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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成“问题组”（problematique）。绝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尔辩证法所能概括。有人说这种方法出自犹太文化的传统，我只能姑且听之，但我自己并非犹太人，我也怀疑任何民族有其固有的思想方式。
走笔至此，已近一千字，却还没有进入我叙述的主题。其实这也是我故意引用我的业师方法来向他致敬，因为他每在开讲或论文开始就会把个问题反复辩证澄清，然后才进入主题。
我第一次上史华慈的课，是在我入学哈佛的第一个学期，课程似乎是“中国中古思想史”，还记得他在堂上带着一本汤用彤的学术专著，但在课上从未翻阅。然而，史华慈上课，从哪个时期开始讲并无所谓，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把问题“扯开”了，到更广更深的层次。他这一招就把我镇住了，原来中国思想史可以这么讲！原来中国思想的蕴涵如此丰富！（当时我在“下意识”之间还是有点瞧不起中国思想，甚至看完全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并不佩服。）史华慈在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之内就为我展示了一个知识的“新大陆”，而这个新大陆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此之后，我抛弃了来美国念中国研究是占便宜的想法，而把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探讨所有学问的新开端。
我和同在哈佛攻读中国思想史的张灏和杜维明不同，他们本来就是历史系或中文系出身，根底本来就厚；我却是个道地的半途出家的门外汉，本来学的是外文，而且大学四年也从来没有想到念中国思想史。然而，兴趣往往是不自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思想史的兴趣早在芝大听摩根索教授的课上就“隐现”了——当时是一种对于外交学或政治学的反抗——我想挖掘浮面政治形态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源泉，这就和文化史与思想史搭上了线。我的中西文化认同危机虽是留学期间多年困扰的问题，但史华慈的课也早已为我打下另一个“认同”的基础：其实我不必区分中西，因为这两个观念都不简单，而史师处处不忘提醒我们：所谓“西方”（the West）这个名词只是为了方便才用的，在思想史上没有单一的“西方”而只有几个不同但相关的文化传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和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和中国传统之间并无所谓“影响和反应”的关系，而是某种对等或对称，可以互相“照明”，所以史师常在堂上提到所谓“Axial Age”的问题：指的是中西双方在上古都经历过一个思想上的辉煌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张灏曾为文发扬光大）。
去年（二○○三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客座，适与张灏为同事，我们时常谈到我们的“班老师”（Benjamin的旧称是Ben）——这个名字我也是一直不敢当面称呼他，但经他再三劝诱之下，直到我也在哈佛任教之后才敢称他为Ben，因此也更拉近感情上的距离。我当了教授以后，每次见到这位班老师，都有一种向他倾诉——甚至“告解”——的冲动：恨不得把脑海中的所思所感都告诉他，请他指点迷津。其实这种感觉早在学生时代就有了，开始时不敢接近他，因为觉得自己很不足，对问题的理解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后来选他专为研究生开的“研讨班”（seminars），逐渐可以和他作近距离的讨论了，但仍然经过一番周折。
记得我选的第一门研讨课就是史华慈和另一位教授林伯克（John Lindbeck）合开的“当代中共政治”（史教授身兼历史和政治两年，也在两系开课）。第一堂上课就由两位教授开讲，林伯克教授只能谈谈研究资料，而史华慈却把整个中共政治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和讲思想史一样有深度，也一样复杂，对我这个当时对中共还不太了解的人（除了在芝大课上所得到的一鳞半爪之外），真是大开眼界。然而这堂课又和芝大的研讨课不同，两位老师并没有指定看什么书，第一堂完了就解散，由学生各自找资料研究，直到学期快完了才又聚在堂上报告。这种教法也是我一生罕见，现在是行不通的。记得我于课后一片茫然，写什么题目呢？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史教授，他听说我是外文系出身，似乎对中共文学有点兴趣（当时我在台大的业师夏清安先生也刚开始作中共文学的研究，偶有书信往来），就漫不经心地提到延安文艺整风问题，内中有个有关作家萧军的个案，于是我立刻到图书馆去找萧军的数据，不但提交论文而且后来把论文改写成博士论文的一章。我用的角度很特别：不把萧军视为政治整风的一节，而把他的思想行为作为一种左翼文人的浪漫心态，由此而和党的整风政策冲突。这个独特的观点，竟然得到两位教授的激赏，从此奠定我研究当代作家的兴趣。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6节 史华慈教授（2）
从此我和这位业师也结了缘，我变成了他手下的“文学爱好者”，他每次在班上提到文学艺术都要向我望一眼。后来我胆子也大了，待到再选他的另一门研讨的课“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就决定研究林纾（林琴南），原因是要和业师分庭抗拒：他研究严复——一个晚清思想界的翻译家，我当然要研究林纾——一个晚清文学界的翻译家。没想到四十年后，我的研究又回到这个老题目！林纾生前译了不下一百多本小说，我哪里找得全？更读不完，只好以瞎子摸象的方法摸到林译的两个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葛德（Rider Haggard），以此代表近代西方文化上的两股思潮，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写来也十分得心应手，其实并没有下过太大功夫掌握林纾的资料，也没有讨论他的古文文体。不料班老师阅后大为激赏，甚至在图书馆里见到我，也当面赞之不绝，令我有点无地自容。因此这一篇论文也进入我的博士论文成为一章。后来为了“搭配”林纾，我又加上一章论苏曼殊，把二人作为五四浪漫文人的“先行者”。此是后话。
业师研究严复多年，最后终于出书，名曰《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篇首是他的同事哈慈（Louis Hartz）特别写的一篇序言，内中指出此书非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大有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经由严复翻译的研究使得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得到一种崭新的阐释。换言之，史华慈用中国思想的例子“照明”了西方思想。最近有人重新研究严复的译文，发现在许多支节上严复可能是故意误译的，因此也再次证明了班老师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在该书讨论严复译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两章，严复在晚清追求“富强”的思潮影响下，把西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曲解”，而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元素，以之构成国家富强之本（大意如此，可能因目前身边无此书而有所简化）。我当时读来兴奋异常，把买来的硬装本读之又读，密密麻麻地注了又注，圈之又圈，还用红蓝两种笔画线，把几段重要章节几乎背了出来。所以我在上章中说，我的英文文体脱胎于对于两位业师的摹仿：费正清的文笔言简而意赅，史华慈的文笔则散出一股哲学性的华丽。非但句子甚长，而且还用了不少“大字”，法文（ressentiment），德文（weltanschaung）和拉丁文皆有。后来我才悟到倒不是老师卖弄文字，而是他的语言背景本来就是如此：年少时在波士顿上“拉丁中学”（是一间名校）就开始会拉丁文，在哈佛作本科生时专修的是法国哲学，二战服役时间又学了中文和日文，而他的德文和希伯亚文则有犹太人的家学渊源。除了法语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文，据闻有一次他到意大利开会，早晨打开报纸看后大谈中国新闻，别人都目瞪口呆，原来该地没有英文报纸，他看的是意大利文报纸，竟无知觉。多年后有一次我到他家拜访，亲见他和夫人吵架，原来闹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几种语言，她夫人说他至少懂十国语言，他坚持只懂六七种！我也看到他桌面上摆着刚从图书馆借来的不少德文书。那时（大约五年前）他已退休，但仍然每天读书工作不懈，从他的住所走路上班，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仅须十分钟，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和费正清一样，也是数十年如一日。我有时去费正清中心吃午餐，就是为了坐在他那一桌，和众人一起听他高谈阔论，针贬时事。其实他的看法比那些“中国通”（所谓China Watchers）学者更深入，而且料事如神，往往事后证明他是对的，而研究中国政治多年的“中国通”反而错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史教授和那些“中国通”在一起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他却从来不介意。他的办公室的门永远都是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敲门而入，他也和任何人都可以谈，只要你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多次和他单独见面之前，都要想出一两个问题，有时想不出来则不敢见他，后来他却反过来时常向我提出问题。我在哈佛任教时，常在课外主持会议或工作坊，他每请必到，甚至不请自来，事后也会向我说：“你的工作坊比别的有意思，我可以学到一点新东西。”这是我任教三十年最感荣幸的事。我因此也奉从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过没有他那么勤奋。记得他在自己的退休会上说：多年来在哈佛任教，他感到很幸运，可以从来来往往的各地学者学到不少东西。这也许是谦词，也许真是他的一贯作风，然而我又怀疑：这些来来往往的访问学者中又有多少人的学问可以和他匹敌？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教授就曾公开承认学问（特别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我又亲眼看到或读到他和其他顶尖学者“较量”的例子。有一次我旁听他和另外两位名教授开的一门研讨课：“西方思想在他国”，讨论的是俄国、中国和中东思想的比较，主讲俄国史的派普斯（Richard Pipes）也是一位名教授（下章将会谈到），但整个课中主章所有论述的却是史华慈，我相信他也懂俄文和俄国史，而派普斯对中文却一窍不通。还有一次，哈佛几位教授为反越战而联合举办演讲会，史教授继另一位俄国教授发言，几句话就推翻了他的论点。他还写过一篇名文，公开批评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海德格的女弟子当年数一数二的欧陆思想家——就以中国传统为例，指出阿伦特太过偏爱古希腊的“公共”生活（所谓vita activa），并认为此一模式不能行之于四海而皆准。我在芝大任教时，有一次请他来演讲，他又公开批评当时红得发紫的名教授布鲁姆（Alan Bloom），认为他对尼采的解释有问题。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史华慈绝不是一个好胜或好出风头的学者，可能他真的服膺学术上的节操和真理，而真理当然是愈辩愈明的。
我把史华慈视为我的师长，甚至我的“替代父亲”（surrogate father），这种“情结”当然在师徒关系上很普偏，正因为如此，我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反抗”他。毕业后我为了教学而研究西方文学理论，而兼及文化思想理论，其时可能受了一种“业障”，觉得我的老师的论点不够“理论性”，特别是德里达解构之风袭卷美国学府之后，我又觉得吾师在此方面无以教我。不料在他逝世前几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劈头就问我一句：“R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过德里达的书吗？），我一时不知所措。后来读他晚年的文章，内中不但引了德里达，而且也兼及萨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论家。班老师深知近年来学术界的这种“理论转向”，但他精研理论后却不为所动，坚持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这一种执着，应该使那些在美教中国文化却处处炫耀西方理论的年轻一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汗颜吧。我当年对于吾师的下意识间的反抗，何尝不也是这种潜在的“西方优势论”在作祟？而吾师晚年真正达到的境界，至少我只有登高弥止而仰叹。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短文中写道：最后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眼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a”，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最后这句话在大陆版《世纪末的反思》中出了一个小错，被置于引号之外，变成了我当年读过拉丁文！这个“我”的光圈不是我的，荣耀应归还我的业师。在该文最后，我提到他正在听巴哈的音乐。“每一次听都觉得内涵很深”。我现在写此文时，也不自觉地在听巴哈的音乐，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号中的咏叹调，心中又涌起一股冲动：真想把这张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给他，又怕他的在天之灵早已听过了。
不知道我的老师的中文姓名是谁起的，但确是恰如其人：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7节 在哈佛听课之一
我在第四章“初抵哈佛”中曾经提到，我为自己开了三个“生活课程”，第一就是尽量旁听专业以外的课，特别是名教授，为本科生开的大班课。因为我深觉在台大四年对中西文化的知识都不足，既然身已在美国，何不趁此机会重读四年，彻底来过？所以我必须尽量旁听基本功课。哈佛当年和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等名校一样，以名教授开的大班课著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可以不花一分钱——而且得了全部奖学金——听遍各大家的宏论。况且，旁听本科生的大班课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可以坐在后排偷看“蕾克列芙女校”（Radcliffe，哈佛的女校名称，现已完全合并，名存实亡）的女生——我们都叫她们Cliffies——的俪影，甚至可以在课后借机搭讪，为我的第三类生活课程——约会美国女学生——作准备。
既然主修的是历史，所以我旁听的当然以历史方面的课为多，但也兼及社会科学和文学，每学期都要旁听五六门左右，加上本来进修的四门，每个学期甫开始总把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然而精神也特别振奋。特别是在九月底刚开学的时候，哈佛园内人来人往，到处是学生，女生花枝招展，男生西装加领带，特别是住在哈佛园的一年班学生，都故作小大人状，和现在的大学生衣着随便大不相同，我混在其中，也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
哈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至今依然，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物”（早在后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到来之前就用了这个字：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混身解数，以吸引学生。我后来在授大班课时故意用一招坚壁清野的办法，大声宣布我的这门课特别难，要求很多，但学生不为所动，自有主张，该来的还是来了。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大部份是修课的本科生，还有少数像我这样的旁听生，坐在后面不显眼的地方鱼目混珠，其实教授早就一眼看出来了。
我旁听过的大班课无以计数，内容也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多年积累的知识至今还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甚至较我的专业——中国近代思想史——更深厚。后来我逐渐从历史改行到文学，所使用的学习方法仍然是旁听，再加上“旁读”——阅读大量非本科的书籍——然后不耻下问，向文学界的大师们请教。所以我至今反对学问的过度专业化，特别在人文学科方面，其实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我至今乐此而不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杂家”。况且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我的业师史华慈教授更是此中的典范。
当年哈佛在文史哲方面名教授如云，社会科学方面更多。也许是我的个性使然，在旁听社会科学的课时，总觉得不过瘾。当年最有名的社会学大师柏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课，我是慕名而硬着头皮去听的（课上另外一个旁听生是梅广，他是我的同房密友，专修的是语言学），他讲来十分枯躁，总是把个美国大学作为社会理性的最佳范例。他是韦伯（Max Weber）的信徒，因而导致我死肯韦伯，一知半解。另一位经济学家高布莱滋（J。 K。 Golbraith）更是如此，我听了几堂就不听了，可能因此也对经济学失去兴趣。还有一位当今在国际媒体走红的“大师”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一书著称于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