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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皇帝的设想很简单，不急于在朝鲜半岛决出胜负，而是通过相持阶段的军事压迫，迫使日军不断将主力调至朝鲜战场，等到日军的大部分主力都集中在朝鲜半岛之时，再发动全面的攻势战役，争取将战争更多的在朝鲜半岛解决掉，而不是到日本本土再进行主力决战。
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和总战略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同，因为要到日本本土作战的话，那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尽可能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朝鲜半岛，在半岛上围歼消灭日军的主力，这显然是最佳的选择。
这天上午，宋皇帝签署了一份命令，批准中央保密局和内阁科技工业部的联合申请，允许在战后将原先归属特级保密科技范围的半导体技术特殊产业化。
这就意味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一年内，如果没有新的战争爆发，帝国半导体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就将可以运用于商业领域，收音机、家电、计算机、通信设备都将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提升效应。
在此之前。半导体工业只能运用于军工业领域，而帝国内的东北半导体、北京半导体、江南半导体三家公司的规模都已经成长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为原材料的提纯工艺非常复杂和困难，需要极大的工艺研究和实验。以及较高的生产工艺水平，帝国在短期内并不担心其他国家可以快速的实现半导体的工业化生产，预期在未来十年，帝国将会垄断世界上的半导体产业。
十年的时间很长。可能也很短。
宋彪并没有绝对的把握确保帝国能长期占据半导体工业的领先地位，所以在签署批准科技工业部的申请令的同时，他也给总理顾维钧打了电话。让顾维钧亲自到中央宫的办公厅就此进行汇报。
顾维钧也有犯错的时候，以为皇帝主要还是要听内阁关于中日战争的动员以及物资调运、统筹等汇报，准备了很长时间，这才带着厚厚一叠的《战时工业管控规划案》的汇总报告抵达皇宫。
总理大臣身为帝国首相，在中央宫是有特权的，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总理都可以直接得到座位。在御前汇报工作，总理的座椅也是非常特殊的更为奢华和高贵，象征总理大臣在帝国之中的崇高的仅次于皇帝的特殊地位。
顾维钧匆匆抵达皇宫，在办公厅拜见皇帝之后，等到皇帝示意他在御前坐下。他就迫不及待的坐下来，拿出这厚厚一叠的《战时工业管控规划案》。
宋彪看了一眼，大致知道顾维钧搞错了事情的重点，但也没有劝阻。
宋彪索性正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就点了一根雪茄默默无声的抽着，也没有多说什么。
顾维钧则稍微整理了一会儿的思路，这才同宋皇帝汇报道：“皇上，内阁目前已经通过了《战时工业管控规划案》，正在加速推进军工生产和军需物资的调配，军债销售的压力很轻，预计在未来两年，内阁每年可以向军部支付70亿的军费开支，如有必要，内阁通过调用财政盈余款项，还可以在三年内额外支付55亿军费开支。”
宋彪短暂的思索片刻，问顾维钧道：“你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顾维钧想了想，答道：“臣下以为这恐怕要取决于皇上的意思，如果只是想要结束战争，今年之内就可以做到，如果皇上决议要籍此一战将日本从列强的席位上抹除，使得日本在长远的数十年间都难以威胁我国，那可能就要两三年之久，甚至更久。只是从国内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就现阶段而言，帝国中央财政的1/3都用于军费的话，大约在两年内还不会使得经济趋于困难，但如果这一情况持续的太久，超过三年，或者四年，对于帝国经济的影响就会扩大。”
宋彪提醒道：“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苏德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是德国战胜，德国极有可能在获得足够的资源保障后继续反西欧，如果是苏联获胜，苏联很可能将极左政府主义推行到整个东欧和德国，进一步威胁世界。所以，不管苏德战争的结果如何，世界范围内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都会进一步的增加，中国在这样的环境里绝对不能独善其身。内阁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盲目乐观，提前沽售一部分在海外的资产保障中央财政的储备率绝非坏事。”
顾维钧沉默无声的思索着，并没有急于答话。
中日战争正可谓之世界列强中的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日两国在财政税收的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日本实行的是集税制，中央政府收取一切税收再重新分配给各地方政府，这有利于财政的高效使用，以及地方财政的平衡，在战争时期，这样的财政政策更有利于维持战争的需求，使得日本能在以弱对强的战争中，凭借较差的经济基础筹集足以同对方持平的军费开支。
中国实行的是分税制，在全国税收总额中。中央政府同地方省政府大体保持在6。5：3。5的比例，在工业省的中央税占比较高，在农业省的中央税占比则较低。
这种税收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实施一定程度的自治。保障基本的本省教育、福利、医疗、工农业扶持开支，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足以维系国家整体的稳定。
同日本政府不同的另一点在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中。国家税收占3/4，其余的1/4来源于中央资产的海外投资、外国债权、国家信托投资、国家战略储备的增值等，这部分的收益基本就等于日本全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倍。
当然。日本并不在意这样的差距，他们打败满清和沙俄之时，基本也就面临着这样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一贯不觉得国家财政开支是决定军事胜负的关键。
1938年，中国gdp规模占世界的总比例就将超过38％，总量超过2510亿中圆，全国税收总额443。7亿中圆。包含关税之内的中央税收收入占67。43％，中央海外债权及国内外信托资产总额1370亿中圆，当年的海外债权及信托投资增值缴纳收益为91。4亿中圆。
中国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是要感谢一战和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正是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风险投资。使得中央信托资产规模在二十年间翻涨了70倍，当年不足20亿中圆的海外总资产在世界范围内远低于英美法德，一战和中苏战争之后凭藉没收德国、沙俄在海外殖民地的资产，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美法三国的第四大海外投资国，1929年在大萧条期间的操底，又进一步使得帝国超越美英法三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
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一大的国家，无论是工业产值，还是农业产值规模都跃居世界榜首，总量为美国的1。5倍，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外贸顺差国。
正因为有这样的财政和经济基础，帝国首相顾维钧才有足够的雄心和耐心应对这场战争，以帝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在三年内保持每年70亿的军费开支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这样的开支只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7。5％。
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
顾维钧考虑着宋皇帝的提醒，猜想与其所是世界环境愈加险恶，不如说是皇帝厚积薄发，准备在这一时期同时解决掉苏联和日本两个帝国最大的威胁，很可能连德国也要一起收拾掉，再加上对英法殖民地的遏制政策，以及拥有核武器这样的绝对底气，皇帝应该是下定了决心要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凭藉战争一举奠定帝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他并不支持皇帝这样的雄心，但他的岳父唐绍仪就是前车之鉴，何况帝国确实也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深思熟虑之后，顾维钧简单的同宋皇帝回答道：“回禀皇上，臣下预计还可在国内发行超过四百亿中圆的战争公债，其中一半将由中央银行和亚洲银行购入，就中央目前的黄金和白银储备而言，央行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宋彪微微点头，道：“这样最好，有准备总是好于无准备，其实这一次让你过来并不是要问这些事，科技工业部关于半导体技术商用化的申请报告，我已经批准了，你既然来了，那就顺道将这个批案带回去吧。身为君主，既然你们已经决意要这么做了，我自然不应该反对你们，只是我需要你保证帝国在这一领域能够保持长期的领先优势，甚至是绝对的优势。所以，批案我同意了，条件是你这位总理和你的内阁必须拿出一个至少有十年周期的长期规划，在人才培养、产业扶持和科研领域都要维持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优势地位。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对国家工业和科技进步，对国防的总体重要性，我不用在这里和你继续强调，至于这份长期规划要如何制定，我希望你尽快拿出一个可靠而稳妥的方案！”
顾维钧答道：“回禀陛下，这方面的规划正在制定中，目前预计将在全国六所国立高校和七所私立高校重点推进半导体及电子学科，单独设立电子应用系，在中央理工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将会设立专业的电子学院。在材料学科，帝国也将统一增加半导体材料教程，在专科领域，政府打算在天津、上海和震旦各创办一所电子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在产业扶持上，政府考虑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和政策，鼓励企业继续加大在这一领域的研发，而政府也将通过中科院和中央计算机研究院加强这一领域的国家基础研究，现在也有一种提议是成立中央半导体研究院，加强在这一领域的推进。”
宋彪对这样的方案还算是基本满意，又提议道：“西安也可以作为半导体工业发展的重点来推进，可以通过国立的方式在西安大学设立电子学院。西安是我们重点想要推进的西部大城市，但是西安和陕西都缺乏足够的工业资源，发展半导体和航空业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就军工业考虑，西安作为我国最为安全的腹地，也比较适合加强军工业领域的投入。”
顾维钧赞同道：“皇上圣明。”
宋彪只能是感叹一声，道：“政策制定起来总是不难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推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一定要充分的加强，不管战争怎么打，这方面的科研费用都不能节省。”
“是！”
顾维钧一口答应下来。
对于其他的事情，宋彪暂时也没有太要询问的地方，就让顾维钧早点回去，多在这个方面考虑一些新想法，新办法，保障帝国在这个新兴领域的长期优势。（未完待续。）
第293章 济州海战（一）
从日本海军偷袭三都澳军港失败的那一天开始，日本发起的第三次中日战争就注定只能战败，在两国国民的愤怒狂潮中，中日两国都无法有半点的后撤，只能将这场战争完全而彻底的打下去。
为了证明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和支那人种的低贱，为了雪耻，为了天皇，为皇军，大日本帝国大本营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妄图在开城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消灭东北国防军主力，一鼓作气推进到平壤，再逼迫“支那帝国”和谈。
皇道派所控制的大日本帝国海陆军大本营所制定的战略规划是那样的详细，关于他们所谓要在六个月内“收复”整个朝鲜和台湾，用潜艇战瓦解“支那国”的海洋贸易，使其经济崩溃，人民害怕战争，迫使“支那国”主动寻求停战，将朝鲜、台湾、西琉球、济州岛、库页岛北部和巴布亚地区全部正式交还给大日本帝国，赔偿大日本帝国40亿日元，并将一半以上的主力战舰和航空母舰赔偿给大日本帝国海军，严格限令其海军吨位只能维持在大日本帝国海军总量的一半。
对于大本营所谓的这份较为稳妥的计划，首相米内光政只能说军部已经疯狂的丧失了最后的理智。
海军上将出身的米内光政很清楚，这场战争只会输，不会赢，而对于大本营所制定的这些疯狂的目标，他却没有任何话语权，他甚至连列席旁听大本营决策会议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在官邸中等待大本营以天皇敕令的名义通知他结果，以及吩咐他该干些什么事情。
三都澳海战之后，米内光政就应该下台，但因为大本营采取了瞒上欺下的政策宣传这一海战的结果是日本略赢。歼灭了支那海军三艘主力战列舰，而在仁川空战中，大本营继续默认了陆军航空部队的谎报。继续宣称大日本帝国皇军对支那军取得了空前的大胜，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内光政只能继续留任。
用元帅府的那几位亲王和元帅的话说，即便现在换上其他的人选。也未必就比那家伙更合适。
哪怕是海军上将出身，米内光政对于军部也是彻底失控的状况，其实在他之前。历来就没有一位首相真的能控制住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这一点和中国相似，军队和内阁都是平级的直属皇帝的臣属，相互既然是平等的，内阁自然无权干涉军队，因为日本天皇更热衷控制军队而非内阁，所以。军部干涉内阁总是轻而易举，而内阁干涉军部不仅是办不到的事情，在日本军政界看来也是荒唐透顶的事。
对于这场战争，米内光政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和办法，他要做的只是继续增税。尽可能的筹集更多的军费和物资保证大本营的一切需求。
相比之下，顾维钧首相要比米内光政好的多，顾维钧首先已在战争爆发提名为中央国防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做为三名副委员长之一，他不仅可以参加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所有会议，也将参与所有决策和讨论；其次，顾维钧有华皇的绝对支持，这一点要比米内光政好出太多；第三，中日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全部，对中国而言则只是一场局部战争，远不如国家发展和正常的运转重要，只要不是发生世界大战，顾维钧作为帝国首相就依然是华皇之下的最高实权大臣。
米内光政或许是这个时期的日本军政界最为明智的那个人，他很清楚，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注定要失败，哪怕在三都澳海战中获取胜利，想要逼迫中国签署一份屈辱性的停战协议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他的意见和被遗忘的西园寺公望一样，早已无人在乎，如今是日本军部和皇道派控制日本一切的时代。
在日军大本营的强势推动下，日军在开城防线持续了长达21天的大规模攻势，结果损失惨重，没有足以突防的机械部队，空军不占任何优势，就这样还想强行突破傅作义主持的开城防线，这未免有点太不将中国陆军当一回事了。
难道只有他们日军才懂得英勇作战吗？
或者说即便当年被歼灭了十数万陆军部队，日本人还坚持认为“支那种”是最低贱的民族和人种，唯有他们大和民族才是亚洲最高贵的仅次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人种？或者说天皇光芒照耀之下他们即便是智商再低也能战败对手，只要愚忠即可？
啊。
神道教的力量真伟大。
中日对这场战争显然都已准备了很久，在推行大机械化变革的同时，在装甲车、坦克、飞机、自行火炮等新式武器的研制过程中，中国也都会特别的关注朝鲜战场的需求。
中国的劣势在于国家幅员实在是太辽阔，需要驻军的海外省、保护国和重要盟国也太多，陆军的54个师分散在亚洲各地，很难在紧急之间抽调足够的部队抵达朝鲜战场。
即便国内有总员85万人的巡防军和海警部队，通过重编东北、华北地区的巡防军，补充复员官兵和征召新兵，帝国在1939年12月之前就能完成22个新编步兵师、4个炮兵旅、2个装甲旅和超过10个旅的独立辎重工程部队，但这些部队要大规模的投入战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和集训。
这就意味帝国赖以生存的王牌陆军想要发挥出全部战斗力至少要等到1940年的3月，所以在开城战役中，帝国实力更强大的陆军反而是在空军的支援中处于防守状态，这样的防御姿态倒是让日军大本营更为骄狂，妄图在1940年3月之前就迫使中国投降，并且同样在国内新增了12个师团的编制。
只是在开城防线，日本陆军确实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损伤过于严重，迫使日军大本营不断抽调兵力补充前线，于此同时，在1939年10月份开始。随着空军王牌部队第203师调入济州岛增援第214师，加之中央航空联合舰队的抵达，使得帝国开始在耕耘数十年的济州岛海空军基地发挥作战支点的作用。对日本海峡往返的船只实施大规模的空袭作战，也对日本本土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由于日军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航母，九七陆战的航程又不足，只能在五岛列岛修建机场与帝国空军对垒。在开城战役中损失惨重却迟迟未能打开局面，日本海峡和本土又受到威胁，这就迫使日本重新将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