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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所有的这四大政府信托公司有着不同的业务范围，中储主要负责在国内外参与大宗商品信托管理和投资经营，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石油、铁矿石、铜、锰、钨、大豆、棉花、小麦等常规类的国际大宗商品，负责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值，尽可能避免短期大宗商品价格跌涨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
中投主要参与国内外金融企业及特大型项目的融资服务，对外国政府发贷、承销国债，它的一个很常规的作用就是为外国政府提供发展贷款，同时将项目承包给国内企业。
中控主要参与国内支柱型企业、产业的信托投资，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本，参与海内外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配合中央政府对重点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及协调重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调整国内产业产能，推进整体产业进步，主导大规模的跨公司的技术合作和科技研发。
中储、中投、中控都属于专业性极强的特大型政府资产信托管理公司，而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则是典型的综合型特大信托公司，在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公司，广泛参与全球经济的投资和金融服务，中信同时也是四大公司中实力最雄厚的一家。
中央政府对四大信托公司的管理采取委任制，通过在国内公开招聘的方式竞选合格的高层管理人员，并由首相亲自委任四大公司的总裁，由中央审计总局和独立的社会审察机构联合对四大公司进行年审。事实上，四大信托公司也是中央调查总局每年都要重点普查监管的目标。
查的很严，但在具体的经营管理上。四大公司的总裁一经任命都将获得绝对的管理权限，有利于灵活的经营和更有效的内部管理，除了资产所有权属于中央外，其他方面同正常公司没有任何区别。
至少这几十年看下来。四大公司的模式还是很成功的，在全球范围内，帝国四大中央信托公司的情况也是一个特例。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华帝国属于国家资产主义的范畴。
过去成功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成功。
宋彪对此是怀疑的，所以，他觉得四大信托公司还是要上市，接受更多渠道的监管，当然，四大信托公司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上市之前可能还要专门在国会推动新的立法以保障四大信托公司为国家服务的很多基本原则。
对于宋彪的这个提议。陈瑾是赞同的。
陈瑾颔首称是，道：“四大信托公司目前已经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支柱，如果没有四大公司提供的财政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完全能够坚持帝国打完中日、中苏两场战争，但是后续所要面临的巨额财政赤字肯定是非常煎熬的。就目前的财政而言。即便我们再同英国就印度地区的独立开战，那也不是太困难的问题。”
宋彪抽着雪茄，继续在心里盘算着这个事情，过了片刻才同陈瑾说道：“我倒觉得英国并不是我们最终必须面对的敌人。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要我们循序渐进的推进，可能也就是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能逐步推进完这一进程。”
陈瑾多少有点惊讶，联想到皇帝在海参崴安排内廷撰写的社论，他猜想皇帝在心里已经调整了对欧洲的政策思路，当即问道：“陛下是否认为纳粹式的德国对我国威胁更大？”
宋彪微微颔首，道：“现在能挑战帝国的只有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而已，将根基建立在殖民地化的英国迟早还是要崩溃，我们只需要充当一个推手，而不是一个砸墙的铁锤。至于德国，这种威胁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美国的危险一方面是不危险的，至少不会威胁到帝国的发展，但也是长期而棘手的。”
陈瑾问道：“那是否意味帝国必然要对德国给予更为严厉的遏制，甚至是不惜以战争的方式？”
宋彪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目前还没有必要必须对此给予一个准确的答复。
他避开这个话题，继续同陈瑾谈论英国，道：“英国人现在批评我们是和纳粹德国一样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可否认，我们在制度上同苏联、纳粹德国有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保障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实力，同时，我们也更多的保障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施行一种介乎于英美和苏联、德国之间的特殊政治制度，但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帝国的发展。”
说到此处，宋彪颇为严肃的再强调道：“特殊的制度正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我们回顾过去，在唐绍仪内阁时期，我们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张康年做为那个时期的财政大臣才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几乎是奠定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财政根基。张康年那个时期是很风光的，人人称赞他了不得，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原因，更多的功劳还是制度本身的优势。我不认为现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完全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努力，首先要保证制度的优势，而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又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所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全正确和错误，每一种社会思想和主义都有它的优点及缺点，而我们就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去综合的衡量利弊。”
陈瑾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宋彪皇帝这番话的用意之所在。现在有机会竞选下一届首相的人很多，他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他想要赢得选举。就必须首先站在一位帝国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考中国的未来。
制度取决于主义，而中国的主义是极其复杂的，其根本还是光复思想。只要有利于民族的强大和光复，那就是有利之事。
他明白皇帝的用意，并不急于答话。只是不停的默默点头认可。
说一句真心话，宋彪非常欣赏陈瑾的才干，如果能给陈瑾一个好的根基，陈瑾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于帝国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能为帝国带来的国家利益将不低于当年被称之为“功在千秋”的张康年。
人们总是说张康年的十年财政大臣任期取得的成就是“功在千秋”，今时今日。在中苏、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就能看出来，如果没有张康年当年留下的四大信托公司和规模庞大的中央政府投资性资产，帝国今日如何能有这样雄厚的根基？
所以说，一个好的财政大臣很重要。
在同陈瑾的谈话中，宋彪同时开启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英德美三国对帝国的不同特征的威胁；二是帝国政经主导思想、主义和制度同英美德苏的不同之处。
陈瑾很聪明，他知道皇帝所说的这两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话题。
在帝国的视野中，苏德的两种左右极端主义对帝国确实存在很大的威胁，但不像英美那样紧张，苏德英美对帝国的威胁程度，实际上都是差不多了。
帝国无所谓左，也无所谓右，只要有利于帝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光复，那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可以用的，考虑到皇帝正在推进新的思想整合和党派整合，陈瑾有一种预感，他感觉中华帝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在这段时间，在这几年里就可能将会逐渐成形，在不断吸收外国思想，不断整理传统国学思潮的基础上，帝国大致就将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
思想很重要，它指导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也总结了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
对帝国来说，光复主义仍然是最重要的思想，但它还不够好，还不能满足帝国想要成为世界霸主的需求。
对于这样的话题，原则上应该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宋彪皇帝也不适合谈论的太多，他转而回到现实的问题上，指了指陈瑾手中的那份财政报告，吩咐道：“回去之后在内阁和军部中做一次较为深入的联合讨论，我的意见很简单，这两年是不是应该调整，或者休整一段时间，打好七五的基础。现在，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我国更应该寻求超脱各种地区纠纷的限制，保证有更好的机会审视整个国际世界的新发展。我想，简单的说，我们需要作壁上观，而不是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以保证中央政府和军部能有足够的时间应对更困难的挑战。”
“是的。”
陈瑾答应下来，他已经明白皇帝的意图。
现阶段反而是要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只是要尽可能的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已。
皇帝的意思很简单，打英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还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佳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中英早已是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英国海军的多艘战列舰正在穿过苏伊士运河，即将抵达印度洋，而中国海军主力舰队也离开了斯里巴加湾海军基地，如果双方全速加快航程，7天内就可能在安达曼群岛海域爆发中英之间的海洋决战。
这将可能是决定未来一个世纪的海洋霸主之战，胜者将会统治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海洋。
陈瑾提交的报告让宋彪皇帝已经很清楚帝国的财政状况，中英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不合适的，但也不是说立刻坐下来谈判就更符合帝国的利益。
在陈瑾离开，宋彪将电话直接打到了中央军部，让国防大臣陈厚甫和总参谋长蒋方震连夜到他这里商议一个更为合适的对策。
半个小时后，陈厚甫和蒋方震陆续抵达，他们向皇帝汇报了目前的情况。
在元旦之前，总参谋部曾经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报奏给宋皇帝，一是以海军和空军为主。在印度洋的波斯湾出海口打一场快速的决胜战；二是以陆军为主，快速歼灭英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殖民军；三是将战场拖回东南亚，在东南亚消灭英军在马来亚的殖民军和海峡舰队。
局势对中国极度有利。不管选择哪一个作战方案，帝国国防军都有绝对的把握歼灭英军，甚至是同时出击，将英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彻底消灭殆尽。但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以及要面对更多复杂的情况。
宋彪当时批准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有了第十集团军的组建和第八集团军的南下。目前，薛岳的南方联军已经做好了绝大多数的准备工作，随时可以对英国驻南亚大陆的殖民军发起总攻。
在宋彪前往海参崴休假之前，他又批准了军部的第一方案，同意海军主力在合适时机进入印度洋，与英国海军在印度洋实施决战，这实际上就是中央军部要求印度洋亚盟海军指挥部对英军予以严厉还击的原因。
军部肯定想打。特别是海军部的上层高官们已是很疯狂的想要同英国海军决战，幸好印度洋亚盟海军指挥部的司令官陈亚武中将冒着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在执行中央军部的命令时打了折扣，将“严厉还击”调整为“有限还击”，不至于让中英立刻进入大战状况。
现在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只要是在亚洲区域内决战，不管是在东南亚，还是在南亚，帝国中央国防军都掌握着对英军的绝对优势。
在宋皇帝召见两人之时，蒋方震正在军部忙于做好大决战的准备工作，各方面的预备作战计划也已经下发至各前线指挥部，陈厚甫则忙于同国会议员和中央内阁们沟通，申明此战的必要性，要求内阁和国会继续给予绝对的支持。
到了中央宫办公厅后，两人分别将目前的情况都汇报一番，根据中央军情部和中央情报总局的情报，英国将地中海舰队的多艘主力舰编列为新的远东舰队，以三艘战列舰和两艘航母为主力舰，在今日傍晚6点左右驶过苏伊士运河，由于法国保持中立，该舰队不可能在吉布提停靠，预计会在明天中午抵达索马里的柏培拉港口暂停，或者是有可能直接进攻帝国在亚丁湾的海军基地，但是可能性很低。
帝国海军的第六舰队常驻亚丁湾，因为实力较低，目前已经撤离前往帝国海军位于北马达加斯加的安齐纳纳军港，避开英国海军。
宋彪一直很沉默的听着蒋方震的作战汇报，对蒋方震和陈厚甫来说，他们即便不是狂热的主战派，但也确信无误的断定帝国必须击败英国，将整个亚洲都纳入帝国的控制范围，为日后同德国的决战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等蒋方震做完了汇报，宋彪问他和陈厚甫：“你们认为此战有多少胜率？”
蒋方震思索了一下，简单的答道：“我们不太可能失败。”
陈厚甫则道：“确实如此，只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去打这一战，英国会输的非常惨。”
宋彪只是微微颔首的点着头，他不愿意做一个唯一的反对者，身为君上，不应该反对臣下之决意，在召见他们之前，宋彪真的决心暂时阻止这场战争，现在又有点犹豫，毕竟帝国不可能战败。
在仔细的权衡一番利弊后，宋彪才同蒋方震问道：“能否采取一场中等规模，但是速度极快的战斗，打完之后继续要求英国接受和谈？”
蒋方震思索片刻，答道：“英国海军此次可以说是主力舰队南下，一旦被歼灭，英国基本就将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所以，歼灭其远东舰队主力是上策。我们大体可以采取两个策略，一是警告英国海军主力撤离印度洋，不要主动挑衅，不要导致中英海军在印度洋的严重对峙，否则，帝国就将正式全面宣战；其二，警告英国驻巴基斯坦地区的殖民军撤离。鉴于英国的国际地位，他们不太可能撤离殖民军，但如果我们警告其海军，英国可能会考虑将海军撤回去。在此基础上。中英有和谈的可能性，但如果已经开战，除非在第一时间被歼灭其海陆军主力。否则英国不太可能接受和谈。那么，最终的停战谈判极其可能就是英国的战败谈判。”
对于这样的判断，宋彪还是认可的。
稍加思索，宋彪同蒋方震吩咐道：“采取第一个策略。警告英国海军主力撤离，他们撤就谈判，他们不撤就开战。局势肯定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谈判解决问题，英国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态度已经表露的很清楚，现在就看英国是否能够接受我们的条件。”
蒋方震点头同意，继续问道：“如果英国不接受我们的条件，那是否立刻予以开战？”
宋彪答复道：“是的。”
从大的国家长远利益来说。不同英国开战肯定是最有利的，因为英国的衰退是一个注定的趋势，根本不值得帝国为此耗费太多的资源，节省了这些开支，帝国就能更好的应对德国和美国的长远威胁。
对付纳粹德国。唯一的策略就是战争。
对付美国，最好的策略就是依靠教育、科技和国家整体政策，以及帝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特殊地位，通过国际自由贸易的长期竞争，通过国际外交事务的竞争，对美国实施长期的压制和牵制。
不管是哪一种战争和竞争形式，帝国中央政府手中储备的资产总量肯定是越多越好。
但在一个民主决策的国家，所有的选择都不能完全只考虑长远的国家利益，中短期的国家利益反而更重要，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如果帝国不能逼迫英国作出重大退让，那就是帝国的耻辱和中央内阁、中央军部的失职。
面对财政大臣陈瑾和中央军部总参谋长蒋方震的同一个问题，宋彪皇帝只能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前面的答案是他认为最好的抉择，而后面的这个答案是最现实的决策。
既然决定采取先警告的策略，时间上面肯定要抓紧，当天晚上，宋彪皇帝就同蒋方震、陈厚甫一起将对英公告的这份声明拟定出来，并将措辞斟酌一番后通告给内阁首相顾维钧，随后由陈厚甫代表中央内阁国防部在次日上午9时正式通知英国驻华公使。
帝国中央军部的权力是指挥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正式宣战以及对应的警告本身就应由中央内阁宣布，在帝国宪法上，这种情况有两点不同的对应，一是和平时期，中央政府才有权对外国宣战；二是战争时期，只要中央政府对外宣战，中央国防军事委员会就会成为最高军事机构。
现在，中苏战争和中日战争还都没有结束，中央国防军事委员依然是帝国最高军事权力机构，所以，宋彪皇帝以中央国防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确定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任何违反宪法之处。
这一点很重要。
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内阁首相顾维钧无权干预皇帝在此事上的决策，当然，总有一天，帝国皇帝会不在担任中央国防军是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职务将会由某一任内阁总理开始，通过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由帝国首相兼任。
现在的中华帝国，在宪法上还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
作为中央国防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兼中央国防军及海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