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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了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同你一样大的女孩子，叫桂兰。她永远是那样的和善温顺，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意。但是她很苦。她是一个童养媳，到婆家来的时候才四岁。每天要干很多活，不光要干田里的活，还要干家里的活，从天刚亮干到天黑。这也不算什么，这里的女孩子都是这样干活，问题是她的婆婆经常打她。我们总劝她，你跑回你的娘家去吧，为什么要在这里受气？她总是很温和地说，跑回去也是没有用的，爸爸妈妈也会打，会把我赶回来。我实在很不懂，怎么这里会有这样的风俗：把自己女儿小小的就给人家做童养媳，再把别人女儿小小的买回来做童养媳。如果是怕娶媳妇花钱，反正你也要卖女儿，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时候交换？让女儿在自己身边长大不好吗？我问过一个老乡，他说，女儿总是人家的人，媳妇是自己家的；女儿不好使唤，媳妇好使唤。在农村，女人简直就没被当人，是干活生儿子的工具。
刚来的时候，我们干活很卖力气，真是想要改造世界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记得第一个双抢的时候，有时累得都像要倒下去了，还是咬着牙埋头干。那时还看不惯一些农民干活滑头，干一会就要直起腰抽一袋烟，或者互相说几句笑话聊聊天。现在，活还是要干的，但是已经没有那样的热情了。
在邻近插队的知青们开始互相串门。邻队有一个知青叫韩少芜，是一个偷鸡能手。他说，从鸡窝里逮出一只鸡把鸡脖子一拧往麻袋里一塞，鸡都来不及叫出来。我劝他别偷老乡的鸡了，这些老乡够穷够苦的。可他嘻嘻哈哈地说，他只偷队干部家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在同一家偷两只。他常在这邻近的几个知青点转。他到一个点，那个点的烟囱就冒烟，就有肉香和酒味。他又会说笑话，故事特别多，所以大家还都挺盼着他来的。
好多知青在谈恋爱了。我们这个点五个人，三女二男，已经谈了一对，还有一个女生，同邻队的一个知青交了朋友。
有时候我想，我们来接受什么再教育呢？我如果就在农村长大，我是否就能像这些老乡一样，平静地接受这种生活呢？这是除了吃苦、除了吃饭睡觉就再无其他内容的生活，这是毫无梦想的生活。老乡们很纯朴，很知足，很劳苦，也很愚昧。其实他们并不喜欢我们来，这个生产队每人只有七分田，我们来，就要分他们一口粮食。
也许我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这个点有一个叫梅又平的，他应该算是回乡知青了，他就干得很好，每天都出工，能顶一个棒劳力，挣十个工分。不过，他现在是不用出工了，成了公社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经常出去开讲用会，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还脱产做了公社的团委书记，革命大批判小组组长。做好了就可以不做了，这是否也是辩证法？看来，刘少奇说吃小亏占大便宜不是没有道理。一笑。
邻队有一个知青叫赵一恂，比我高一届，此人称得上是博览群书，很有思想，附近的知青都很爱找他聊天。
我打算最近回家一趟。
苏 蓓
苏蓓没有回家。回家的，是她的遗书，是她的噩耗。
苏蓓是跳河自尽的。她的遗书只有两行字：我要用滔滔的河水洗去身上的脏污，还我清白的女儿之身。朱卫东，这个畜生，他玷污了我。爸爸，他必须死。爸爸妈妈，女儿此生没有求过你们什么，现在求你们了，一定要让那个畜生死，还我一个公道！
“畜生”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公社的民兵连长。
苏蕾看到了父亲在一瞬间的苍老。平时她们敬畏的父亲，很少同她们交谈的父亲。父亲哆嗦着手，把电话打到了省军区司令员的家里。
那一段日子，是苏蕾永远不愿回想的伤痛。
看着那个畜生伏法，苏蕾眼睛都没有眨一下。那是在一个河滩上，群众多得像蚁群。看到一个人被枪毙，会让那么多人感觉刺激甚至快意。子弹是从那个畜生的后脑勺打进去的，苏蕾扶着父母，那一刻，她感到了心中的快意，她知道了什么叫“刻骨仇恨”。这只肮脏的猪，他竟敢强奸将军的女儿！那么美丽那么聪明的苏蓓竟是因他而死！
从那一天起，苏蕾不再是孩子。从那一天起，苏蕾不再是过去的苏蕾。
第一部分第一次倾心交谈
坐在宽大的写字桌前，在墨绿色灯罩台灯柔和的灯光下，乔安翻检着她那本小小的日记本，脸上挂着泪滴。日记本里夹着的那些父母的旧照片，被她一一摊开在桌面上。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十年里，没有再翻过这个本子。但是，此刻打开它，写日记时的心情── 一个小小的孩子的孤独、恐惧与无助，仍然能那么新鲜地回忆起与感觉到。“那种恐惧感”她自怜自伤地想着，“也许在四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就有了，只是藏在潜意识里，自己不敢去触碰罢了。”
这是她仅有的几篇日记。她看着5月29日日期下的那几个字“我什么都不相信！”不错，那天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轻轻的开门声。乔安回过头去，是杜鹃轻轻地走了进来。“你还没有睡？”她有些抱歉地笑笑，“朋友请我去参加一个舞会。”
乔安回过神来。她看着杜鹃：一件苹果绿小碎花连衣裙勾勒出纤纤细腰，更衬出脸上胭脂般的红晕和皮肤的温润新鲜。马尾辫高高地梳在脑后，脚上一双高跟鞋把她中等偏高的个子又拔高几许，越发亭亭玉立。“她怎么敢这么漂亮！”乔安不无愉快地想。
杜鹃平时不爱打扮，总是一身普通的衣裤，但是不管穿什么，她的天生丽质总能脱颖而出。她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乔安心里称之为“贵族气”。“她像谁？”乔安常暗中揣度，“她的脸上既有爸爸的又有妈妈的影子，却组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模样。她好像不是这个家的人。她与我果真是一母所生？她果真是我的姐姐？”
“姐姐”乔安常咂摸着这两个字的含义，却总是咂摸得不太明白。对杜鹃，她既倾慕又敬畏，想接近又怕接近，其中还有几许酸溜溜的羡慕或是妒忌，为杜鹃所拥有而她却从来无从想望的一切：这间漂亮舒适的卧室，如果她拥有，她会觉得自己是个公主；那个挂满了各式衣服的大衣柜，一人在家时，她把衣服取出来一件件地在穿衣镜前试了又试──从夏装到冬装，心里编织着一个个故事；这套有大卫生间和大浴缸、大客厅、书房和饭厅的住宅，让她敬畏而无所适从；而杜鹃相册里一张张春风满面的照片──在颐和园、北海、香山等等地方的留影，更让她羡慕和隔膜。杜鹃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她 ，胆怯与自卑演化成的是矜持与自尊。
坐在床上，杜鹃甩下了高跟鞋，“穿高跟鞋真累。”
“没见过你穿高跟鞋，阿姨替你买的吗？”
“骗来的，我对妈说穿高跟鞋能治驼背。”杜鹃笑了起来，眼睛弯成两只好看的月牙。杜鹃爱笑，特别欢畅的那种笑，如一无遮挡的原野上吹过的春风。乔安觉得心里有点什么东西被融化了，“她的笑能化去人心中的块垒。”她想。
杜鹃看到了桌上摊着的照片。“谁的照片？”“爸爸妈妈的。”
杜鹃走了过去。她拿起照片一张一张细看着，脸上有些变幻不定。“我爸爸的相册里有两张与咱们爸妈的合影，是很多人一起照的，人太小，看不很清。”她放下照片，想说什么又戛然而止。
眼泪涌上了乔安的眼眶。杜鹃看她一眼，低下头去，“你只有这些照片吗？”
“原来妈妈还留下很多书，都烧掉了。”她迟疑了一下，“妈妈还给我留下一封信。”
“能给我看看吗？”“当然。”
“那是什么？你的日记？”“是。不过几页，小时候写的。”
接过乔安递给她的信，杜鹃慢慢翻看了一遍。“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摇了摇头，眼睛有些湿润，“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想着这些事。那么疼我爱我的爸爸突然就去世了，去世前又突然告诉我，我还有亲生父母，而我生身父母的身世又是那么惨！我不知道，我……”眼泪顺着面颊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强制着的号啕突然撞开了闸门。相对痛哭中，姐妹俩同时感觉到了一种血肉相连的亲近。
月亮很圆，很亮，月光无声地穿过纱窗，在两个少女的床之间铺下一层白霜。杜鹃与乔安久久地聊着、聊着，那是她们相见之后的第一次倾心交谈。“乔安，你的最后一篇日记，5月29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天上午，那天上午我与程湘、思齐约好一起去学校，就在要拐进学校门口那条上坡路的时候，来了一支游街队伍，走在最前面戴着高帽敲着锣的是程湘的爸爸。那时正好一群男生从学校拥出来看，围住程湘喊打倒程铠。程湘挣出去看着游行队伍，突然就唱了起来：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几个男生冲过去对程湘又打又搡。思齐上前挡在程湘前面，叫着不要打人。有个男生说，嘿，地主特务的狗崽子，一起打。我上前挡在思齐前面，也叫着不要打人，身上挨了好多拳脚。那会儿倒有一股激情，觉得自己挺勇敢挺义气。这时突然听到王士强说，你也该打，你爸爸是右派，大坏蛋。我只记得我大叫：你胡说！就记不住是怎么跑回家的。”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爸爸是右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右派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名词，比地主走资派都可怕。”
乔安沉默了。妈妈去世之后，她大病过一场。梅姨后来说，可把人吓坏了，高烧十几天不退，总在昏迷，是猩红热。病好之后，梅姨就带她去了梅西镇。在梅西镇那两年，她似乎忘记了一切，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一场大病是一道记忆的深渊，把过去隔了开去，因为她怕过去。妈妈对她说过爸爸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梅姨在梅西镇对别人说，她爸爸是做保密工作的，所以不能带着她。而她，就不问爸爸，在她的心里，好像是不敢问。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在尚未懂事时就知道了什么，把一种恐惧种在了潜意识里。
沉默了一会，乔安接着说：“王士强喊出那句话，我其实是相信了的。但是我没有去问大人。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布娃娃都活了──那是梅姨给我做的几个布娃娃，一直是摆在床上陪我睡觉的。它们一起张着嘴对我喊：你爸爸是右派！是右派！我们都不同你玩了。我哭醒过来，一直哭到天亮。”
“如果我知道后来的岁月里右派这两个字将给我带来什么，也许那天我就哭死掉了。”她说，用几近不可闻的声音。
第一部分与这娃子的缘分
如果梅姨活到现在，如果后来的乔安再见到梅姨，不知是否能对她保持住一种永恒的情感。终其一生，梅姨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妇女，无钱，无闲，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从未拥有过带卫生间的住宅。她不可能有多么优雅的举止和谈吐，可能还很有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习惯。
但是，乔安对梅姨的记忆，是美好无瑕的。
“杜鹃选择又平做丈夫，很可能受到了我对梅姨的回忆的影响。”乔安常常这样自责。她曾极力反对杜鹃嫁给梅又平。“多少人说我们郎才女貌。你那么喜欢梅姨，为什么反对我嫁给她的儿子？莫非你暗恋他？”杜鹃这样半真半假地同她玩笑。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她想起梅姨时常这样感叹。
乔安出生在梅西镇。梅姨是梅西镇人。
梅西镇是南方一个历史久远的普通山里小镇。但是，梅西镇在明朝后期曾出过一个探花出身的知府，从此梅西镇人就认为梅西镇十分的不普通。镇子中间梅溪河畔的那栋坚实古朴却又不失堂皇雍容的雕花木结构书院、梅溪河畔那块一米见方平滑整齐光可鉴人的“下马石”，就是梅西镇曾经荣耀的见证。
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小镇一位梅姓秀才连中三元，殿试高中探花后官授福州知府。赴任之后，梅探花希望他的祖宗所在之地能够诗书永继，再出高才，于是返乡为父母兄弟修建深宅大院的同时也修建了“梅溪书院”。那块下马石，据说就是梅探花返乡时下马所踏。
梅探花空寄了希望。梅西镇后来再未出过名人。
梅家大院在历代兵荒马乱中慢慢毁去，梅氏家族的后代逐渐地向外迁徙。而梅溪书院几经修整却老当益壮。
到梅姨丈夫梅仲琪这一辈，作为仍留梅西镇的梅探花嫡系子孙，梅仲琪硕果仅存。
梅仲琪的父亲梅子廉曾在梅溪书院延馆启蒙，其时正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即便是在崇尚诗书礼乐的古镇，去书馆读书的男童也人数大减。梅子廉为此郁郁。当他壮年溘然而逝时，梅仲琪刚刚十岁。也就是这一年，梅姨走进梅家开始了童养媳生涯。
梅姨的身世令人扼腕。
1938年初夏。正是梅溪河涨水时节。梅西的山上盛产毛竹，每年这个时节，梅西人就把伐下的毛竹扎成排子，顺河撑到县城去卖。这一天，梅姨后来的养父郑家兴卖完毛竹，走过县城中药铺门口时，见到一个绿色的小包袱搁在药铺门口的屋檐下。那时正是中午，毒日头下街上没几个行人。郑家兴拾起包袱，却是一个睡着的婴儿。正在他不知所措之际，婴儿睁开了眼睛，没有哭，倒是甜甜地对他一笑。
后来郑家兴对人说，就是这一笑，他觉着了与这娃子的缘分。
药店的伙计没看见包袱是谁丢的。当街围过来几个人，只是漠然或好奇地看一看。那时，小日本已侵入大半个中国，虽还未打到这个南方小城，难民已经来来往往。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郑家兴把孩子抱回了家。大儿子去年抽了丁，到年末，他的结发之妻和才九岁的小儿子突然得伤寒相继死去，从此他总是怔忪，觉着上一辈子一定作了孽。此时他望着怀里的这个娃子，觉得她是那样的鲜活可爱。前两个月，刚由人说合娶了个北边逃难来的寡妇，现在老天又给他送来一个女儿，这又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虽说女儿是赔钱货，这么小的娃子也难带，可是救一条性命，总是积德。
小镇上没有多少新鲜事，街坊邻里纷纷来看郑家拾来的女儿。都说孩子定是逃难的人丢下的，看这衣裳包袱，还是好人家的子。至于为什么被弃在当街，可能是哪里的人，那就众说纷纭了。被请来给孩子取名的教书先生梅子廉望了一下孩子，孩子蝌蚪般漆黑灵动的眸子和圆脸大耳让他心里一动。“这孩子定是出身读书人家。”他指着孩子衣襟上锈着的“李适”二字说，名不需要改，就叫郑适吧。“适”与“拾”同音，也是取“拾来的”和“十全十美”之意。
半年之后，梅家托的媒人走进郑家，为年仅三岁的梅仲琪说下了郑适这个媳妇。
十六年之后，梅郑氏生下儿子梅又平。
儿子两岁时，身体一直虚弱的梅仲琪如他父亲般也得了咳血之症，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
一年之后，经人介绍，梅郑氏辗转到了京城，成为乔潞霖与吴丹家的保姆。被称为梅姐。
那是1954年6月，杜鹃与乔安的姐姐乔匀刚刚出生。
第一部分丈夫因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身亡
这条黑色纯毛开司米钩织的、上面缀着五色小花的俄罗斯式大围巾，吴丹围着它，曾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而现在，当她再抚着它的时候，却感到了一种宿命的力量。
母亲离开她太早了。当父亲的朋友把她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带走的时候，她只有五岁。与其说依稀记得母亲的面容，不如说她记住了母亲把这条围巾披到她身上时那痛楚的目光。也许那个时候，就昭示了某种不幸。
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就走了。这位在铁路公署供职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猝然死于一场霍乱。从那时起，母亲的身体就再没有好过。
在她还不能理解死是什么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父母亲。虽然父亲的朋友一家待她不错，她却早早失去了童年。
吴丹是美丽的。那双藏在浓密的睫毛下的深潭一样的眼睛，与生俱来的古典仕女般淡淡的忧郁，使她具有一种独特的令人过目不忘的美。
1949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斯年斯月，吴丹满十五岁；斯年斯月，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是一段吴丹永远怀念的日子。她有了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她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兄弟姐妹革命同志。美丽的容貌，婀娜的身段，能歌善舞的天赋，使她在文工团里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