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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二十岁那些踌躇满志的日子，少年人的风发意气已变得遥远。时至今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多么不希望未来就这样匆匆地到来。从此，二十四岁的青春变得铅一样沉重，就像戴望舒在《我的素描》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我们一般有三种应付生活的常规方法：第一，把责任推卸给父母，指责他们没有对自己一贯鼓励，没有使自己从小拥有勇气和智慧，抱怨他们没有钱和地位，没有眼光，不善交际。第二，在酒和赌中，排遣愁绪，把从事了不起的大事的梦想和拼搏，闲置于暂时的规避和简单的对垒之中，在烟酒中忘怀，在麻将桌上把在世界上捞点什么的本能转移消化掉。第三，全线退回到生活的小圈子中，满足于一般化的婚姻，在抱怨配偶的拖累时，又倒在她/他的怀里，再不出来，永远地低下头，过那种随遇而安的个人生活。
我们还常常习惯于对贫苦导致的弊端视而不见，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穷困会赐给我们一些富裕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譬如真善美，理解和爱，还有吃苦和节约的精神。我们还认为清贫会带来一个更为干净澄明的世界，能使我们的灵魂因为洗净了铜臭气味而晶莹剔透。
但是，这些都不对。
事实上，我们只有消灭贫寒，灵魂才会得到升华，否则它将永远地窒息在生命的底层，昏迷至死。贫困带给人民疾病，而掠走了受教育和向社会挑战的机会。它不能教给人们宽容和大爱，相反只丢给我们一副狭隘和惊悸过敏的神经，一种对无意中触犯了自己的人牙眦必报的记仇习性。在贫穷中长大的孩子，一般说来，智力测验都作得很差，而极少数有幸避免的聪明鬼又因为在未来生活中缺乏眼光和大智，渐渐沦为不明不白的凡人。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或数次饥寒交迫，会造成以上的麻烦。相反，这种短期贫困反倒会成为这个人受益终身的经验。它使饱尝欢乐的人，知道没有欢乐是什么滋味，并在他回复幸福之后还会充满同情地回望别的依旧在受难的人们。但是，这种贫穷只是因为它的短暂性，才在人生中显现出意义。如果它长久地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会像魔鬼一样蚕食我们天性中温良和美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里，早早地死在活尸中。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中，记叙了约翰逊这样一句名言：“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这是一条真理。
贫困不良，是我的基本观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断章取义地把詹姆士激烈反对的金钱观，引以为本篇题记的原因。詹姆士原打算把“赞美贫穷的歌”唱起来，而我却是想用他抨击的对立面，渲染本篇的气氛。本书此部分的中心问题，是消除贫困，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再去解决面对贫困的三个问题：① 如何最终摆脱贫穷，达到相对丰足的生活。② 如果一段时间里不能一步跨出贫困，我们将如何就着贫困，过上健康自足的生活。③ 有朝一日，我们变得富有，那段穷酸的记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几十年来，关于精神追求的宣传已经太多，而且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流沙和流水，它除了与某种诱引人们逃遁现实的教义一拍即合外，不符合任何一种唯心或唯物的思想。我们需要精神幸福的现实意义，我们只能站在大地上去拥有天空。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之后的两三年里看到环境由于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如果我们二十年劳苦的结果还是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破写字台前，我们始终操纵着震耳欲聋的破机器，住在漏雨的陋室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生活和未来怀有明媚的心情。如果总是不能自如地支付舞会、夜场影院、健身房、游乐园的门票，我们就会觉得青春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就会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有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追求物质幸福，使自己的生活基准超过平均线。如果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没有沉重感，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永久地潦倒下去。别为自己过去没有培养起成年人的健康心理而胆怯。这个年纪，为了成功而稍稍调整一下步履，还不算晚，也不算太难。一切只要我们敢于去作。
▲ 作成两三件小生意，比沉迷于一桩天方夜谭般的伟业要聪明。因为，现实的目标会带给我们收益，不现实的目标，无论多么诱人，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一九九○年春天，刘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结识了毛泽东的一位表侄。这位“国侄”手里有5000万人民币，正在寻找贷款客户。如果帮他找到客户，经纪人可得到5％的佣金。我告诉刘，且不说紧缩政策下处处缺少资金，找不到要钱的公司实属玩笑，就是这么大的数字掌握在私人手中，也足以令我们生疑。然而，刘初操生意，并为250万佣金所吸引，所以依旧南北奔忙。十个月后，他一无所获，而且倒贴了些钱，因此渐渐心冷。
同一时期，何在储运人员的协助下，转卖给一位法国观光客100辆新型自行车，又从画廊回扣中挣了两份钱，这些钱加起来，一共是3500元。这在当年，已可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何还有作导游的固定薪水以及客人们偷偷给的小费。比起刘的计划收入来，何的全部所得显得过于平淡，可是他却实实在在地把计划变成了现实。
为虚无缥缈的营利目标奔忙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初涉生意或者身在生意圈但却从未深入某桩具体买卖之中的人。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形势不甚了了，又不打算脚踏实地地首先弄懂相关的常识。他们总是一站一站地奔跑，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无所收获。实际上，有经验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在不着边际的机会前停留。而在其投以精力的生意中，他们对每一个细微的枝节末梢都了如指掌。他们在作前者不屑一顾的小事，而且对前者的自我陶醉不禁暗笑。
在我的企业工作经历中，我曾见过各色各样的所谓要作大事的人，专门倒卖塔楼的，倒卖奔驰汽车的，炒七位数美元的，要开科工贸一体的大公司的，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未曾看到过他们为此真正风光过，只是几经窥见了他们曲张的虚荣心、极端横流的权欲和情欲。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尚老的国家，自古又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十年不晚”的说法，那么二十四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积累经验的年纪。我们不必急于求大功，发大财。不妨耐心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体尝一下成功是什么滋味。另外，这个国家民众生活的一般水准并不高，大多数城市人的月收入400…900元，如果我们可以超过这个平均基准两倍，那么我们就完全过上了较为自在的生活。我们的知识，特别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还没有使自己具备走出国界观光和生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行踪只是局限于这样一个低消费的国家时，月薪2000元就完全可以当作我们突破贫穷的最低目标。
如果不懒惰，不好高骛远，任何一个掌握着一种小技巧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九九一年，杜在一家服装公司做案工，但无论那些以计件报酬支付薪水的条规多么动人，可谁也打不破老板控制工人收入的巧妙限制。于是，她决定在业余时间想想办法。她弄来了一些边料，自己精心拼凑设计，做成了许多漂亮衣服，并挂到了好朋友的服装摊位上。由于样式是唯一的，所以一个月卖出7件不成问题。在当年，这些衣服的平均售价是45元，减去10元成本，还剩35元，交给摊主5元意思意思，每件衣服可以净得30元，七件210元（业余收入）。那一年，北京白领的月薪也不过是300元。
假如有一个真实的发大财的机会，我们当然不必避而远之。我们只是说，对那些来历不明，在经济惯例上不能自圆其说的机会，没必要为之动心。这些年中，商业圈里徘徊着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必须在对一桩事情决定信以为真之前，仔细审视一下向自己提供信息的人。后来，我曾在北京黄庄的一家旅店里，见到了那位“国侄”，是黑瘦的干巴老头。他缩在墙角里，自言自语，始终不停地翻着一个密密麻麻的电话本，并用一只手挡住不让别人看。他的眼里闪着神经质的光芒，这样的人，我们怎能相信他？
▲ 矢志于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同时观望几桩买卖。这样，我们既不至于心神分散，又不会在一条死胡同里，消耗掉全部时间，失去其他的成功机会。
黄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富有和少年得志，也不是他的朝气，而是他的一句话：“我不喜欢作我不熟悉的事情。”黄在光大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供职，他和我认识，是因为一桩由我介绍的房产生意。这是一桩楼房租赁交易，这座楼房原先的经营者在进行内部装修时半途而废，留下了27万元的乱帐。于是，在整个交谈中，黄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妥善摊划这笔乱帐上。他的目标就是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建筑、装修、房产地产——并用与此相关的经验和技巧，使这桩房产生意得以完成。至于日后承租者的经营，黄根本不打算插进一足。他对经营一知半解，陷进去很有可能是白耽误时间和精力，根本挣不到的钱。珍恩·卡莱尔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愿意鼓励每个人都变归同一个类型，我宁愿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个圆圈，劝告他们不要踏出圈外，而尽力发挥独特的自我。”黄正是这种不出圈子的人。
但是，假如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把精力放在一桩生意上，恐怕他既不会给雇主带来利益，也不会使自己得到更高的报酬，他必须在圈子问题上显出保守，而又要把全部胆识和开拓精神，集中在圈子内部的全部开掘上，做到数事并举，东边不亮西边亮。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一起买卖明显没有成功可能性时，无论它多么令人神驰，我们都必须立即彻底地把它忘掉。别在死胡同里一意孤行，而且，我们越早知道这条胡同是通还是不通，就越对自己有利。换一条胡同走走，或许会走通。那位倒贷款的刘，接到我的回话后也曾将信将疑，但是5％的手续费的诱惑却依旧弄得他不辞劳苦地从南京跑到郑州，又从沈阳跑到北京，此事无成，一了百了，把别的机会也耽误了。或许，这与他刚刚从医护工作辞职而来有关。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圈戒”，而且对新圈不熟悉。
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祥云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那时，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世界也好，中国也好
▲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作富翁。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六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欧里森·史威特·马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王刚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沈是一位青年医生，一九八五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他的经验是：“你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你最容易成功的事情。”
可是，毕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却杀进了我所在的祥云饮料公司，干上了与机器设备全无关系的生产供应业务，终因无功，被排挤到仓库去看守货物。最后，他无法忍受这种待遇，再度出走。我们的交情还可以，但我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一九八九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二十五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0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000元。而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000/㎡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D·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