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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1）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的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便转移到了内战之中。（2）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缺乏洞察力，那些灾难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3）五十年代，为了抵御西方干涉，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在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4）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
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此后三十年，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相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条浅浅的小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不管生活多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自己救自己。那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人们在赶路，三十多年前的那条世界性大代沟开始默默地向中国蜿蜒。于是，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五十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在寻找。
但是，尽管共和国史上这道最刺眼的代沟，与世界性大代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时代和环境毕竟变了，因此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我们是以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尔后新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种迷人的理论的输入、大多数人朝外看和向里比得到了朴素的认识，所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留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去捍卫一种自己没有读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他们常常把“政府”和“祖国”混为一谈。在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扬扬得意，夫妻之间缺少看得见的恩爱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气的对话，但却想当然地坚持说，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要评一评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坏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被视为一批不招人喜欢的害群之马。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件事物的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分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一样，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们的夜生活和晚睡晚起，对我们的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开展异性友谊情，他们均认为是对生活的不恭敬。当他们显然是门外汉时，他们却能天花乱坠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纵横交错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的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着，表示着对对方的轻视。于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领域和爱情领域里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而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复心理和破坏性。我们的一部分人寻欢作乐，十分可怜那些穷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但是，这样作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我们的思想，我们已由最初可以被理解的消极，蜕变成混世魔王，这又怎能不引起长辈们的激烈指责？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一看考场有多少人在作弊，看一看至今仍没有学会排队的人，看一看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去任何一所高校看看，看看有哪一幢宿舍楼的墙壁能在刷洗过一个半月后还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二十一世纪的颜色。确立了这个原则，我们会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必须相处在一起，保持和平，承认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也存在价值。
〇 和自己相处——
巴尔扎克十九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共处，却跟自己过不去”。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人在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的同时，也和自己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但我们不可能为那种闭着眼睛摸来的幸福而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作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现代社会中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时间短缺——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这样作：
——“立足于今天” 我们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和无以捋清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与眼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的源于历史缺憾，有的则是未来的问题，总之那都是些我们毫无必要杞人忧天的远虑。如果我们总是把眼前的生活小事扯得很远，再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批判一番，那大多数欢乐都将终结。生活就是生活，它只需要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太需要波澜壮阔的理论去指手画脚。
——“欣赏你自己” 很难想象大自然会造就一个全然没有长处和用途的人，让他来占据现代社会不算充裕的空间，它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以使其他人感到深深的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得到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而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那些有性情的人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力，但却会被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之树一天天枯黄。成功者招致的抵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的宁静生活和安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子弟，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想唾他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因而是值得自我欣赏的。
——“留下一点隐私” 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它包括藏信件的抽屉、不为人知的隐私、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分别告诉各方朋友，自己最近在作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作无益的奔忙，那么下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允”的老毛病继续折磨自己了，我们的嘴要和我们的心协调好。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和同代人相处
〇 和同代人相处：
——“自己的理想是否公道”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护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却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他们可以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自由和民主，一面却又咬牙切齿地在内心里盘算，计划着得势后该怎样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说穿了，这种理想只为自己服务，它没有对全民（包括对政敌）的公道。
——“自己是否有绅士风度” 当我们从那些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他们为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我们除了可怜他们竟是那样如临大敌之外，还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只得再等下一辆车，我们也还是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浃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儿童、女性、老者，把一点点温情送给弱者和残疾人，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是难以描绘的。可是，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些文明人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 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那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那一个就是真理，全社会都必须服从它，那么我们就和父亲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不能让真理和真理相互厮杀。
〇 和社会相处：
在观念大裂变的时代，人们可以有三种生活方式去选择。第一，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对抗社会，一无成就，自我牺牲。第二，完全听命于积习，同样一无成就，过一种不生气的生活。第三，像芥川龙之介在《水虎》中说的那样，即：“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又在生活中丝毫不违背它。”
这第三种方法最值得推荐，它可以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接近目标。
——“不断声明基本出发点” 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被看作是越来越没有道德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进行所有推论时扣紧出发点，不断提醒他们，我们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只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结论对大家的初衷更有益处。苏格拉底发明过一种“问答术”。即，与论敌争论时，不要从分歧出发，把他吓住，而是强调共同之处，先使对方说“是”，取得一致后，再转入自己的主张。
——“不要与不相干的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常和火车上的乘客或者退休在家的老父亲无休止地争论政治大事。可是想一想，就算我们赢了，我们能就此获得什么？这种争论不仅没有，而且还破坏了亲情和快乐。
——“别为小事恼怒” 在大问题的对峙中，我们不必对小事纠缠不休。不必把社会和长辈的小毛病看成是他们的大问题的一部分，那样只会增加敌对程度和范围，而且还会使我们在观念冲突之余，很可惜地在生活乐趣上也丧失了求得唯一一点一致的机会。
——“用一语不发表示反对”：在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场合去系统地批评一个早已枝繁叶茂的体系时，决不要用三言两语的指责，去随便地触动它。那样，我们的观点会被轻而易举地肢解歪曲，我们自己会被最终封上嘴巴，忍受现在和未来的、当面和背后的奚落。如果是这样，倒不如用沉默表达我们的异议。沉默柔中带钢，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可以以守代攻。
——“留下完好的树皮” 如果我们以为重创掌权者的面子，使他的精神全面坍塌崩溃，然后就能使他在废墟上重建起和我们一样的新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样，只会使他对我们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去郊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老树，它的树干已被蚁虫吃空，成为小生命们随意出入寄栖的领地，可是它的绿意不减当年，而且并不在意寄居者的蚕食。这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小生命从来没去破坏大树的皮表。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事实，即，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和谐，就像罗素在他的长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但它并不是非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们愚蠢，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反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区别于严复、孙中山、秋瑾的一代，蒋介石、李四光、周恩来、邓小平的一代，华罗庚和钱学森的一代，以及叶选平、李鹏、李铁映的一代，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赴洋者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区别于世纪初俄国人往之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往之美国，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又被看作是“第三次大流亡”的主体。有人说：“有路便有丰田车，比比皆是中国人。”许多人已在漂泊，另一些人急待出发。《美洲华侨日报》描述了这些出走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
有很长一段时间，出国者与其说是为了逃离铁板一块的生活，追求自由和更高的学位，或者多多地“扒分”，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放逐”。无论登上座机时是多么的如愿以偿，但当他们走下飞机，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异域生活，他们就会感到某种流亡的孤苦情绪，就会知道在一个没有屏弃国界意识的世界里，失去了祖国和原有的社会地位，即便多赚了些钱，也无法寻见想象中的天堂。学位并不新鲜，汽车只是代步工具，房子依旧买不起，大家躲在别人的屋檐下，从昔日粗糙窒息的生活，逃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困扰之中。关于他们在海外多么风光的传说，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那不是真的。但关于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也仍然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那也不是真的。
他们在别人的美丽富裕的国家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空气，但也承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无言而垂泪地回望着东方。他们大都订阅华人报纸，而且人手一份，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这边的一切有着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可想而知，这块土地上又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问题，以致于他们夜夜思归不敢归，甘愿忍受自我放逐。
冰心在《往事（二）》中写道：“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
谭轩在《故乡的云》写下：“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张慈在《继续漂泊》说：“土地和语言！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阿忆也在《爱你五百里》中写道：“人们泪如雨下，却头也不回。”
无论出国大潮与我们是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瓜葛，或者根本与我们无缘，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确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朦朦胧胧地触及祖国、生活状况、劳动尊严等等问题。
首先是爱国主义。世界华人都热爱故土是个极清晰不过的事实，就像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时所说的：“衣冠虽异，肝胆不移。”当他们刚刚看到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