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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宽容也表现在我们开始对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许多迷信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公理性习惯和文化传统，我们完全没必要在葬礼中佩戴红花，以声讨这种迷信。而且，我们平淡的生活需要一些迷信的小刺激，忧郁的心灵需要抚平、慰藉、几声轻快的笑声。我们甚至认为，一个百分之百破除了迷信的人，既不可能有绝顶的科学创造能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正解放思想。在知识的最高境界里，科学和迷信，这两种在凡人心中绝对矛盾的东西，却经常是相互融合、互为光辉的。迷信有时是探索广泛的无知领域的向导，完全迷信的人是弱者，显得傻气，百分之百拒斥迷信的人是僵尸，也显得傻。而许多事情并不像史书和文件所记述的那样好坏分明。
我们说，迷信大规模还营扎寨的原因一般说有两种：一是人们希望逃脱现世的苦楚，有所寄托，二是愚昧为之提供了沃土。
迷信作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文化心理，它要求我们接受某种不得深究的习惯说法。当我们试图抗拒它而真的一败涂地时，未必是鬼神的捉弄，而是我们自身由于背叛那种约束而产生的内心怀疑，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极度惊慌，以致于在自我压力下心神不安，手足无措，终于把事情弄糟了。实际上，这种枷锁性的迷信的确应该破除（把青春时代当作是一段特别奇异的时光，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迷信。尽管这种迷信离鬼神之道远了些，但它招引人们在格外注目十年青春之时，视其余五十多年为粪土，这种枷锁性的观念却像其他迷信一样，对总体人生不利。实际上，青春不是终结，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三十岁会更好，而中年才真正是创造新世界的年龄）。把精神托寄给迷信，无异于寻找绑绳，值得原谅但不值得表扬。
我们需要两种准备：其一是避免极端迷信，支持对于巫术行骗的打击；其二也应该避免极端科学化。的确，迷信害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民，但是科学杀死过多少的生灵呢？一六零零年以来灭绝的130种动物，其中75％是科技干的。然而唯心主义大师、神秘主义、迷信却始终为环境和节制人类贪欲敲着醒世钟。一九八九年，伍岛勉对努斯特拉达穆斯的《诸世纪》进行专著研究，写出《大预言》，在他耸人听闻的描绘里，透露着焦急和爱世界的不安。
这时，我们看传统也像看它的组成部分迷信一样，有了几分温静恬淡。我们依旧不会像五六十岁的人们那样对于昔时怀有不加思索的好感，我们也不再像十八岁时那样热血沸腾，让拒绝一切的天真占据身心，对古文化报有否定一切的狷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既不是传统文化的束缚，也不是西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机制问题。而文化本身，说到底，只是一种风雅情调，既没有破坏旧世界的能量，也没有营建新世界的雄心，诚如萨特在《文字生涯》中说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它永远不会是落后的关键症结。但是，在从新文化运动直至经济改革时代的70多年中，那些有影响的大学者们都在致力于找到一种可以拯救中国的文化工具，在他们对于东西文化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既没有赶紧确定下一种文化从事营救，也没有使两种文化融解调和。于是，局面变得更糟，西洋的没有真正地走进来，传统的又被破坏殆尽，得到的是两亿多文盲和九亿徘徊在十字街头的人们，既无西学，又忘了汉学。
文化救世的理想，只是抓住了这个不能胜任的东西，把一项伟大的事业和梦想一并压在它的肩头，压瘫了它，新世界也不会到来。实际上，旧文化从来不是狰狞的恶魔，消灭它以摧毁旧世界，无非是错宰了一只代罪羔羊。
传统对一个民族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代表着这个民族的至尊、昨天的荣耀、未来的梦想。传统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着传统。那种认为传统沉重得使人折腰的观点是荒唐的。第一，传统只会使人腰杆更直，我们或许听说过法国人对美国人在情绪上的轻视，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历史。第二，想想那些被历次农民造反屡屡摧毁的文化遗址和被列强夷为平地的园林，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传统的熏陶。漫步在伦敦街头，几乎几十米就有一座百年以上的历史高楼，处处是博物馆，行人就像走在传统和历史的光辉之中。可是在北京，除了几处可怜的古迹之外，剩下的不是现代化街景，就是不堪风雨的破民房，我们缺的正是传统自豪。哪一个人能在只有一家历史博物馆的城市里感到漫长历史的覆压？我们可以在日本看到和服艺妓，可以在樱花时节看到成群古装的人民，可是，我们在上海或者西安的街头，见到过穿马褂的市民吗？我们已没有多少传统的外在形式了，而且传统心理又早已被无教养型心态所取代。
法学中有这样一种论点，好的司法机制使坏人不得不作好事，而糟糕的机制却使好人也能作坏事。文化传统正像生活在不同机制下的人们一样，同一种文化心理，在较为完善的环境里呈现出勇气、正义、欢乐，在另一种不得体的环境中却完全可以沦为包袱。
机制是变革的中心支点。
如果我们还是在东西文明的对话中，支持某一种狭隘的意识，继续唠唠叨叨地诅咒一个无辜替罪的文化，我们就会从事破坏和盲目的批判工作，继续荒疏对人民和对自己进行随便哪一种都可以的文明教化。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你是否已经成熟（1）
你是否已经成熟
一个正常的人，在几个年龄界标上，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应该有着相应的几次飞跃性变革。八岁时，我们发现父母“不要说谎”的训诫有问题，因为不说谎总是办不成事。青春期时，对于家庭束缚和社会时弊的批判惊天动地。十八岁，我们发现全世界都错了。二十六岁，我们觉得自己也有不少错。而二十七岁起始，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一次脱胎换骨。古时候，四十岁的人才能晓知天下，但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未免太迟了。实际上，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应该熟透了才对。此时，我们应该能作到给以往负有罪名的许多观念昭雪，同时剥去另外一些观念久赋盛名的光环。
如果我们还是谈到迷信就迷醉，或者义正辞严地呵斥，谈到文化与传统就站在某个极端，或者重复着那句白痴也会说的废话——“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我们就很难说完成了向成熟的转变，而且很有可能到四十岁仍然进入不了不惑。因为，在二十七岁这个重要的年关，我们没有成年人应有的那次质变，即，彻底解放一次思想。于是，谈到“崇洋”，就一定认为会“媚外”，使自己陷入前面提到过的思维定式，谈到资本主义就大谈“垂死性”、“寄生性”、“腐朽性”，不过脑子地愚弄自己的脑子，而谈到“无知”就感叹说，这是不好的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大半个思想仍受着束缚。
如果我们在美国人面前大谈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纽约，说那里一切都好，那么他会哑然大笑，宛如一个大都市人面对一个把自己所在的都市夸得滴水不漏的农村人一样，心里会暗笑我们纯朴得可怜，甚至会对我们从客观合理的“崇洋”堕落到货真价实的“媚外”，感到轻蔑。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不足，它的媒体充溢着专家和人民的刻薄的批评，这一方面反映了它的民主自由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不足。那么，美国人自己会不会在一个外乡人把纽约夸得天花乱坠时，接受这个人不切实际的赞美呢？不会！他们知道纽约有贫民窟。
而“无知”的确毁坏过国家和生活。可是，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我们曾经讨厌一个无知的婴孩吗？我们喜爱他们的纯洁，正是因为他们处在未曾有知之前。
科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依靠着他们的无知。无知给他们留下了新天地去征服。他们可能在自己领域的现有知识上，达到了顶峰，但当他们继续工作时，一切还是一知半解。苏格拉底在他70岁时所认识到的知识，是“自己一无所知”。无知创造了伟人们探索行路滚滚惊雷般的脚步声。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关于自己未来和死亡的一切枝节末梢，那么他可算是大智之人，但他却失去了无知的乐趣。他只能按着命定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履行天意。
在《无知的乐趣》中，R·林德写道：
人类感受过的最大的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蒂，就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开始僵化。
看过专家的话，细细品味，我们常会恍然大悟地认为他们说得真对，然后感叹自己何以不能如此明晰。记住：因为我们只解放了一小部分思想。虽然一部分定论被我们果敢地推翻，但是还有许多定论始终是我们无力触及的。这就是幸福而又有所建树的人与普通人的根本不同之处，他们解放了思想的全部。
这些思想彻底解放了的人，对世界有着比常人更加温和的态度。他们不会对那些被历史定罪为“反面的”人物怀有不共戴天的仇视。他们深知，历史需要帮助，而不是推倒重来的新世界。他们相信，“凡是合理的就将存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语），而和平时期，新世界不需要热血，只需要混凝土。
二十七岁，我们能怎样把手通融地交给手相先生，就应该怎样通融地对待迷信、传统、一切被暂定为荒谬绝伦的事情。在那些未知领域得以盖棺定论之前，请保持这种审判前的宽容，这也正是那些对罪犯微笑的警察更值得我们热爱的原因。即使我们根本不相信手相术（Chiromancy），我们也有理由为快乐一下，让“未来你会在某一天翻天覆地”的好话安慰一番寂寞的心灵。梦灭之后，我们不再雄心勃勃，但在理念上，我们还是喜欢伟业的。
当然，实际生活中我们完全相反，有时甚至想像愚者一样过那种闭着眼睛的生活。我们更愿意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不想遇到风暴，哪怕是为了委任而考验我们的那种风暴。我们的生活原则就像诗人北岛写道的：“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比我们小的人说我们不到三十岁，就被生活磨成了没棱没角的鹅卵石。我们自己却不这样看，我们坚定地扔掉了燃烧的火焰，为了自己的家，也为了别人家，我们在静静地制造混凝土，在航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了二十七岁人的城府——
（ ）1。 我们是不是首先作完手里的工作，再去看南斯拉夫局势的报道？
（ ）2。 我们是不是在秘密状态下将一个计划实施，快要成功时再宣布出去？
（ ）3。 我们是不是拒绝传播自己不大清楚了解的事情？
（ ）4。 我们是否乐于狠狠地赞美一切有益于自己的人？
（ ）5。 我们是不是敢于在出纳员少付给自己钱的时候去索要？
（ ）6。 我们是不是不再轻易为一个异性而动情，不再轻易让其占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 ）7。 我们是否拒绝在朋友面前暗示自己不满意自己的配偶？
（ ）8。 我们是不是总在一番亲吻之后，才开始作爱？
（ ）9。 我们是不是反对教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骂人？
（ ）10。我们是不是尽量避免与父母发生一切争论？
这十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肯定回答在七个以上，我们就受之无愧，堪称二十七岁的人。如果在五、六、七之间，我们则接近了二十七岁人的城府。如果在五个以下，那我们就太嫩了，尚需修炼，否则这种低级心智将会影响中年生活。
这时，青春风暴中最后一个大浪行将过去，而中年生活正像风暴过去后大海所呈现出的那种宁静，表面一派平和，海底却涌动着暗流。这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在这种新世界到来之前，风暴将要过去之时，有一种电影接近尾声时场内萌动的那种散场的气氛。这时，如果我们只是感受着青春飞逝的忧伤，却没有在心中为人生下一个阶段埋下一个继续和重建的动机，而把自己当作尚无建树的破罐，然后漫不经心地破摔，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被青春时光里的最后一个强劲的敌人征服了。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你是否已经成熟（2）
记得十四岁时看《苏捷什卡战役》，铁托在影片结尾处说了一句当时被我认为是十分卖弄的警句：“结束，真正的开始。”现在想，他大约是说，一个阶段的结束是另一个更好的阶段的开始。就阶段的上升性而言，在结束和开始的转承点上，如果人们因为第一阶段的不成功而放弃下一个阶段的新机会的话，那将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二十七岁的人有一种恶劣的习惯，特别是谈到青春时期一无所获时，男人常把这个罪过推给女人，认为是她们严重地拖了自己的后腿，女人则指责丈夫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渴求上进。这时，家庭冲突再一次成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工作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显得相对平静，所以情感状况则显得更加耀眼，变成绝对突出的问题和决定性问题。很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使我们再过一个一无所获的中年。
客观地讲，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的确是一个包袱。因为，人们在结婚时往往毫无共同的准备，只是在约定俗成的“男大当婚，妇大当嫁”的婚期逼迫下，对温馨家庭抽象的渴望和潜在的性要求催促下，仓促为婚的。
在婚后两年之内，人们要经历一个“家庭冲突危险期”，特别是那些婚前没有任何性关系的伴侣，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旧日的激情已忘，终日相守的小磨擦和厌倦，婚前恋爱时的假面具一层层剥尽，我们可以像庖丁解牛一样，透过配偶的楚楚衣冠，看到其体、其思、整个灵魂。一切变得平铺直叙，而最令人失望的是，婚姻不但没有像幻想中的那样给自己带来更多更新的东西，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我们和夫人坐在树下，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却相互什么都知道，该说的以前都已说完，剩下的只是打发时光了。这时，每一对配偶对于其伴侣的兴趣，都明显低于对自己的兴趣，婚姻失去了交流和蜜意。夫妻一体时，对于其他人显露出自私，尔后夫妻之间又由于双方不再愿意主动把兴趣投在对方的爱好上而暴露出各自的自私，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着：“哦，我算是认识你了！”
因为婚约，我们还曾吝啬地不把任何一点时间分给过去的老朋友，怕妻子不愿意。妻子也在减少朋友，怕丈夫的妒火。然而谁都不知道，就在我们同时做出“高尚的”牺牲时，却遗失了共同的东西。亚当·斯密说：“在文明社会中，不论在什么时代，人都需要许多人的合作和帮助。但在他的一生中，仅能得到几个人的友谊。”而我们却毫不吝惜地忘掉了这仅有的“几个”，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完全置身于没有调节的小天地之中。这时，旧友之间产生了一种不能尽兴的感觉，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在生长。其实，如果我们想让配偶感到在自己家里还能像其作孩子时一样快活无忌的话，就不应该在深夜将其旧友逐出，完全可以放任他们开心地聊上一个整夜，而我们自己独自去睡觉。
在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问题上，也出现了矛盾。在每次丈夫的雇主发来实物时，比如20斤桔子，我们是怎样一次次减少着送给父母的斤数，把绝大部分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不能完全怨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曾看到过，自己的母亲是如何阻止父亲多给奶奶一份桔子的。现在，我们只是如法炮制，并认为不把月薪交给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我们的父母接过那些被自己三番五次克扣过的礼品时，却总是那么由衷而天真地高兴。对于我们客套的晚宴邀请，他们一般不去，但却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永远渴望我们能不断“邀请”他们，直到他们死去。
看到过去的老相识还没有结婚，无论他们自己心中有着多么迫切的饥渴，我们却坚持认为，他们是聪明而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