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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第一任出身社民党的内廷秘书长，章伯隽已经在内廷工作了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基本也算是适应了这种工作，他此前曾经担任中央政法研究院现代哲学局的副局长兼首席研究员，以及社民党的党部政策研究部主管，应该说对这种组织性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础，适应起来也不是很难。
这段时间，宋彪皇帝也一直和章伯隽有过多次短暂的交流，总的来说，他认为章秘书长身上有那种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和矛盾，有改良主义风范，既自信，又不自信，既向往强大，又害怕战争，既害怕被别人伤害，又害怕被别人伤害，既想要主持公道，又反对战争。
章伯隽很巧妙的隐藏着内心对于战争和皇帝的恐惧，以那种现代而古典的知识分子精神和面貌站在内廷机构里，很多时候，他总是显得有些孤立，充满新的希望，又感觉权力是多么令他寒颤的事情。
他反对战争，反对强硬压制日本人民，但他总是将这些想法掩藏的很深，以那种菜根谭式的君子风范不言不语，在皇帝身边忠诚的履行自己作为一位文臣的本分。
他是个坚强而隐忍的人，又是一个懦弱的人。
这个人很奇怪，但宋彪皇帝很欣赏他在哲学理论上的才华。
很晚的时刻里，池塘边的蛙鸣嘈杂而又惬意，晚风也是很凉的吹拂在奢华辉煌的中央宫里，愈是在这样的宫殿里，章伯隽就愈能体味到皇帝是何等高远而又迫近的存在。
他小心翼翼的走进御书房里，看见华皇正在看书，并且用钢笔在纸上随意的写着什么，他肃静无声的鞠躬敬礼，一言不敢发。
在中央宫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大臣觐见是否要明声参拜，说一声“臣下拜见皇上”之类的话，那得要看一等内侍官的神情暗示。
如果内侍官点头，大臣就可以说话，如果内侍官微微摇头，那就别说话，反正一进来，皇帝总是知道你来了呗。特别是像章伯隽这种属于近臣的内廷秘书长。
宋彪皇帝将研究局关于日本的报告看完，批阅之后搁置在桌案上，这才抬起头看了章伯隽一眼。
章伯隽也在这时匆忙上前禀告道：“臣下参见皇上。”
内廷的用词一概是要精准的合乎礼仪。进来就拜则说拜见，等一段时间才奏报则说参见，这是内廷中的规矩，法度森严。
宋彪皇帝微微颔首。似乎很满意章伯隽这么晚都还在内廷修订文书报告，但没有给章伯隽赐坐之类的，因为章伯隽的级别确实还是不够。而皇帝也不会因为自己欣赏别人而破格给他某种特殊的待遇。
宋彪皇帝很随意的同章伯隽提起道：“刚才我和陈武将军谈到了伊朗及英国的一些事，有感而发，现在国际社会对于帝国的整体实力还是缺乏更为明确的认知，政府虽然清楚，碍于民意和社会声浪总是只能采取一些落后于现实的保守政策。譬如说此番中英之争，英国政府两届内阁实际上都有进一步退让的考虑，碍于英国国民的整体反对而被迫一直采取僵硬的谈判政策。几乎是差点让我们两国走到战争的地步。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超过7成的英国人还是认为大英帝国的军事实力强于我国，甚至有超过5成的英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远离现代文明，这是他们骄傲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除了军事和外交上的问题，这也不利于我们在亚洲维持领导地位，更不利于中国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你明天尽快将我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反应给内阁和国会，责成内阁尽快拟定了一个长期性的国际宣传和改善形象的计划，内廷这边，你也要亲自组织一些有意义的计划和工作，配合内阁和军部做出一些必要的工作。”
章伯隽点头称是，心里则有点困难的不知道该如何展开这些工作，他还不熟悉这方面的工作，但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随着工作的展开，他自然就会明白这些工作该如何做。
每个人都需要累积新的经验。
章伯隽也会逐渐明白，内廷在这个帝国中仍然拥有很大的实权，只是在帝国中显得很隐蔽而已。
宋彪皇帝继续和章伯隽问道：“另外有一个问题，关于社民党同光复党整合之事，你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近期有没有新的进展？”
章伯隽稍稍有点紧张，答道：“正在继续研究，经济政策非我擅长之事，如今正寻求同其他同仁学者共同努力。”
宋彪皇帝知道这一代的学者还是非常负责任，古风犹存，锐意进取，此乃这代人的写照，而帝国有这样的一代人也是千古之幸。
他并没有其他要担心的地方，就不再多做强调，让章伯隽先回去办事，因为他也知道章伯隽此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恐怕有段时间是要手忙脚乱的忙不过来呢，这很正常，每一位内廷秘书长都是这样过来的，而这也是他们走向政坛更高层次的捷径之路。
站得高方能看得远，站在内廷的好处就是总能看的更高更远。
……
几天后，陈武将军同汪兆铭见了面，谈到了他在日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汪兆铭也不愧是精通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资深政客，为陈武提出了很多非常实际可用的建议。
这些办法或许阴险的一点，但比起各家智囊机构提出的多种咨询意见倒是有效的多，甚至是立竿见影就能有效果。
去年是中央国会和总理选举年，今年是省议会的普选年，加上光复党和社民党即将合并之事已经普遍传开，汪兆铭作为国会议长和光复党理事长，他的工作本该是非常之多，只是皇帝圣意已经下达，他必须丢下手里的这些事去日本担任日本临时政府的最高资深顾问，代替日本过去的元老制度。
简而言之，他将负责操控日本临时政府，在幕后重新选出更为合适的日本高层领导。
他去日本之前，光复党理事长的职务就将由杨兆麟担任，如今的光复党内是顾维钧、汪兆铭、杨兆麟三足鼎立的三巨头局面，正所谓汪右杨左顾中间，大体是指杨兆麟偏左派，汪兆铭偏右派，而顾维钧是中间派。
以保守和自由来分划，杨系属于保守派，而汪顾属于自由派。
陈瑾与其他一批年轻议员则又是一个新派系，自称新系，大体属于顾维钧的中间自由派，但在国际政策上，特别是军事政策更为强硬，这一点又同杨系的左派保守主义相类似。
鉴于光复党同左派自由主义政党的社民党合并在即，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党内投票也明显偏向于杨兆麟出任新的国会议长和光复党理事长，以利于两党合并。
汪系所代表的资本自由主义颇有被推倒的嫌疑，若非有皇帝承诺继续保持他们这一派在党内和中央内阁的平衡，汪系大有退出光复党自组自由进步党的计划。
宋彪皇帝的党派政治平衡手段历来是帝国党政稳定至今的关键之所在，此也是众所周知之事，正因为皇帝的存在，各派系才能维持今日的平衡，以及保持着合作团结和内部争议不停的局面。
汪兆铭已经开始筹备人员和各方面工作，准备前往日本处理那边的各种棘手问题，在陈武总司令先回东京后，宋彪也在宣政园召见了汪兆铭，就日本那边的问题做了一番更为深入的讨论。
两人的观点大体一致，都感觉日本的问题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的精力才能处理妥当，这就意味着帝国在日本的占领期将会非常长，如果情况不太好，工作不顺利，占领期甚至能长达几十年之久。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帝国也绝对不会做功亏一篑之事，既然已经挖了九千九百尺深的坑，就绝对不会放弃最后一百尺，坚持到底才能迎接最后的胜利，以及帝国最终想要的结果。
仗都打了，钱也花了，人也牺牲了十几万，宋彪皇帝是有决心的，哪怕是花二十年的时间占领日本长期整治，他也要将日本问题纠正。
他不求中日永无战争的这种目标，他只希望近百年内，关于中日过去五十年谁对谁错，谁活该，谁自找的这些问题都能理清楚，让日本安分守己的别折腾。
帝国绝对没有扶持日本再牵制美国的计划，所以，帝国也一定要自己拥有北海道和千岛群岛，从战略上对美国形成足够的牵制作用。
只要有北海道这个立足点，帝国就能牢牢控制着整个北太平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绝对不会让步。
至于终结日本天皇制之事，帝国也坚决不会做任何的让步，哪怕是再打十年战争，帝国都不会做出让步。（未完待续。）
第332章 古列斯坦王宫
1941年的中华帝国真是个多事之秋。
在这一年里，帝国不仅要处理日本战后事宜，还要抓紧时间同英国就亚洲殖民地问题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推进亚洲的去殖民化进程，帝国内部政治则正处于一个推陈出新，奠定未来数十年根基之时。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
虽说英国目前已经同意了亚盟在5月份提出的二次决议的三个条件，现在同亚盟之间只剩下哪些地区及国家先自治或独立的问题，以及英国去亚洲殖民化的进程是十年、十五年，还是二十年的问题，但对中国来说，如何平衡和分划这些新独立自治的亚洲国家则是一个新的庞大议题，将会占据帝国近些年外交议程的一半数量。
在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三个问题是印巴分治、印尼分治和阿联酋的问题。
帝国主导政策的目标是将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分划为印度、巴基斯坦、旁遮普、阿萨姆、孟加拉、吉尔卡德五个区域，巴基斯坦和阿萨姆先行独立，旁遮普和孟加拉邦自治，以卡尔瓦尔人、蒙达人、普米加人等部族为主的吉尔卡德地区设置为吉尔卡德邦，同样自治。
帝国对印度的资源调查还是很深入的，对于整体矿产资源占印度1/3以上的吉尔卡德部落地区垂涎已久，根本不考虑让这一地区继续保留在独立后的印度国土中，同时，分割印度，以避免印度未来挑战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也是最为现实的事情，而英国则恰恰相反，他们希望保留一个更完整的印度牵制中国，但同时认为印巴之间的民族冲突使得两个地区难以固定为一个稳固的国家。
双方在不断的争议中。逐渐倾向于选择另外一种方案，即将印度分离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主体国家，孟加拉采取联邦体制。将孟加拉、吉尔卡德、阿萨姆纳入一个国家，而中国则强调将奥里萨邦也纳入这个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大孟加拉国设想。
这个设想得到了两国高层的一致共识，唯一的争论在于奥里萨邦的归属，从宗教和国情上来说。奥里萨邦应该属于印度，但是从地理上来说，帝国所坚持将奥里萨划入孟加拉也有一定道理。
最重要的一点是奥里萨同吉尔卡德地区一样。也是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并且属于一个高原地区，彼此相邻。
其实对帝国来说，这个问题对于帝国的长远挑战甚至要高于纳粹德国所能带来的威胁，而帝国现在也确实有机会很好的解决这件事，所以在警告法国，并承诺给予所需要的援助之外。帝国几乎将主要的外交工作都针对这个问题。
分裂印度。
这就是最现实的工作。
至于在欧洲方面，帝国派遣以刘赓云上将为首的军事访问团紧急抵达法国，为法国提供军事建议，协助法国抵御可能到来的德**事进攻，而英国也同样在密切的关注此事。这是双方在印度独立问题上开始日趋妥协的主要因素。
纳粹德国正在成为主导中英谈判的第三方势力，虽然德国表面上并未介入此事，但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在极大的牵制中英两国的焦点。
这是事实。
在日本方面，汪兆铭所组织的日本资政顾问团已经抵达东京，负责协调东北军司令部和日本临时政府之间的工作，以及稳定日本国内问题等等。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特别是考虑对欧洲、亚洲盟国、日本、美国的军事实力展示，帝国重新组建了中央航空联合舰队，以6艘东北级航母为主体进行环球访问，第一站就是日本，随后前往印度、伊朗、沙特，最后抵达欧洲，如果有需要，中央航空联合舰队将会在法国驻扎较长的时间以威慑纳粹德国，或者常驻伊比利亚半岛、瑞典，至少警告纳粹德国不要将战火涉及帝国利益最为深入的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
至于帝国在法国的投资和正常商业利益，恐怕是真的顾及不了，只能等到战后再算帐。
在苏联占领区，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清洗工作，另一方面是分裂工作，还有更多的对纳粹德军的警戒工作，真是同样不能让帝国疏忽。
多事之秋。
真的是多事之秋。
世界霸主的烦恼之事历来都是很多的，因为你在全球利益涉入的最深，每个地方都有你的利益，你就必须在每个地方维持秩序，保护你的利益。
这是一件多么幸苦的工作。
防范世界走向混乱之时，帝国还要派遣裕华皇储在副外长的陪同下访问美国，继续加强中美在反欧洲扩张主义及反亚洲殖民主义上的合作关系，随时准备对英法提供援助——如果英国最终确定要对德国开战，以阻止纳粹德国的欧洲扩张主义蔓延的话。
……
7月份通常是皇室前往庐山或者承德度假的时节，但在这个特殊的一年里，宋彪皇帝做了一个很突然的决定以应对欧洲可能到来的巨变，他在乔贵妃和长女媛媛公主夫妇的陪同下，前往欧洲访问。
这是华皇登基以来的第三次访问欧洲，恰好是平均每十年访问一次。
此次访欧，宋皇帝并不寄希望于解决问题，而只是想要争取时间，尽可能的拖延和暂时阻止德国进攻英法，同时又将这种德法战争的可能性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时间段维持的越长，对帝国而言就越有利，特别是在对英谈判殖民地问题上，帝国明显占据了更多的优势。
在抵达英法访问之前，宋皇帝会优先前往伊朗和沙特访问，随后飞抵波兰和德国，帝国还是要同德波同盟维持着表面上的和睦，以确保德波同盟不会将威胁直接面对帝国，同时让帝国在同法国、英国打交道的同时占据着更好的优势地位。
虽然宋皇帝从内心深处厌恶纳粹主义，但帝国的国家利益总是最为至高无上的。
在行程的安排上。皇帝访问伊朗之前，帝国中央航空联合舰队必须先抵达波斯湾，向亚洲的盟友证明帝国的实力。彻底打消那些亲西方派的中东政客，让他们明白英法美德都没有实力同中国抗衡，不要在报着19世纪的那种世界观去处理国家政治事务，那样既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也会让中国感到厌烦，特别是在中国为了亚洲作出如此多贡献的前提下。
贪得无厌和忘恩负义的政客及国家行为可不容易让帝国坦然接受。
在此之前，中央航空联合舰队优先在7月15日抵达日本横滨港。接受东北国防军最高总司令陈武上将和日本临时首相米内光政的检阅，处于退位边缘的日本昭和天皇和日本皇室的其他多位亲王也被邀请出席，东北国防军总司令部还邀请日本的所有媒体同其他日本社会机构。
同派往欧美环球访问时期不同，中央航空联合舰队此番将东南亚舰队的四艘航母也纳入编队，总计10艘航母、6艘战列舰、22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超过52艘的其他辅助补给舰船一起抵达横滨，舰队将会在所有宾客的注视之下进行海军航空编队飞行表演，一次性投入六百架舰载机在东京和横滨上空盘旋飞行。
通过这样的方式。帝国将向日本展现何谓真正的现代海军。
汪兆铭到了日本之后就采取了很多特殊而有用的办法，他将日本主要媒体的背后资本方、负责人都邀请到办公室“协商”，搬出两辆卡车拖运来的书面证据要将他们送上汉城战争法庭，作为“包庇”他们的条件，他要求日本媒体必须认真反省过去的错误。并且和他负责的日本资政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合作。
汪兆铭也在第一时间会见了昭和天皇，要求天皇主动承认错误，从根本上打破天皇无错论，将天皇降格为普通犯错的罪犯，以及配合帝国的要求，以此换取华皇的特赦免除刑罚和判罪。
此外，汪兆铭还以日本资政委员会的名义召见了日本各家财团的家主，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要么滚出日本经济界，要么留下来接受处罚和管束。
比起只会打仗陈武上将，汪议长的手腕要阴险很多，而且无比精准的掐住了日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