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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阳台上一把旧阳伞下，长夏的阳光让伞的颜色几乎全褪尽了。花园在屋后延伸，遥远的过去有某个深富鉴赏力的人用波特兰石建造这处高高的平台，视野绝佳，可以越过我们居住的碗形谷地，看到另一侧的风光。我觉得很诧异，我们在国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天气变了这么多。我一直把这里想成是个翠绿葱茏的地方，但花园、放牧草地和原野都在暑气中变成黄棕色，干渴的花朵垂头丧气。希拉和赖瑞戴着一样的巴拿马草帽，是很优雅的一对：她穿着淡黄色棉布洋装，他则穿着白衬衫和斜纹棉布裤，我猜他比她大十岁左右。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认识？何时结的婚？他提到的那两个孩子到底是哪一方前次婚姻的成果？
我倾身替他们再斟上酒，懒懒地想着要进屋里把午餐端出来，菜很简单，有肉类冷盘、沙拉和法国面包。“如果是某个邻居偷了她的东西，”我说，“他们有可能留下数件，尤其是如果那东西不值钱的话。比方说那些插在炮弹壳里的孔雀羽毛……约翰？豪勒特说的那个。我读他的信时忍不住就想到，这种东西可能会留着，至少羽毛永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就是安妮的。”
希拉好奇地看看我。“你对那些邻居的敌意似乎特别深，”她说，“为什么？”
萨姆替我回答。“她在死因审讯时说他们是种族歧视者，之后就跟整条街的人扛上了。他们打电话来骂我们，连续骚扰了好几个星期。所以我们离开了英国。”
骗子！我心想。
“难怪你恨他们。”赖瑞同情地说。
听到这句话，希拉满脸疑问地扬起眉头，想要我在这一点上多做补充。但我站起来说午餐时间到了。我已经能够在谈及那些威胁电话时，控制自己的声音不变得刺耳……
……但是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午餐后，希拉和我散步到放牧草地去，靠在栏杆上看着马漫不经心地啃着枯黄的草。“赖瑞和我一直认为是职业窃贼干的，”她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想过下手的可能会是熟人。”
“职业窃贼怎么会知道她家里有什么？”我问，“你自己也说她从不让人进门的。”
“邻居也一样啊，”她合情合理地指出。“她对邻居比对陌生人还不信任。”
“他们会透过她家窗子往里看。”我说着，想起我常会看到一群小恶棍透过窗玻璃对她扮鬼脸。“那些小孩最恶劣。他们觉得吓她很好玩。”
一阵暖风吹过草原，她抓住草帽。“她给我看过的那份估价单，赖瑞坚信就是那个替她估价的人干的。他认为那是一桩骗局——某人挨家挨户敲门，假扮成艺术品或古董专家，探看哪些屋子值得下手。”
有道理，我想。
“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她继续说，“我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一份苏富比的估价单，因为我记得那时心里想，既然这些数字是一家正派的拍卖公司估的，那一定就没错了。”她叹了口气。“现在我非常气自己，为什么那时候我没多问。我是说，这整件事都很古怪。她为什么会想去找人估价？而且她到底是怎么强迫自己容许陌生人来任意察看她的宝藏的？”她摇摇手腕，玉镯与手表相击作声。“她要我挑选礼物时，不肯让我碰任何东西，只能用眼睛看。”
“她是什么时候给你看估价单的？”
“夏天的某个时候。我记得她那天格外别扭。一下子要我看那单子，一下子又把它抢走，好像认为我会把它偷走似的。有时候她的思路会陷进一个死胡同内，一再重复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动作，直到另外有件事情把她推到另一个轨道上。当她困在那种情绪里的时候会变得很烦人，我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问她那估价单的用途。”
“或许是为了要投保？”我问，“没有估价，就不能保险。”
她出现光火的神情。“警方就是这么说的，让我火得要死。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一下说这样，一下又说那样。要么她就是个没大脑的白痴，让猫和酒毁了她的人生；要么她就精明得足以自行安排保险事宜。要是我能跟她的银行经理谈谈，或许会有帮助，但等我想到这一点时，他早就被调走了。有人告诉我他在沙特阿拉伯工作，但我始终没有继续追下去。”
（我有，而且我还记得在那通打到利雅得、充满杂音的电话中，那人所说的每一个字。“恐怕我帮不上忙。不幸的是，巴茨小姐认为我在偷她的钱，因此我把她的账户交给我的副手负责，但他五年前死了。”）
“你有没有想到跟苏富比拍卖行联系，看他们是否还留着那份估价单的副本以及她要估价的原因？”我问。
“没有，就算我想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差别。”她说着干笑一声。“赖瑞开始抱怨我浪费那么多时间，于是我把丈夫和孩子摆到第一位，放弃安妮。”
我想到香港那个警察的事曾令萨姆大发雷霆。“真的是很烦人，不是吗？”
“什么事？”
“善尽本分。”
“是的。”她露出一个扭曲的微笑。“不过最糟的还在后头。”
“什么意思？”
“赖瑞年纪比我大，他是勉强待在这里的，等我到了可以领养老金的年龄……
只剩下两年。然后我们就要退休住到他在佛罗里达的公寓去。“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这是他收容我和孩子们时我们所做的协议。”她把我的表情视为批评。“我们的婚姻不像你和萨姆那样。原先的计划是等赖瑞退休我们就回美国，但在获得多塞特这份工作后，他同意再等一阵子。他说他可以再忍受几年，只要我们不住在伦敦。”她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充满了妥协。”
“听起来的确是，”我同情地说，“你想住在佛罗里达吗？”
“不想，”她诚实地说，“但我更不想孤独终老。这种事我看太多了，绝对不考虑。”
这是一项有益身心的建议，出自医生之口。“你何以认为萨姆和我的婚姻就不一样？”
她耸耸肩。“就算你给他下达最后通牒，他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正要冲口说出萨姆已经做过一次这种事，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再犯，但我明白她说的可能没错。曾几何时，我们的角色互换了，现在是萨姆害怕最后通牒。
“他比我害怕孤单，”我慢慢地说，“这表示我在我们的关系中握有掌控权……就像赖瑞在你们的关系里一样。”
她惊讶地瞥了我一眼。“这种看法很算计。”
“这是出自经验。”我淡淡地说。“我认为真正的孤独是，你们的关系依旧，但他却对你不闻不问……发现自己总是在质疑自己的价值。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也知道我能熬得过去。我猜想赖瑞也是一样。他经历过那样的处境，有过那样的体验……而你则没有。萨姆也没有。这让你们两个居于下风。”
“就算孤独这东西直接撞到赖瑞脸上，他也会浑然不知的。”她抗议道。“他是我见过最爱凑热闹的人了，有时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一天到晚拉我去参加社交活动，但我只想睡觉，因为我整天照顾病人已经够累了。”
我对她微笑。“问题就在这里。你过着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生活，而赖瑞则不能。他必须到外面去寻找生活目标，而你的目标非常明确，你只需倒头就睡，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挑战就可以了。”
她双臂搭在围栏上，望向草原远处。“你这是在告诉我，是安妮让你得到目标感？”
“部分是这样。”
“你有孩子，”她说，“他们没能填补生活空隙吗？”
“你的呢？”
“没有，但我有我的事业。无论如何我非常缺乏母性。我可以从容应付完全依赖我的病人……但我的孩子不行。我要求我的孩子自力更生。”
我纳闷她自己有没有听到自己说的话，也纳闷她有没有问过赖瑞对她这种职业生活和私生活的划分有何感想。“我的孩子只是让我更加焦虑。”我说，也跟着靠在围栏上。“至少我的老大是这样。我们搬去香港时我怀孕了，在那时候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小孩。”
“萨姆当时的反应如何？”
“盲目。”
希拉嗤鼻一笑。“那是什么意思？”
“他有了个儿子，”我冷冷地说，“他高兴得不得了……只要小孩有人照顾就好。”我们在友善的沉默中站了几分钟，彼此都很理解。“那张安妮财物的细目还在吗？”我接下来问她。
“档案里没有吗？”
“没有。”
她神色疑惑。“我回家后找找看……麻烦就麻烦在，我们七年前搬到这里时丢掉了好多东西。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不见了，是我跟那个社工的通信。我记得她写了一封长信描述安妮家里的陈设，但当我把那些文件影印寄给你时，发现那封信也没影了。我想它一定是在我们搬家时搞丢了。”
我猜想或许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也不见了，不由得对赖瑞做出一些不友善的联想，他显然会优先考虑并确保自己的需要而做出一些破坏行动。跟萨姆差不多？“你能不能再列出一张单子？”
“我可以试试。没办法像第一次那么仔细就是了。你指望找到什么？”
“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说，“某人可能会留下来的小东西。”
“就像孔雀羽毛那样？”
我点头。
“那些东西不可能用来当证据。”
“我知道，但是……”我迟疑着，怕自己的话听来会很可笑。“这是个笨念头，但是假设你列出的单子上有孔雀羽毛、她祖父母的侧面画像，还有……其他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比方说木雕……”我想不出例子可举。“我只是想，如果在某人家中找到类似的组合，至少我就会知道我走对了路。”
她吃惊地瞥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要去查？”
我不自在地耸耸肩。
“老天，但你要从何处着手呢？”
“葛兰姆路？那里一定还有些１９７８年就住在那里的老邻居。如果我去敲敲几户的门，或许能查到些蛛丝马迹。”我说这话只是为了给她一个答案，不是因为我打算采取这样散枪打鸟的做法。她的表情转为怀疑。
“但为什么？那么做会事倍功半，而且可能徒劳无功。赖瑞没说错，不会有人因此吃上官司。”
“我找的不是贼，希拉，我的目标是凶手。就像督察长信上跟你说，如果安妮的死因有可疑之处情况就不同了。”我微笑。“嗯，可疑的地方不是没有……而我打算加以证明。”
她凝视着我的脸。“那天晚上你和安妮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突兀地问。
“德鲁里给我看了你的证词，但你说她始终没有跟你说话。”
“是没有。”
“那……为什么？”
“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可做。”
这算不上解释，但她似乎感到满意。“我怀疑还会有多少邻居仍然住在那里。”
她警告道。“在我们离开之前，大部分的人就已经搬走了。”
“那牧师呢？”我问，“他总是在葛兰姆路挨家挨户拜访。”
她拉下帽檐遮挡阳光。“我想他不在那里了。”
我轻松地耸耸一边肩膀。“他在圣马克教堂的继任者应该能告诉我他在哪里。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新的牧师？不知道。”
“那么那个认识安妮的呢？”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转头看着她。她的表情难以解读，因为她的眼睛仍然遮在帽檐的阴影下，但她下巴的线条非常冷硬。“彼得·史丹霍普。”她说。
莉比·威廉斯（原住在葛兰姆路２１号）的来信
时间为１９８２年
南安普敦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３日
亲爱的M：
我想你可能会对随信附上的这张剪报有兴趣。我回里士满去看些老朋友，凑巧读到了这张报纸。看来到处都是阴谋诡计，而在牧师说了那些毁谤的话之后，想来他和医生之间是不会再有什么交情了！我记得在安妮的葬礼上看过他——矮小的胖子，手掌都是汗——但我想我从没见过那个医生。当时贾克跟我的医生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
这里一切都好。我的受训已经到最后一年，而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女人要好好留心，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我终于碰到了一个好家伙。他人非常可爱，名叫吉姆·葛司。套句老话：敬请期待啰！
爱你的莉比
本地医生否认疏忽
希拉·阿诺德医生，现年４１岁，是里士满克伦威尔街诊所合伙人之一，否认在照料病人上有所疏失；该名病人是８７岁的弗瑞德里克·帕兹，本周稍早被人发现在他位于查宁塔的公寓中奄奄一息。救了帕兹先生一命的是他的邻居，６２岁的葛温·罗伯兹太太。“我听见弗瑞德在敲我们两家之间的墙壁，”她说，“所以我就打电话报警。”
警方描述帕兹先生的情况“令人震惊”。他无法下床已有数日，双腿和背部的溃烂没有得到治疗，令他痛苦不堪。他同时有脱水及营养不良的现象。警方传问阿诺德医生，邻居指称她拒绝为帕兹先生安排医疗照顾，因为“他曾对看护人员出言辱骂”。阿诺德医生否认这些指控。
相关人士将此案与４２岁的安·巴茨一案放在一起，她也是阿诺德医生的病人，有精神疾病的病史，酗酒问题未获治疗。在巴茨小姐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死亡之后，验尸官将她住处的状况描述为“可耻”。“保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的一群，是医疗和社工人员的责任。”他说。阿诺德医生否认验尸官指的是她，表示当巴茨小姐醉醺醺地走到一辆卡车前，然后因头部重伤而死时，她人正在美国。
现年４５岁的圣马克教堂牧师彼得·史丹霍普表示，一待帕兹先生康复出院，就将为他安排住进照护机构的公寓里。“这种疏失是没有借口可言的，”史丹霍普牧师说，“人们早该从安？巴茨的死中记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里士满与特威克纳姆时报》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五
南安普敦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２日
匆匆几笔。这是“医生与牧师”传奇故事的后续发展。我想第二回合是医生得分，不过这报道篇幅这么小，我怀疑有谁会费事去读它！
爱你的莉比
BMA裁定医生无疏忽
在里士满克伦威尔街诊所执业的希拉？阿诺德医生，现年４２岁，昨日在英国医疗协会（BMA）的简短审讯中，经裁定并无医疗疏忽。书面证据显示，８７岁的帕兹先生发生该事件时，是由另一家诊所负责医治，自１９８０年５月起便不再是阿诺德医生的病人。
《里士满与特威克纳姆时报》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星期五
《蛇之形》第五章
希拉告诉赖瑞说我打算去找彼得·史丹霍普，看他知不知道安妮的财物到哪去了。此言一出，我们这场小小的派对马上笼罩着一层阴影。这两个男人看来丝毫不在意牧师从来没进过安妮家门、不可能知道她有什么财物这些疑点。光是提到牧师的名字就令他们沮丧。
赖瑞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主意，透过酒杯谨慎地注视着我，而萨姆则忧虑地瞥着我们三个，显然是在纳闷彼得？史丹霍普是谁，以及他的名字为什么会让赖瑞不安。结果萨姆开始大声讲话——他向来讨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而我，则充满了恶意的快感。毕竟他是咎由自取，是他完全不肯碰这个话题的。
那天晚上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查号台试图寻找彼得？史丹霍普牧师，但里士满没有这个人，而查号台人员拒绝在英格兰其他地区试试。圣马克教堂的电话也没有登记，我又不知道现任牧师的姓名，所以也查不到牧师公馆的号码。要不是萨姆就在我旁边，查起来会简单得多——我可以建议查号台在埃克塞特试试，但我还不打算这么公然亮出我手中的牌。最后，我半开玩笑地建议萨姆打电话给坚决持无神论的贾克？威廉斯，让他从家里开车到里士满另一端的圣马克教堂，在门外的看板上找找新牧师的姓名。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同意了。
“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萨姆回到厨房时，我正在洗碗。
“你怎么告诉他的？”
“我说要是我不帮老婆大人追踪‘疯子安妮’那些失踪的财产，她会把我开膛破肚。”他咧嘴一笑。“２０年前他认为你是神经病，现在他认为我们两个都疯了。他问我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安妮那种穷婆子拥有贵重物品。”
我把盘子放在滴水板上。“你怎么说？”
“把赖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