特定的节拍跑步，先是慢跑，最后再试着根据某一段旋律轻轻地跳。通过这一系列训练，学生们可以学习音乐音阶的各种音符，然后再学习舞蹈动作音阶的音符。因此，这些音符可以充当不同结构、不同体系间的作用微妙的使者。但是，这些训练只是他们学习的一部分。在嬉戏玩耍时，在操场运动时，在林中散步时，这些孩子们应该总是穿着宽大随意的薄纱舞衣，直到有一天她们学会了轻松自如地用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像其他人用语言或歌声来表达自己那样。
她们的学习和观察不应该仅限于艺术形式，应该首先学习自然界的各种动作。风吹云动、玉树临风、飞鸟展翅、树叶飘落，这些自然现象对她们来讲都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将学会观察每一动作特别的地方。她们应该感受到在心灵中有一种别人无法感知的神秘意志，引导她们探究大自然的秘密。因为她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训练有素、柔韧灵活，能与自然的旋律协调一致，与大自然同声放歌。
为了招生，我们在几家大报上都登了广告，宣传说伊莎多拉·邓肯学校是为天资聪颖的孩子开办的，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我希望的那种能把艺术传授给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家的艺术的信徒。当然，学校建得太突然，没有资金，没有筹划，没有周密的组织工作，简直有些鲁莽草率。我的经纪人快给气疯了，他一直在策划让我做环球巡回演出，而我则老是跟他作对。先是坚持要去希腊呆一年，他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我又完全把自己的事业停了下来，要招收并培养这些他认为绝对没什么用途的孩子们。但这件事与我们干的其他的事情倒有很一致的特点，都出自不切实际、不合时宜、心血来潮的怪念头。
雷蒙德从科帕诺斯传递来了越来越令人吃惊的消息。打井的投资越来越大，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简直让我不堪重负，而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找到水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建造阿伽门农圣殿的费用大得惊人，最后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科帕诺斯从那时起，先后被几个希腊革命派别当成一个堡垒，成了永远留在山上的一个美丽的废墟。现在它依然矗立在那里，或许将来还有建成的希望吧！
我决定把所有的物力、财力集中在给世界青年建造一所学校上。我把德国看成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因此把校址定在了德国。
成群的孩子们前来报名。记得有一天我演完日场戏回来，发现街道上挤满了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德国的马车夫回头对我说：“有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所以就来了这么多的孩子。”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我们当时还不懂怎样挑选这些孩子，我只是急切地想填满格吕内瓦尔德的那四十张小床，因此我挑选孩子时也就没太多的计较，只要他们有可爱的笑容和漂亮的大眼睛就收下了。我根本就没有问问自己，这些孩子将来是否能够成为舞蹈家。
比如有一天在汉堡，有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披着披风的男子走进我在宾馆的会客厅，手里抱着一个用长围巾包着的包裹。他把包裹放在了桌子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正看着我——是一个大约四个月的女孩，她一声也不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孩子。这位绅士模样的先生问我能不能收下这个孩子，他好像很匆忙，简直都等不及我回答。我看了一下孩子的脸，又把目光移到他的脸上，这两张脸长得非常相象，也许这正是他的表情诡秘、行色匆匆的原因。和往常一样，我对将来的事情未加考虑就答应了收下这个孩子。那人马上就走了，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露面。
这就是把孩子扔到我手上的一种神秘的方式，就好像这个孩子是一个玩具娃娃似的。在从汉堡到柏林的火车上，我发现这孩子正在发高烧，是严重的扁桃腺炎。后来在格吕内瓦尔德，我们请了两个护士和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著名的外科医生霍法，抢救了三个星期她才脱离危险。霍法医生对我办学的想法非常支持，免费为我学校的师生治病。
霍法医生常常对我说：“您这儿不像是学校，倒像是一所医院。这些孩子都患有遗传病。将来你就会明白，你得尽心尽力地让她们活下来，这将比你教她们如何跳舞花的精力还要多得多。”霍法医生是一位造福人类的大善人。他给一般人治病收费高得惊人，但他把全部的钱都捐出来在柏林郊外建了一所医院，用来救助贫苦的儿童，所有的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我的学校一成立，他就自告奋勇做我们的医生，负责照料孩子们的健康和学校的卫生。说真的，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帮助，我永远也不能让这些孩子在日后长得这么健康和漂亮。霍法医生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红红的脸膛上老是挂着和善的微笑，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喜欢他。
选拔孩子、筹建学校、开课及安排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