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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差距很大，那也真不是十几年就能追赶上来的事，但在二十世纪初叶，技术和工艺上的差距真的不是特别大，连俄国、日本、奥匈帝国都能在一战之前建造超无畏舰，如今连中国都可以建造了。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帝国工业发展之快，足以让世界惊讶。
从美德法等国转移技术发展的机床工业，在远东财团长达十年的坚持不懈的投资和扶持下。如今也终于开花结果，不仅在国内市场可以利用关税条款和外国竞争，甚至还能大量出口。
一战后期。法国生产枪械弹药的机床就基本是从中国进口，简直是有点让人不敢想象。
宋彪现在基本就只打算活到二战结束了，想抽烟就抽烟，争取活的潇洒，活的痛快淋漓，看着容星桥呈递的这份关于远东财团各核心产业的报表，宋彪心里何尝不是一个痛快了得。
他很是喜悦的点着一根雪茄，痛痛快快的看报表，心里那份酣畅淋漓之感，别说是有多么的痛快了。
大致翻看一遍。他便和容星桥赞叹道：“中国有这样的基业，何愁帝国不能攀登世界顶峰啊？”
容星桥在外面是堪比帝国总理那般的帝国财阀寡头，操控着帝国的经济命脉，一言九鼎到了连帝国总理唐绍仪都得忍气吞声的程度，可在皇帝御前。再厉害的他也只是一个代理人。
他也算是不卑谄的笑呵呵的答道：“皇上，帝国有1890万平方公里之辽阔疆域，有四万万国民奋发向上，有皇上统御万民臣等，国家自当富强安康。”
宋彪并不自谦的嗯了一声，道：“远东这边的情况确实不错。朕暂时没有什么要叮嘱的，有什么事，咱们等着年底年会的时候再说吧。正好你来了，现在就说一个事情，总理的人选差不多也快能定下来了，可不管谁当总理，下一届政府必然是更为强硬的。大体有两个法案要强行通过，一是咱们老生常谈的《限田法案》，二是《劳工保护法案》，你们这边要提前将工会都组织起来，提前制定合适的员工福利制度，不仅要遵守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甚至要高出一截，这样才能吸引最好的工人嘛。远东在工会问题上要有表率性，要积极参与到工会的建设和组织中去，工会应该具有更多的互助性质，工人有困难，企业也要通过工会多给予帮助和照顾，不要逼迫工会和企业成为对抗的机构。当然，国家在立法时也会限制工会的权责，不能让工会无理取闹，免得搞到最后将企业都整垮拖垮。这是世界的大趋势，不要与之对抗，要主动迎接挑战，甚至要办的有声有色，有特点。”
容星桥当即道：“请皇上放心，远东既是帝国之支柱，也当然要为帝国之楷模，其实这样办也是好事，工人舒心，企业才能办的顺利，一味盘剥工人显然不是合理和长久的事情。此外，拉开和其他各公司的待遇差距，也利于远东招揽各方人才。”
宋彪想了想，道：“朕还是那句话，企业要有人情味，即便不是工人的家，也要是工人愿意共同奋斗和努力的社会机构，资本家要投资回报，企业的管理者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工人要生活的有滋味和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好企业，才是长久生存之道。你回去之后好好琢磨朕的意思，将事情办的漂亮点，要有咱们中国人的特色和传统，逢年过节的要发红包，要大吉大利。过去，咱们总是学外国，学外国很好，政府还是要推行西化，但也要更多的保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有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管理的方式。泰勒有一套科学管理思想，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咱们立足于此，也要有人情管理的思想，东西合璧，咱们乡下种地顾个长工都要逢年过节买酒烧肉，朕觉得这种人情和睦，尊老爱幼。礼贤下士的人文观，对于中国企业本身是有莫大的帮助，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种人文观吸纳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中去。”
容星桥连连点头，提议道：“皇上不妨写个社评，让国人实业家们都有所启迪，此事利国利民，大利啊！”
宋彪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觉得确实要写这个社评，就道：“这个东西别人写不了，你按朕的意思写个草稿吧。”
容星桥一口答应下来。
皇帝的社评很多。可90％都是别人所写的稿子，只有那10％是皇帝的思考，偏偏就这10％的思考最为重要。正是全文的价值所在。
时间正好不早了，宋彪要回去吃午饭，容星桥这么多年效劳下来，也堪称是皇室的大掌柜，而且这也是容星桥第一次来中央宫，宋彪就请他去用御膳。
用过午膳，宋彪下午也未安排其他的行程，难得容星桥过来一趟，包括宋彪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就和容星桥一起在中央宫游玩一番。边走边看边谈。
宋彪的风格就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很少就单独一件事做出处置和决定，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在这种一整天，或者是一个下午的闲谈之中，将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和思考都与负责人谈一谈。不管是启迪，还是叮嘱，不管是交流，还是商榷，他的思路就是圣意，就是一个大方向。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就要大体遵循这种圣意和大方向，灵活办事，灵活的实现这些构想和要求。
至于在具体一件事务上的对错，宋彪近几年反而是很少评价，给予别人更多的实权，多看别人的表现，而不是严格要求别人遵循自己的决策办事。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正如当年的太祖，高于一切的存在，思索问题，思考问题，提出大方向，当然，这个大方向是不能错的，一旦错了就能让整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几十年的辛苦都毁于一旦。
总体来说，宋彪现在的大方向是工业偏右，农业偏左，包括像邮政、电信、铁路、电力、石油这些产业，他也继续坚持私营为主，不搞国家投资，政府依靠政策和规划去推动国民产业的发展。
在农业领域，他则坚持搞《限田法案》，过去是用税收来限制大地主阶层，现在则是想要进一步用法案限制土地兼并，通过对农民持有农耕地的最高限制，政府强行从地主阶层收购超标部分的耕地，通过先租后卖的方式，逐步将土地分散给农户。
宋彪几年前就想这么做，唐绍仪坚决不同意。
总理不同意，宋彪又不想换总理，此事就搁置了，而他此番决定支持欧阳赓，也正因为欧阳赓决定强行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但欧阳赓也有条件，那就是限上不限下。
所谓限上不限下就是政府不保障农民的最低持有农田的数量，只限制最高持有数量，林桑茶果和牧业农用地也不在该限制条款内。
这个法案有利有弊，弊端是对农业的大机械化和产业化有负面影响，很可能就会像法国农业那样缺乏竞争力，好处则是逼迫资本流向工业，提高国内人均购买力，扩大内需市场。
宋彪过去也不敢轻易推动这个法案，因为国内的地主阶层实力太强，现在则不一样了，工业的实力更强，农业就必须为工业让步，也可以拿那些大地主开刀。
宋彪也不用和容星桥谈《限田法案》的事，他就谈一些和企业有关的东西，多询问一些细节上的事，增加自己对帝国工业水平的了解。
帝国工业要发展，还是要靠资本家的努力，政府也要倾尽全力的扶持，提高实业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更大规模的推动教育，推动科技的发展。
在欧阳赓这一届总理任内，宋彪就计划在国家科技总署、中央科学院、中央军部科工部推出“中国国家科技项目研究计划”，用一个简单的201计划来统称，也就是要在20世纪推动帝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要由政府拨出资金支持、资助和主持一些重点技术的研究，这实际上就是当初要设立国家科技总署的原因。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文教部的两个万人计划的进度比预期的要差一截，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大体也达到1。3万人的总规模，今年补偿性的增加的更快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约占50％，法国其次，只是在俄国和德国的留学生前几年都被迫中断了学业，目前在欧洲各国都有留学生，也有去墨西哥、智利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考虑一些特殊的长期合作，在日本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占10％左右，这是因为去日本留学确实比较容易和便宜。
随着和德国重新建交，赴德国留学的学生会在后面几年大幅增加，总体而言，德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在世界上保持着最高的水平，德国的中等职业专科教育更是非常有特点的很出色，其他国家几乎比不上。
按照欧阳赓的计划，他打算将德国对华的赔偿主动削减掉一部分，余下的则全部设做德国留学基金，对德国来说可以免于外汇和黄金的流出，对中国而言也没有任何损失，利于中德关系的复苏。
在英法两国，他也打算将留学基金扩大，争取在他任内彻底完成两个万人计划，而且，他还考虑设立专项基金，从亚洲国家招揽留学生赴华留学，培养亚洲的亲华和知华力量。
得益于整个世界的环境、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外国知识分子的避难式涌入，国内的大学和中等职业专科教育倒是办的很不错，1540计划基本是在唐绍仪两届内阁的二五计划中完成了，7个省和直隶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21个省份完成了六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化。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帝国的201计划才有真正的实施可能性，也许在三五、四五计划中，201计划还是要大量依赖外聘专家的协助，但是预期在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本国专家和科研人员就会陆续达到更高的比例、水平。
帝国需要时间。
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够用了，用这二十年的时间，缔造一个伟大帝国的百年之基业，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227章 尚武、光复、现代
1920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
皇帝个人的思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这个古老而重获新生的帝国，荀子在中国的升华和圣化，本身也是伴随着皇帝在帝国之中的神化而同步进行的。
简而言之，帝国有八字真诀——隆礼尊贤，重法爱民。
遵循礼教，崇拜圣贤，重视法律，爱护民众。
此乃宋氏中华帝国之根本，也简单而可靠的改变着帝国，催生了新帝国的新文明。
庐山会议对于帝国的影响从1920年的8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显现，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陈宝琛、严复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是汉教的积极推崇者，帝国各省各府都开始有步骤地在建设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平时是公园，节假日则用于祭祀天地，祭天则同时祭拜炎黄帝，祭地则拜祭圣贤。
实际上，汉教是一种从儒教和道教中脱离出来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确的神灵崇拜，乃是更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义上，汉教也不是帝国所公开承认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整套崇拜体系的是由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三个层次组成，这就将整个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都通过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联合起来。
中央宗教部不负责管辖汉教，而是由文教部负责。国家另外设立“中国汉文化委员会”的社会性民间机构负责统筹，预计会是由梁启超和章炳麟负责这些事务。
全国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国学院。推选一位本省籍的国学大师负责担任院长，负责组织研究、改良和推广国学。只是在方向上日渐从孔子转向了荀子和韩非子，国学讲究正本清源，推《劝学》、《论语》、《孟子》为前三书，荀子的《劝学》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国学课分期三年要读完荀子的《劝学》和其他百章诸子名篇，高中生的国学课则必须要系统修读《论语》、《孟子》、《孙子》。大学生的国学课必修《大学》、《韩非》、《中庸》，此为后三书。
其实真正能影响国学昌兴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公务员考试和科举这样的方式，在国家公考中，单独设立国学科目考核。以《劝学》、《论语》、《孟子》、《大学》、《韩非》、《中庸》六书为应试范围。
宋彪身为皇帝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推动了《劝学》的地位，强硬而通彻的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定为国家之根本国策，这种国策思想正是推动《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的源动力。
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日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潮日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潮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权踩在脚下再说。
汉教和正教的同时发展，实际上就是帝国在未来宗教领域的一个主导方针，佛教的各宗派也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已经开始限制僧人数量，藏传佛教在帝国疆域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权上，帝国皇帝拥有确认活佛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
宋氏烙印对帝国的另一大影响也体现于对民族尚武精神复兴的追求，太祖、形意、太极、八极被正式确定为四大国术，要求各地小学、中学、高中作为体育教程中特殊设立的国术教育，以太祖拳为基础，逐步学到形意拳，太极、八极的学习则不在强制的要求类，属于选修科目，并且在很大层面上废除了传统的师承制度，采用总教练体制，各省设立国术学校。
在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内，在经费可承受的范围内。最为简单的国术教育和初高中生的军训教育毫无疑问是最容易出效果的尚武复兴，北方有条件的省份则可以自行在义务教育中增加骑、射的科目。
为了增强对抗性的尚武教育。帝国还将摔跤手博作为一种普遍的群众运动推广，反过来吸取日本柔术的一些现代进步之处。重新恢复本国的柔术，甚至连宋彪都踊跃的参与这种柔术运动中，因为规则上和日本存在较多的区别，吸收了罗马古典摔跤的一些原则，所以也称作中式柔道和古典柔道。
随着这一运动的恢复和逐步的推广，宋彪考虑将柔术普及到初中教育中。从小锻炼学生的对抗意识，要不畏强敌，不畏对抗。
1920年。
看似平静的皇帝宋彪实则一直处于某种波澜不惊的巨大压力之下，因为只有他明白帝国此时的辉煌和昌盛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危机。
尚武。
尚武。
再尚武。
光复。
光复。
再光复。
进步。
进步。
再进步。
现代。
现代。
再现代。
越是强调学习西方、效法科学的现代化革命。就越要更多的强调光复春秋、复古秦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