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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浃背的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硬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的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开门时，我将肩上沉重的背包脱下来。
暗淡的一条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
荷西将我从背后拎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的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荷西走了四大步，走廊就走尽了，我抬眼便看见房子中间那一块四方形的大洞，洞外是鸽灰色的天空。
我挣扎着下地来，丢下手里的枕头套，赶快去看房间。
这个房子其实不必走路，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一间较大的面向着街，我去走了一下，是横四大步，直五大步。
另外一间，小得放下一个大床之外，只有进门的地方，还有手臂那么宽大的一条横的空间。
厨房是四张报纸平铺起来那么大，有一个污黄色裂了的水槽，还有一个水泥砌的平台。
浴室有抽水马桶，没有水箱，有洗脸池，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大吃一惊的白浴缸，它完全是达达派的艺术产品—不实际去用它，它就是雕塑。
我这时才想上厨房浴室外的石阶去，看看通到哪里。荷西说：“不用看了，上面是公用天台，明天再上去吧。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只母羊，正跟房东的混在一起养，以后我们可以有鲜奶喝。”
听见我们居然有一只羊，我意外的惊喜了一大阵。荷西急着问我对家的第一印象。
我听见自己近似做作的声音很紧张的在回答他：“很好，我喜欢，真的，我们慢慢来布置。”
说这话时，我还在拼命打量这一切，地是水泥地，糊得高低不平，墙是空心砖原来的深灰色，上面没有再涂石灰，砖块接缝地方的干水泥就赤裸裸的挂在那儿。
抬头看看，光秃秃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左角上面有个缺口，风不断的灌进来。打开水龙头，流出来几滴浓浓绿绿的液体，没有一滴水。我望着好似要垮下来的屋顶，问荷西：“这儿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
“一万，水电不在内。”（约七千台币）
“水贵吗？”
“一汽油桶装满是九十块，明天就要去申请市政府送水。”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默然不语。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镇上买个冰箱，买些菜，民生问题要快快解决。”
我连忙提了枕头套跟他又出门去。
这一路上有人家，有沙地，有坟场，有汽油站，走到天快全暗下来了，镇上的灯光才看到了。
“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那排公寓这么整齐，是谁住的？你看，那个大白房子里有树，有游泳池——我听见音乐从白纱窗帘里飘出来的那个大厦也是酒家吗？”
“公寓是高级职员的宿舍，白房子是总督的家，当然有花园，你听见的音乐是军官俱乐部——。”
“啊呀，有一个回教皇宫城堡哪，荷西，你看——。”“那是国家旅馆，四颗星的，给政府要人来住的，不是皇宫。”
“沙哈拉威人住哪里？我看见好多。”
“他们住在镇上，镇外，都有，我们住的一带叫坟场区，以后你如果叫计程车，就这么说。”
“有计程车？”
“有，还都是朋驰牌的，等一下买好了东西我们就找一辆坐回去。”
在同样的杂货店里，我们买下了一个极小的冰箱，买了一只冷冻鸡，一个煤气炉，一条毯子。
“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我怕先买了，你不中意，现在给你自己来挑。”荷西低声下气的在解释。
我能挑什么？小冰箱这家店只有一个，煤气炉都是一样的，再一想到刚刚租下的灰暗的家，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了。付钱的时候，我打开枕头套来，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来付一点。”
这是过去跟荷西做朋友时的旧习惯，搭伙用钱。
荷西不知道我手里老是拎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伸头过来一看，吓了天大的一跳，一把将枕头套抱在胸口，又一面伸手掏口袋，付清了商店的钱。
等我们到了外面时，他才轻声问我：“你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怎么放在枕头套里也不讲一声。”
“是爸爸给我的，我都带来了。”
荷西绷着脸不响，我在风里定定的望着他。
“我想——我想，你不可能习惯长住沙漠的，你旅行结束，我就辞工，一起走吧！”
“为什么？我抱怨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工作？”荷西拍拍枕头套，对我很忍耐的笑了笑。
“你的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件，你很快就会厌它。你有那么多钱，你的日子不会肯跟别人一样过。”
“钱不是我的，是父亲的，我不用。”
“那好，明天早晨我们就存进银行，你——今后就用我赚的薪水过日子，好歹都要过下去。”
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份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
那第一个星期五的夜间，我果然坐了一辆朋驰大桥车回坟场区的家来。
沙漠的第一夜，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薄薄的毯子，在近乎零度的气温下，我们只在水泥地上铺了帐篷的一块帆布，冻到天亮。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去镇上法院申请结婚的事情，又买了一个价格贵得没有道理的床垫，床架是不去梦想了。
荷西在市政府申请送水时，我又去买了五大张沙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一个锅、四个盘子、叉匙各两份，刀，我们两个现成的合起来有十一把，都可当菜刀用，所以不再买。又买了水桶、扫把、刷子、衣夹、肥皂、油米糖醋……。
东西贵得令人灰心，我拿着荷西给我薄薄的一叠钱，不敢再买下去。
父亲的钱，进了中央银行的定期存户，要半年后才可动用，利息是零点四六。
中午回家来，方才去拜访了房东一家，他是个很慷慨的沙哈拉威人，起码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
我们借了他半桶水，荷西在天台上清洗大水桶内的脏东西，我先煮饭，米熟了，倒出来，再用同样的锅做了半只鸡。
坐在草席上吃饭时，荷西说：“白饭你撒了盐吗？”“没有啊，用房东借的水做的。”
我们这才想起来，阿雍的水是深井里抽出来的浓咸水，不是淡水。
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饭，自然不会想到这件事。
那个家，虽然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得见的只是地上铺满的席子，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洗扫工作，天窗的洞洞里，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沙哈拉威小孩子们在探头探脑。b*
星期天晚上，荷西要离家去磷矿工地了，我问他明日下午来不来，他说要来的，他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来回的路程。
那个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男主人，平日荷西下班了赶回来，夜深了，再坐交通车回宿舍。我白天一个人去镇上，午后不热了也会有沙哈拉威邻居来。
结婚的文件弄得很慢。我经过外籍军团退休司令的介绍，常常跟了卖水的大卡车，去附近几百里方圆的沙漠奔驰，夜间我自己搭帐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因为军团司令的关照，没有人敢动我。我总也会带了白糖、尼龙龟线、药、烟之类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居民。
只有在深入大漠里，看日出日落时一群群飞奔野羚羊的美景时，我的心才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艰苦。这样过了两个月独自常常出镇去旅行的日子。
结婚的事在我们马德里原户籍地区法院公告时，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来了。
家，也突然成了一个离不开的地方。
那只我们的山羊，每次我去捉来挤奶，它都要跳起来用角顶我，我每天要买很多的牧草和麦子给它吃，房东还是不很高兴我们借他的羊栏。
有的时候，我去晚了一点，羊奶早已被房东的太太挤光了。我很想爱护这只羊，但是它不肯认我，也不认荷西，结果我们就将它送给房东了，不再去勉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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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前那一阵，荷西为了多赚钱，夜班也代人上，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无法常常见面。家，没有他来，我许多粗重的事也自己动手做了。
邻近除了沙哈拉威人之外，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这个太太是个健悍的卡纳利群岛来的女人。
每次她去买淡水，总是约了我一起去。
走路去时水箱是空的，当然跟得上她的步子。
等到买好十公升的淡水，我总是叫她先走。
“你那么没有用？这一生难道没有提过水吗？”她大声嘲笑我。
“我——这个很重，你先走——别等我。”
灼人的烈日下，我双手提着水箱的柄，走四五步，就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提十几步，再停，再走，汗流如雨，脊椎痛得发抖，面红耳赤，步子也软了，而家，还是远远的一个小黑点，似乎永远不会走到。
提水到家，我马上平躺在席子上，这样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
有时候煤气用完了，我没有气力将空桶拖去镇上换，计程车要先走路到镇上去叫，我又懒得去。
于是，我常常借了邻居的铁皮炭炉子，蹲在门外扇火，烟呛得眼泪流个不停。
在这种时候，我总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千里眼，不然，她美丽的面颊要为她最爱的女儿浸湿了——我的女儿是我们捧在手里，掌上明珠也似的扶养大的啊！她一定会这样软弱的哭出来。
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b*
结婚前，如果荷西在加班，我就坐在席子上，听窗外吹过如泣如诉的风声。
家里没有书报，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吃饭坐在地上，睡觉换一个房间再躺在地上的床垫。
墙在中午是烫手的，在夜间是冰凉的。电，运气好时会来，大半是没有电。黄昏来了，我就望着那个四方的大洞，看灰沙静悄悄的像粉一样撒下来。
夜来了，我点上白蜡烛，看它的眼泪淌成什么形象。
这个家，没有抽屉，没有衣柜，我们的衣服就放在箱子里，鞋子和零碎东西装大纸盒，写字要找一块板来放在膝盖上写。夜间灰黑色的冷墙更使人觉得阴寒。
有时候荷西赶夜间交通车回工地，我等他将门卡塔一声带上时，就没有理性的流下泪来，我冲上天台去看，还看见他的身影，我就又冲下来出去追他。
我跑得气也喘不过来，赶到了他，一面喘气一面低头跟他走。
“你留下来行不行？求求你，今天又没有电，我很寂寞。”我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风向他哀求着。
荷西总是很难过，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他眼圈就红了。
“三毛，明天我代人的早班，六点就要在了，留下来，清早怎么赶得上去那么远？而且我没有早晨的乘车证。”
“不要多赚了，我们银行有钱，不要拚命工作了。”“银行的钱，将来请父亲借我们买幢小房子。生活费我多赚给你，忍耐一下，结婚后我就不再加班了。”“你明天来不来？”
“下午一定来，你早晨去五金建材店问问木材的价钱，我下工了回来可以赶做桌子给你。”
他将我用力抱了一下，就将我往家的方向推。我一面慢慢跑步回去，一面又回头去看，荷西也在远远的星空下向我挥手。
有时候，荷西有家眷在的同事，夜间也会开了车来叫我。“三毛，来我们家吃晚饭，看电视，我们再送你回来，不要一个人闷着。”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里有怜悯我的成份，我就骄傲的拒绝掉。那一阵，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触怒我，甚而软弱的痛哭。
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的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是要付出无比的毅力来使自己适应下去啊！
我没有厌沙漠，我只是在习惯它的过程里受到了小小的挫折。
第二日，我拿着荷西事先写好的单子去镇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问问价钱。
等了很久才轮到我，店里的人左算右算，才告诉我，要两万五千块以上，木料还缺货。
我谢了他们走出来，想去邮局看信箱，预计做家具的钱是不够买几块板的了。
走过这家店外的广场，我突然看见这个店丢了一大堆装货来的长木箱，是极大的木条用铁皮包钉的，好似没有人要了。
我又跑回店去，问他们：“你们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给我？”
说这些话，我脸涨红了，我一生没有这样为了几块木板求过人。
老板很和气的说：“可以，可以，你爱拿几个都拿去。”我说：“我想要五个，会不会太多？”
老板问我：“你们家几个人？”
我回答了他，觉得他问得文不对题。
我得到了老板的同意，马上去沙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叫了两辆驴车，将五个空木箱装上车。
同时才想起来，我要添的工具，于是我又买了锯子、榔头、软尺、两斤大小不同的钉子，又买了滑轮、麻绳和粗的磨沙纸。
我一路上跟在驴车的后面，几乎是吹着口哨走的。我变了，我跟荷西以前一样，经过三个月沙漠的生活，过去的我已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我居然会为了几个空木箱这么的欢悦起来。
到了家，箱子挤不进门。我不放心放在门外，怕邻居来拾了我的宝贝去。
那一整天，我每隔五分钟就开门去看木箱还在不在。这样紧张到黄昏，才看见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我赶紧到天台上去挥手打我们的旗语，他看懂了，马上跑起来。
跑到门口，他看见把窗子也挡住了的大木箱，张大了眼睛，赶快上去东摸西摸。
“那里来的好木头？”
我骑在天台的矮墙上对他说：“我讨来的，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快快做个滑车，把它们吊上来。”
那个晚上，我们吃了四个白水煮蛋，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滑车做好，木箱拖上天台，拆开包着的铁条，用力打散木箱，荷西的手被钉子弄得流出血来，我抱住大箱子，用脚抵住墙帮忙他一块一块的将厚板分开来。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沙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为什么不能收，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吃骆驼吗？”“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这是很坏的解释，但是我要家具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