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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构成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也持此看法。经济思想史家（像马歇尔一样）从未评论过克拉克作为边际效用独立发现者的权利，但谁也没有想反驳这种看法。
Ⅱ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无异议的权利，并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克拉克生于1847年，埃杰沃思生于1845年，马歇尔生于1842年，相隔不远。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问世后一年（1872年），埃杰沃思正就读于牛津，马歇尔已任教剑桥，克拉克已从阿赫斯特毕业，赴德国进修经济学。1872年底到1875年间克拉克多半在海德堡，只有六周在苏黎世。在海德堡对克拉克影响最大的一位教授是卡尔·克尼斯。尽管德国当时盛行历史学派（克尼斯就是该学派的一位主要成员），但海德堡和克尼斯都不可能一直阻止边际效用分析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克拉克避开了克尼斯的影响，而且克拉克刚刚离开，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就到了，他们向克尼斯的研究班提交了报告，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奥地利学派主要成员的生涯。克尼斯本人有几处提到他们，他在自己著作中加了一个涉及杰文斯《理论》的脚注，又在《历史观点的政治经济学》（1883年再版）中花了好几页篇幅解释瓦尔拉斯的《纲要》。不过，他的兴趣是数学方法，而不是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维塞尔向研究班提交的报告谈的是成本和价值的关系，庞巴维克的报告的内容是资本理论，这些报告显然已受到门格尔《原理》的影响。传播边际效用经济学的这三位杰出人物在不多几年间先后都来到海德堡，这是令人瞩目的。
克拉克后来对克尼斯的影响看得也许过重了，他曾赞扬克尼斯向他提出了若干“建议”，说这些建议旨在指导他“发现一种单位，用于衡量财富的各种变量”，但克拉克没有列出这些建议的内容，当然也就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建议对他走上发现边际效用之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Ⅲ
克拉克回到美国就教于卡尔顿学院之初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财富的新哲学。”这篇文章几乎全是谈效用概念的，但没有提及任何与边际效用类似的思想，没有显示出任何先驱者著作的迹象；它讨论的是财富的性质。他的分析有意离开劳动价值论而偏向效用论，只能说是在效用理论方面作出了一个微弱的开端。没有迹象显示出他已认识到下述思想：如不了解边际效用对经济问题的意义，运用效用概念就不会得出什么成果。所以他要求作为边际效用论的独立发现者，是不能基于他最早的这篇文章所包含的对效用概念的运用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无疑也表明克拉克没有从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的研究中获益。
1887年底克拉克又发表了一篇涉及效用思想的论文，该文明显地显示出克尼斯的影响。克拉克在此研究了人的本质，其前提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把人看得“太机械”、“太自私”、“根本没有被各种高尚的精神力量团结在一起”、使人过分远离社会（而人不过是社会的一分子）。与此相关，克拉克对“需求”作了长篇讨论，这讨论在许多方面同效用思想有关。他在解释需求的可满足性时最接近于考察到边际效用递减。他说，较低的需求可以全部被满足，较高的需求可以无限扩展。这样，需求在这两种极端和含糊不清的场合都不会随着某人消费的增加而显著地下降，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需求的强度会随着用于满足的物品量的增加而减低。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克拉克接近于边际效用递减思想的第一个表述：“这种中间类型的需求可以无限扩展，但其强度会随着所供给物品的增加而减低，甚至趋向厌烦。首先满足的是比第二个物品的欲望强度更强的物品，对第二个的欲望强度比对第三个的更强，依次类推。每一次都能获得一些满足，但却是在递减的程度上。”
克拉克还把他对需求的看法同消费者的购买即价格体系联系起来。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下述公式：
“A，B，C，D，E＝所需求的不同物品；
5，4，3，2，1＝不同欲望的相对强度。”
这个表没有任何边际效用递减的意思，因为物品各不相同。克拉克假定它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并调节着它们的购买次序。假定价格不允许所有物品被所有的人所消费，则价格必定下跌，下跌的程度取决于物品的特点。
克拉克这两篇文章充其量不过是答应进一步研究边际效用。第二篇与第一篇一样，一直让效用或需求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他根本没有表现出对边际效用论的早期作者（特别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他讨论时用的是“需求”或“欲望”而不是“效用”，这反映了德国文献的一些特点（就其在早期经济学家著作中有一定渊源的限度内）。
Ⅳ
四年后克拉克再次论及效用问题，而在此期间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商业伦理这些更令人关心的课题。他要求承认他是边际效用早期独立发现者的文章还是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1881年7月），题为“价值的哲学。”他说该文缘起于对价值文献的不满，他在文章开头抱怨说：“可以肯定，在对这个已做了十分详尽研究的问题所写的全部东西中，对事情的真正性质的表述还未发现。”他在接着的段落中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此大量文献……〔读者〕尽可耐心阅读，而他对价值为何物仍不得而知。”他在文章结尾说：“想要从经济文献寻找令人满意的关于价值的普通公式，那是任费心机。”克拉克不曾指出“大量文献”是指那些，本文未指出，他的其他文章也未指出。他很想看到一部相当完善的图书目录。他的文章也确实表明他对价值问题的文献并不熟悉，他只是间接地提到了这些文献，但对其中新的有希望的文献完全不熟悉。
克拉克首先试图把“社会”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他关于效用的著述同其他同时代人著述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意向后来吸引了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而且有助于辨别美国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克拉克学说的这个特点无疑可以回溯到他在德国的学习；上述思想在德国有长久的历史，而且在其老师克尼斯的著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提出关于社会和价值的关系的新观点之后，克拉克考察了效用和价值的关系。他从亚当·斯密关于钻石和水的反论开始，接着指出答案在于边际效用思想。以下是他对这个发现的全部陈述：
“现在我们必须作出一种区分，就我所知，这种区分过去从未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但是我希望指明，对于在这个科学领域的明确论证来说，某种区分是绝对需要的……
“这种估价方式给出的东西可以称为绝对效用，就空气而言，它无限大；这种估价方式给出的另一种东西可称为有效效用，在空气的场合，它并不存在。有效效用是改变我们主观条件的能力（在实际环境之内），它在心理上是用某种假设我们占有并预计要被毁灭的某种东西、或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某种东西来衡量的。
“这不就是政治经济学应当加以研究的效用（指有效效用——译者）吗？而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却是绝对效用。对不同性质的东西不加区分，对任何哲学来说难道不是毁灭性的吗？”
克拉克在这里比其他人更有力地强调了区分边际效用和总效用的意义。他的基本要求（作为边际效用的独立发现者并认识到它的意义）的依据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第一句，即他不知道有哪位经济学家曾经作出这种区分。
克拉克的分析从衡量空气的边际或有效效用这一简单例证开始。这种情形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空气没有边际效用。然后他研究更复杂的情形（饮水）下边际效用的衡量问题。这之所以更复杂，是因为饮水有一定的边际效用。把某人的一杯水拿走，他的满足就减少了，这可能因为“遭到无水之苦”，也可能因为“替代物不合格。”效用在此显然不是被直接衡量的，而只是经由烦难和从替代品所得满足的可能减少来衡量的。
克拉克把上述论证应用于更重要的一类物品，即任何人在市场上购得的各种物品。他在这里也没有直接衡量边际效用。他举例说：“拿走一件上衣减少了所有者的享乐，这不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或是没有这件上衣所带来的，而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时所带来的享乐量，同由于替代它（替代品可能完全有用，也可能不完全有用）所必然受到的损失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克拉克的作法比坚持直接衡量边际效用的作法要好，他没有图方便而引进早期经济学家提出的“损失法”，不过，与此同时，考虑到替代品的不完善性，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他的思想，即任何物品的边际效用应以个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来衡量，因为货币的边际效用必定取决于物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相反。
Ⅴ
克拉克于188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哲学：新经济学原理》。本书的一章就是他1877年的论文（没有实质性修改）；他还收进了187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反映了他早期对价值和效用的部分看法，但作了较多的改动和调整。亚当斯在评论该书时指出了克拉克和杰文斯的相似。他说：“对熟悉杰文斯教授的人来说，这一章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赞成杰文斯教授的人还为他的观点再次变得引人瞩目而感到高兴。”亚当斯的说法无疑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他在再版前言中用了大半篇幅否认他依从于杰文斯的任何说法，坚持认为他的思想的独立性。
克拉克说：“我同意一个善意评论所提出的看法，即本书第5章提出的价值理论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有一定关系。但我的理论是在很久以前独立地得出的，我的理论在以下两方面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相一致：即在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更紧密联系的一般要素上，以及把效用作为心理测定的对象上。在更特殊的各点上，我的理论同他的理论类似，但并不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未加改动地予以发表。该理论（我仍坚信那是我自己的理论）的特征在于：价值在其各种形式上同效用尺度相一致；绝对效用与有效效用的区分；分析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市场估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克拉克在1927年给迈亚基马教授的一封信中，对他的边际效用观点和杰文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作了进一步解释。在克拉克看来，杰文斯设想的是：个人增加消费，而消费的“最后的”或“最终的”增量，就是在价值判断中要估价的量。相反，克拉克想象的是，某物品的全部数量已在某人掌握之中，个人必须依据为了替代他供给的任何部分所缺乏东西来估价其价值。不过这两种估价过程（一个是个人已经获得他的物品储量，另一个是个人预期获得某种物品储量）之间的差别对结果显然没有实质性影响。克拉克同意这一点。他在结束对自己理论的描述时说：“它等于是一种最后效用理论，不过形式有所不同。”
克拉克后来著作的一些征兆表明，他认为他的早期经济理论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理论的区别比实际的差别还要多些。他为此所作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他确实没有认真阅读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书，即使在他知道了他的著作同他们的著作相类似以后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能说明这一点的间接证据是，克拉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根本未提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除了否认他在1881年前已读过他们的书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很了解他的人指出，由于合乎情理的理由，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读。约翰逊说：“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能用于研究的一些时间多半用在解释具体事实和加工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吉丁斯教授一次告诉我，翻译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伟大著作时，起初想让克拉克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的著作同克拉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相似的。但这没有办到。克拉克若干年后才读了这些著作，而且对他的立场和奥地利学派的立场的差别并不很感兴趣。”克拉克的力量显然来自他自己的思想，他显然也没有从其他经济学作者的著作中受益或受到鼓励。他的这种个性支持了下述说法：当他刚开始写效用和价值问题时，对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确实毫无所知。
从《财富的哲学》再版到1892年，克拉克没有再回到边际效用和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在此期间边际效用学派赢得了国际声誉。克拉克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论边际效用，因为他准备了一篇很好的评论马歇尔《原理》的文章，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一次也没有把“效用”一词引进他的讨论。克拉克在后来若干年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增加了许多新的修正。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三章 威斯蒂德
Ⅰ
马歇尔、埃杰沃思和克拉克对运用边际效用的优先权均有某种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则有所不同，他在边际效用学史上多半是一位门徒，而且主要是作为教师而闻名，他在1880年代曾对许多人很好地运用边际效用学说作出了贡献。
我们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对杰文斯《理论》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来到伦敦，任小波特兰街惟一神教教会牧师20多年。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比威斯蒂德晚来两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们都住在伦敦期间（1876－1882年）可能有些来往，但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这些来往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大学学院前的许多年间已有不少来往。罗宾逊说，威斯蒂德在1882年买了一本杰文斯的《理论》（再版），“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加了边注，说明他对杰文斯的理论作了多么深入和广泛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他对杰文斯经济学的最初一瞥；此后不久（1884年）就出现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经济学著述。
Ⅱ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个名为“经济圈”（The Economic Cir…
cle）的团体发表他对杰文斯著作看法的，该团体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从而在1880年代英国经济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惜其历史详情至今不明，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员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的重要史料。这个团体最初几年同当时的非国教的“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有联系，该学会的发起人是S．A．布鲁克牧师，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国国教还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至少，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的一些成员也属于这个经济圈。他们是悉尼·韦伯，伯纳·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顿。
赫弗德曾提到布鲁克，他说：“布鲁克本人（在贝德福德教堂）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异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为了避难已经转到布鲁克的教堂。在曼彻斯特学院就读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锐的人也在探讨亨利·乔治的学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正是把“经济圈”的基础归于他们的首创精神……”曼彻斯特学院的这批思想非正统的学生受到亨利·乔治新近在伦敦多次演讲的激励，大都具有社会好奇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导，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说法）“作为一种回报，也要求他们为此而掌握杰文斯提出的数学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几位曼彻斯特学院学生的名字，但其中无人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关。
比顿于1884年3月成为这个“经济圈”的成员。该团体成员第一次遇见比顿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比顿和威斯蒂德在会上称赞了亨利·乔治。这次会标志着“比顿和威斯蒂德终生友谊的开端”，它还标志着边际效用思想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比顿以许多方式给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顿在经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在1880年代草创电器工业方面起过积极和有益作用。他晚年迁出伦敦，并转向农业研究，不过他还总是有时间和办法撰写有关复本位制的小册子，他热心操办经济学家这个协会的活动。博纳说，他“是那些影响大于名声的人之一”。
Ⅲ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萨默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