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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匚唬壁偎樟男蜗蟆Ｃ拦畔⒋κ窃�1953年8月正式建立的，它主要从事先前由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所承担的一些对外信息和文化活动。这一时期，美国信息处最重要的活动是富布赖斯交流项目和美国之音。依据美伊1949年签订的文化交流条约，富布赖斯项目使得1368名伊朗人到美国学习或任教，也有293名美国人到伊朗学习或任教。美国信息处还通过书本翻译项目，在五六十年代向伊朗引进了至少90本书，其中包括很多诋毁苏联、介绍美国历史以及颂扬美国精神的书。美国信息处还在伊朗开办了几家公共图书馆，向伊朗报界提供信息材料，出版波斯语杂志、帮助管理伊朗—美国社团等等。早在二战时期，美国之音就曾用波斯语对伊朗广播，1949年，美国之音恢复了波斯语广播，一直到1960年中断广播时止，它每天的波斯语节目长达两三个小时。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前引书；p127
美国和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巩固美国巩固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举措（5）
虽然国务院在1953年把大部分的信息和文化事务交由美国信息处处理，但是其后它在伊朗也从事了一些此等性质的活动。国务院领导的和平队（Peace Corps）在1962～1976年间，向伊朗派出了2000名自愿者，他们主要从事英语教育、就业指导、农业发展、工程和建筑等工作。美国驻伊使馆的经济官员也通过向双方提供经济信息来推进两国的商业往来。驻伊使馆还经常为增强国王的支持基础和提升美国在伊朗的形象而努力。Ali Pasha Saleh，Cultural Ties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Tehran，1976；pp383～392
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前期，中央情报局通过中东美国之友（AFME）这个机构在伊朗开展了一些活动，该机构是在1951年设立的一个慈善组织，其初衷是增进美国和中东各国人民的友谊，中央情报局一些在职或退休的官员占据了该机构的领导位置。通过它的国际分支组织，中央情报局向中东美国之友秘密提供财政援助。中东美国之友最重要的项目是帮助中东的学生进入美国高校，然后再通过向他们提供资金、建议等方式帮助他们在美国的学习。中东美国之友还大力推动美国人到中东旅游，让来自中东的杰出人士在美国作巡回演讲，在中东散布对美国有利、对苏联无益的信息，甚至还企图推进中东穆斯林和基督徒间的对话。中东美国之友的工作持续到1967年，直到那时它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被揭露后才停止运作。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前引书；p128
中东美国之友在1953年8月建立德黑兰办公室，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伊朗学生进入美国高校求学。在其1955财政年度的行动中，有6795名伊朗人前来咨询，其中有375人申请了准入证，最终315人被批准前往美国。此后几年伊朗申请到美国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在1959财政年度，1262人提出申请，694人被批准。中东美国之友在美国的伊朗学生联合会（ISA）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在1952年12月资助了ISA的成立大会，其后ISA的会议也受到中东美国之友的资助与支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双方关系破裂，关系破裂的原因是ISA从那时起成为国王政权的反对派。对受过美国教育的伊朗人在伊朗的就业，中东美国之友也给予了帮助，另外它还支持伊朗的伊美社团（IAS）、国际商人午餐俱乐部（IBLC）、德黑兰童子军（DBSC）等组织。中东美国之友最初在伊朗的5位代表至少有3人是中央情报局的现任或退休官员，尽管中央情报局支持中东美国之友的主要目的仅仅是提升美国在中东和伊朗的良好形象，但是它也的确曾利用中东美国之友在伊朗开展过秘密政治行动，例如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就曾在中东美国之友职员的身份掩护下于1952年秋和劳工党领袖巴凯进行了会晤，鼓动他与摩萨台断绝关系。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前引书；p70
美国对伊朗的信息和文化措施增加了国王在国内的支持基础，受惠于这些措施，一些伊朗学生得以到美国求学，这些人回国后有很多进入了政府管理层，国家得到更为先进的管理，国王的统治也因此获得进一步的稳固。
六美国对伊朗的国际安全保障
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就曾考虑在中东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组织，虽然也进行了一番努力，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前引书，第164～170页。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建立中东地区安全组织成为美国决策者们的一个重要事项。1953年春，国务卿杜勒斯出访中东，与各国领导人商讨安全合作事宜，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两个亲近美国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1954年4月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艾森豪威尔给予土、巴条约高度评价，认为它必将大大促进中东地区安全组织的建立，但是该条约却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反对，使得美国组建军事集团的企图暂时受挫。经过一番游说，美国又推动伊拉克和土耳其在1955年2月签署了相互合作公约，即人所熟知的巴格达条约。几周以后英国也加入其中，英国的加入使得巴格达条约具有了更为明显的西方操纵的痕迹。美国虽然是巴格达条约的构建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他并不是条约的正式成员国，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对该条约大加贬责，认为它是一个亲西方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条约，这个组织的成立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会构成较大障碍，为了不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对，美国没有正式加入该条约。John CCampbell，Defense of the Middle East：Problems of American Policy chaps4；5；Praeger；1960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巴格达条约的另一个原因是汲取了前两次策划中东军事、安全集团的教训，有意在幕后操纵该组织。
从一开始巴列维国王就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很感兴趣，事实上，国王一直希望能和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以求在紧要关头能使美国依照盟约义务援助伊朗。美国没有正式加入该条约让国王非常失望，但是鉴于美国与该条约的渊源，以及对于该条约作用的期盼，国王还是十分想早日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因为在国王看来，伊朗传统的中立政策已经证明不能保护国家的安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是不现实的”，因此，国王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前引书，第156页。国王的意思是伊朗必须要寻求与他国联盟来保护自己，鉴于此，在巴格达条约签署后不久伊朗就加入到该组织之中。虽然就伊朗加入该条约的时机上国务卿杜勒斯与巴列维有些不同意见，但是那仅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并不影响美国希望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的渴望。关于这一点可参阅Norman Hannah，“Letter”，Foreign Affairs；April；1974通过加入巴格达条约，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诉求获得部分满足，这是因为虽然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巴格达条约以及其后的中央条约组织，但是它与条约各成员国签订了双边军事协议和经济及技术协议，从而把这些国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
不过1958年7月伊拉克君主制的崩溃给了巴格达条约致命一击。伊拉克新政府抵制了随后的巴格达条约会议，杜勒斯国务卿为此立即与巴格达条约的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促使它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中央条约组织（CENTO），而且保证美国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伊拉克1958年的政权更迭对巴列维国王触动很大。当政变发生时，伊朗国王正在土耳其访问，伊拉克国王的倒台让巴列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为此他在土耳其特意多停留了几天，直到做了周密的安全保障后才返回德黑兰。鉴于美国对伊拉克前政权的不支持态度，国王打算与苏联缓和关系。1959年1月，一个高规格的苏联代表团出现在德黑兰，并且宣布要与伊朗政府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个互不侵略协议。美国对苏伊的上述举动非常关注，艾森豪威尔向巴列维发出不要与苏联签署条约的呼吁，结果就在苏伊即将签署条约之时，巴列维宣布生病在身，当时埃克布（Manuchehr Eqbal）首相也不在德黑兰，这就使得苏联代表团找不到一个与之谈判的对象，只好悻悻回国。在苏联代表团离开不久，一个美国代表团就来到德黑兰，并与伊朗签署了一个美伊双边防御协议。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pp119～121美伊双边防御协议的签订，使得巴列维的地位获得进一步的稳定与巩固，也使得美伊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美国和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巩固美国巩固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举措（6）
结语
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其政策的，它仅仅把伊朗看作是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一个棋子。美国援助伊朗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稳定的伊朗来开展与苏联的冷战，而不是使伊朗获得更快的发展，使伊朗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后者仅仅是美国终极目的的附带成分而已。在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中，伊朗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伊朗不仅对防御中东地区非常关键，而且对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进而作为进攻苏联的空军和陆军基地也十分重要，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也是西方重建和对苏作战的保障，而且伊朗还可作为对苏联侦察的据点。鉴于此，美国决策者在1955年初决定把伊朗纳入反共产主义的阵营中，这就要求美国加强国王在伊朗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对伊朗的大规模援助就必不可少。
美国的援助在客观上改善了伊朗民众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再加上其石油收入的激增，到60年代初，伊朗已经摆脱了二战造成的国家困境，巴列维国王本人的统治地位也基本得以巩固，这不仅使得美伊官方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也为此后两国政府的紧密合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平台。第五章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第五章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伊朗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处于非常显要的地位，但是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却对伊朗后来的伊斯兰革命起了推进作用。肯尼迪崇尚改革，他也要求巴列维国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肯尼迪要求伊朗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伊朗成为更有力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而不是真诚地希望它最终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既然怀有这样的利己目的，可以想象，在改革愿望和现实利益之间，肯尼迪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所以，虽然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美国的这一届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独裁统治地位。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上台时的伊朗状况
伊朗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经过对反对派严厉的镇压以及美国大力的帮助，巴列维政权逐步稳定下来。尽管如此，伊朗国王政权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据估计，当时约有80％近似农奴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50年代中期起，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就连续不断，到1960年下半年，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遍及马赞德兰、阿塞拜疆和吉兰等省。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3页。巴列维的独断专行也堵塞了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宗教界领袖的权力之路，所以他们对巴列维的统治也颇有微词。通货膨胀、土地投机交易、上层人士的奢侈和下层人的艰苦并存，这一切都使得伊朗处于“改革和革命的竞赛中”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957。
那时伊朗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经济结构的虚弱以及国王统治基础的薄弱。当时伊朗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其基础是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封建农牧业，其工业则以轻工业为主，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政治上，民族阵线和人民党的活动有上升之势，宗教势力对政府的敌意也依然存在，国王的支持基础十分狭窄。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前引书，第298～299页。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了伊朗的问题，《纽约时报》在1958年1月报道说，“伊朗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对它的内部安全和中东地区的稳定都是危险的”，“国王越来越独裁，危险是这或许会促使非共产主义反对派投向苏联的怀抱”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1958。
因为国王设计的国家发展计划过于庞大，军费开支也居高不下，有几年石油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上述需求，伊朗只好走上赤字财政之路。1959～1960年伊朗发生饥荒，这又加剧了赤字，导致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扬。在用尽了外汇储备后，国王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申请紧急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伊朗应实施紧缩政策，伊朗政府因此冻结了工资，这导致工薪阶层的极度愤怒，于是他们走上街头进行罢工，并与军队展开了激烈对抗。为了安抚不满的民众，给自己增加一些民主的色彩，巴列维在1959年宣布组建两个政党，一个是代表他的政权的国家党，另一个则是作为政权反对派而存在的自由党，国王任命首相艾克布（Manuchehr Eqbal）领导前者，阿拉姆（Amir Assadolah Alam）领导后者，阿拉姆是国王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伊朗最大的地主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政党都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国王虚假民主的招牌。国王建立政党的举措很可能和美国有关，因为美国希望他们的代理人变得民主些。Richard WCottam，“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Iran”，Iranian Studies 1； Summer 1968巴列维决定在1960年进行新一届议会选举，而且要在政党竞争的基础上自由选举，这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各国记者纷纷涌入德黑兰。遭到长期压制的、曾在摩萨台时代闻名一时的巴凯这时也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参加议会选举，他对首相艾克布进行了猛烈抨击，指控他腐败、任人唯亲、漠视法治、粗暴等等，同时也含沙射影地提到外国对伊朗的控制问题，巴凯甚至称首相为“叛国者”。当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先前对选举舞弊的指控似乎得到证实，国家党得到了预料之中的多数票，对选举结果不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面对困境的国王只好宣布此次选举无效，并且免去艾克布的首相职务，让与民族阵线和宗教界关系较好的埃玛米（Jafaar SharifImami）继任之。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 前引书；pp421、422；426～427
需要注意的是，在1960年前后，有些伊朗人对美国没有压制国王实施改革颇有微词，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他们所能看到的腐败和无效率”，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可以“要求（伊朗）政府必须剔除那些腐败分子以及执行法律，否则就不能得到来自华盛顿的帮助”，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向国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将会得以加速进展，伊朗现代化的步伐也将迈得更快，伊朗因此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美国并没有尽力使（伊朗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实际上他们高估了美国对国王的影响力，虽然美国也的确进行过一番此类的努力，但是它不能以一场政变来威胁国王进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不仅与美国稳定中东的政策相违背，而且还与国王的美国不得干涉伊朗内政的要求相冲突。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6；29，1960
为了缓和局势，巴列维国王在1961年试图放宽他的禁锢政策，他允许自1957年被取缔的民族阵线进行公开活动，解除了粗暴且具有野心的萨瓦克领导人巴赫提亚尔的职务。但是上述举措并没有缓和民族阵线与国王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阵线更加强烈地呼吁自由和诚实选举，要求新闻自由和解散萨瓦克。伊朗的不稳定呈加剧之势，正是在伊朗历史的这一时刻，富有改革精神的肯尼迪入主白宫。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1）
一要求伊朗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