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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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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五章 德国的杂志文献及门格尔的著述(1871-1889)    
   Ⅰ    
  杰文斯的《理论》出版当年(1871年)在德、法两国无人问津,同样,瓦尔拉斯的《纲要》1874年问世时在英、德两国也无人置评。门格尔的《原理》在1871年出版时处于同样的境地,只有德国人对它有评论。德国当时有四份经济学方面的杂志,其中有三份注意到门格尔的《原理》。    
  《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的评论最长,它开头提到1866年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方面的活动日渐活跃,对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著作的高质量表示称赞。不过,完全是出于好意,这位评论者没有认识到门格尔《原理》是价值论的一种创新。这篇评论有两段较长的引语,其中第一段印自门格尔上述著作的前言,涉及门格尔所用的方法。评论者对门格尔的方法是同意的。第二段是门格尔特有的物品等级表。这位评论者最后慎重表示,在他看门格尔允诺的续篇之前,不对该书的价值作出判断。    
  门格尔的处境在下一篇评论中没有变得更好些,该评论的作者是弗里德利希·海克,发表在《一般政治学杂志》上。海克像上述匿名作者一样,对门格尔抱有特殊的态度。他称《原理》是近期经济学方面最好的著作之一,希望作者允诺的第二卷尽快问世。尽管有这些好意,海克还是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因而也就没有对它作出正确的描述和评价。价值论的革命失去了赢得支持的第一批机会之一,不是因为支持者反对它,而是不理解它。在最后一篇(又是匿名)评论中,作者对这本由年轻人写的经济学简明教科书表示悲叹。不消说,这种态度根本不可能对经济学中的新精神表示欢迎。评论者几乎没有触及本书的思想,也完全没有暗示它的内容有什么优点。    
  Ⅱ    
  从发表上述评论到70年代末,德国经济学杂志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杂志,也是谁都能阅读的,但它们都没有触及边际效用思想。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威廉·莱克西,他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81年)上著文评论瓦尔拉斯的《经济物品价格形成的数学理论》。阅读过莱克西的概述之后,当不会怀疑他对运用边际效用的理解和重视,但他没有把瓦尔拉斯的著作同门格尔的《原理》联系起来。其原因显然是他没有读过门格尔的书,尽管他后来享有广泛涉猎经济文献的名声。在庞巴维克1886年的重要文章发表之前再没有出现什么东西。我们将在后面对该文予以详论。    
  下一篇关于边际效用的文章是朱利斯·莱尔在1889年写的,他有运用数学的能力和意愿;他熟悉并援引过前述所有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近期某些著作的评论。亨利希·狄兹于次年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题为“古典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这是“边际效用”一词在标题中首次出现。该文把各种问题深化了,并在后来惹起了鲁道夫·奥斯皮茨,庞巴维克,朱利斯·莱尔和罗伯特·祖坎德的答复。    
  1871-1889年间德国杂志的文章很少谈及边际效用,这倒不是由于编者们反理论的倾向。一些理论文章甚至谈到了价值问题,但没有谈到边际效用,例如,朱利斯·沃尔夫1886年的一篇文章虽然援引了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还用了差不多50页的篇幅讨论价值问题,但根本未提边际效用。加纳的文章也是如此。1888年出现的一篇文章比其他两篇都长,该文提到了边际效用,也涉及到庞巴维克、维塞尔和杰文斯;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相当完整的。    
  Ⅲ    
  门格尔于1872年开始执教维也纳大学,次年晋升为副教授,1879年升为教授;他于1903年退休,1921年去世。为考察他同边际效用思想的进一步联系,我们在此只追述一下他大学生涯的前20年。1870年代初之后,门格尔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样,在边际效用问题上写的东西极少。他在《原理》之后写的第一批东西是一组文章,共有25篇,大部分是发表在《维也纳晚邮报》上的书评。就其性质来说,没有一篇包含效用方面的内容。评论的对象之一是J.E.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文集》本书没有给他提供任何评论价值论的机会。直到1874年评论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若干基本原理》(该书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持有异议),门格尔才可能被吸引来支持他的英国伙伴。1875年当他评论G.库茨的《匈牙利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时,他又一次眼光短浅地忽略了同他的一位先驱者的联系。他怀着极大兴趣仔细阅读了库茨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他理应看到戈森的有关材料,并预见到安德森多年前对戈森的发现。    
  在发表这些报刊文章和评论之后,直到1883年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前,门格尔没有发表什么东西。1883年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同他的《原理》联系起来,但它确实间接地促进了《原理》的传播,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而他先前的《原理》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门格尔对德国经济学的批评自然引起了德国教授们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他于次年以《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作为对最初反应的答复之后。这样以来,在一些奥地利人中间便出现了某种凝聚力,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就是指这些人而言的。而沿着另一个方向惨淡经营的德国人,接哈耶克的说法,甚至“在这场争论结束之后3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人受这种现已在别处制胜的新思想的影响仍然较少。”    
  不过,对边际效用在奥地利人此时对效用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价过高。从门格尔1884年10月12日在《维也纳报》上的评论可以看出,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文献必须小心谨慎。门格尔指出,奥地利在过去从未有过同一水准的经济文献。但他也根本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字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他对该运动的起源未置一词。尽管他在评论的开头强调了奥地利人在反对历史方法方面所起的作用,但他一点也没有暗示边际效用所起的作用。他有许多机会这样作,因为他写了一节论及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该书评述了门格尔的思想,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门格尔后来对奥地利文献的评论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一篇发表于1886年,另一篇发表于1889年,最后这篇尤其令人失望,因为他根本没有把当年论及边际效用的优秀之作同边际效用问题或他本人联系起来。    
  总之,我们可以说,尽管门格尔谈论过奥地利学派,但谁也不能从他1871年直到去世时发表的各种著述中得出这样的看法:奥地利学派同边际效用学派有什么联系。门格尔既没有认可这种联系,也不想把它减至最低程度,也不认为这种联系是当然之理。事实上,门格尔从未承认过他的学说同瓦尔拉斯或杰文斯的学说的相似。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六章 维塞尔    
   Ⅰ    
  弗里德利希·冯·维塞尔在门格尔的《原理》问世后13年发表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是对门格尔著作深感兴趣的首批公开标志之一。关于维塞尔和边际效用理论的联系,以及促使他写这本书的各种因素之类的故事,人们有许多说法。这些说法可大体概括如下:维塞尔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政府官员,儿子本想继承父业。他在中学和维也纳大学(他于1866年入学)时有一位同窗好友庞巴维克。维塞尔研习法律,尤其喜爱法律史,他认为经济学应能说明法律史。然而,当时执教经济学的劳伦·冯·斯廷的讲授不能使他满意。而另一方面的经济学即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学说也不能使他满足。他毕业于1872年,同年,他和庞巴维克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才是他们认为最有用的经济学说。    
  按照通常的这种说法,事情的进程着实使人吃惊,而且具有偶然性。这太玄虚了。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他和庞巴维克拒绝斯廷的经济学而接受门格尔的学说,是在他们21岁出头,又正当别人还都没有洞悉门格尔著作的优越之时。莫金特对上述传说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对经济学总是赞成的,但此时在维也纳由斯廷讲授的这种经济学对他们却一钱不值。恰在此时,他们得到了门格尔的《原理》,该书向他们展示了答案。他们从中发现了‘阿基米德的观点’以及独立地建立他们自己的学说结构的基础。”这种说法主要来自维塞尔的自传性笔记。这是维塞尔在事隔50年之后所写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他不会借助于对往事的回顾来美化他的青年时代。但对今天持批判眼光、而且了解当时人们对先驱者的著作的接受是多么不热心的人来说,上述说法似乎过于完美了。    
  大学毕业后,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一起为奥地利政府工作了3年之久。两笔出国奖学金又把他们拉出了政府圈子并重新投入学者生活和价值一类的课题。这一次他们来到历史学派盛行的德国的大学。他们在海德堡、耶纳和莱比锡的两年间做了些什么,我们知之不多。我们只知道他们1876年在海德堡克尼斯的研讨班上宣读过非常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预示了日后他们著作的方向,也显示出门格尔的影响。克尼斯的研讨班虽然主要是进修历史方法的,但对边际效用并不过分敌视。他们向该研讨班提交论文是为了申请1876年延续奖学金。但奇怪的是,门格尔对维塞尔的论文并不热情。事实上维塞尔的论文直到1929年才发表出来。该论文的标题是描述性的:“成本与价值的关系”;该文没有明确提及门格尔的《原理》,也未提及其他有关的文献;但它明确显示出门格尔的影响,因为其目的在于说明“高级物品”如何影响“低级物品”。它表明维塞尔并没有忘记关注效用,特别是效用和成本的关系。    
  两年学习后他们又回到政府任职,但时间不久。他们在德国的大学的学习激发了他们从事学者生涯的欲望,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编外讲师”之后,首先赴任因斯布鲁克大学的讲师;维塞尔则于1884年到了布拉格大学。    
  Ⅱ    
  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是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而提交的。该书共有4章,第1章讨论价值的含义和性质,以考察“价值”一词的日常意义开头。第2章概述决定价值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实际上也就是对经济问题的一般陈述。进到第3章人们才碰到价值的起源问题(它是该书标题的一部分),作者指出,价值起源于效用而不是起源于劳动成本。第4章即最后一章占了全书的一半(100页),阐述基本的价值规律(如书名所示)。维塞尔把边际效用规律作为价值决定的主要规律,他竭力表明只有在不可避免地进行抉择的意义上,成本才有意义。他研究了产品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分配。门格尔本人以及预见到并明确表述了这里发现的基本思想。因为维塞尔5年后对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更详尽的阐述,所以我们将在后面适当地方加以讨论。    
  维塞尔的这本书国外无人评论和注意,德国杂志的评论也只有两篇。其中一篇注意到这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不同寻常的书,全书200多页没有一个脚注。维塞尔是在几乎全无参考书目的情况下写的,所以他不需要脚注。他只提到杰文斯和门格尔,但与1876年那篇谁也未提及的论文相比毕竟进了一步。门格尔的影响随处可见,尽管没有大段的引语。只有后来引用的一处表明他对杰文斯特别致谢,此时他显然还不知道瓦尔拉斯与效用学说的联系。    
  维塞尔的这本书是边际效用史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在本书提出了“Grenznutzen”一词,威斯蒂德后来将它译为“边际效用”。在提出这个词之前,维塞尔的阐述是很费力的。这个词是在他的这本书已经写过一半时才提出来的,缘起于作为杰文斯的“终点效用”或“最后效度”的泽词,原文如下:“下面我要把对物品单位的价值起决定作用的物品用途称为经济的边际效用,或简称为边际效用,因为这种物品的效用处于经济所容许的应用边际之上(参照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或‘终点效用’)”。维塞尔特地说明他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该单位物品处于经济使用的“界限”上。但这个词是否完全表达了杰文斯的“终点效用”的含义呢?可否译成另一个更确切的词呢?假如我们认可维塞尔的译法,即把杰文斯的“终点效用”译为“Grenznutzen”,那么,当我们把它译回英语时,所得的是“边际效用”而不是“终点效用”。维塞尔提出该词之后,便在该书的后面部分反复地使用它。他显然为表述他的基本概念找到了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在先前的论文以及第一本著作的前半部分何以自处定会感到疑惑。1884年后维塞尔继续在上述意义上使用“Grenznutzen”,其他人也采纳了它。    
  除了提出这个词以外,维塞尔的这本书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维塞尔的写作风格也削弱了它的影响,成了人们理解其内容的一个实际的障碍。他的风格有两个特点,都会给读者造成困难。第一,他几乎完全使用一般的或不确切的术语。他用“物体”而不用“食品”;用“食品”而不用“水果”;用“水果”而不用“苹果”。他的概括性固可称赞,但却使读者深感烦恼。第二,他在自己分析的许多重要部分,加进了大量有关的但不必要的陈述,但没有标出来,这会使读者弄不清楚这种句子究竟是要表述一种有关的思想,还是简单地说明显而易见的某种信息。下面这句话可说是后一类句子的典型,其用意显然是追求完整性。他说:“假定某人想得到一个物品,不管他的欲望如何强烈,他也不会同意支付被要求的任何价格”。对这句话我们也许提不出什么疑问,但问题在于,维塞尔接着又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相同的命题。    
  维塞尔第一本书没有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避开了对人物的评议,也缺乏有力的陈述。他的叙述有一种不切实际和漫无边际的特点,结果冲淡了论据;而他所描绘的环境和条件又缺乏地理学的确切根据。它们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维塞尔试图证明价值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但他所说的人却同任何地方的人毫不相干。他对人的研究和对待可以说是最与人无关的。此外,该书几乎没有能给读者留下鲜明记忆的章节。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该书何以没有取得成功。但当时并没有人公开指责这本书,而今天的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挑出毛病,在此意义上,该书并没有失败。但在下述意义上它的确也没有成功:除了当初的两三篇评论以外,今天人们只需用两三页评论即可说明该书的内容及其难点。    
  Ⅲ    
  在布拉格的前五年,维塞尔写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自然价值》(1889年),该书使他得以晋升为正教授。只有一位德国人(维尔纳·桑巴特)评论过它,但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的确,谁也不能说1889年德国人会热诚欢迎边际效用思想。法国人的态度一样:有一篇评论,对维塞尔还是不利的。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赞扬了这本书,但多半是在该书英译本问世之后。不过,F.H.吉丁斯在德文版问世当年曾发表了四页评论以示祝贺。    
  同1884年的那本书相比,《自然价值》酷似一部边际效用学说史。维塞尔承认边际效用学说的许多先驱者未能取得圆满成功;但他对他们深表称赞,尤其是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孔狄亚克,吉诺威西和西尼尔。他列举了四位各自独立研究边际效用学说的作者,并分别说明了他认为门格尔优于其他三人(戈森、杰文斯、里昂·瓦尔拉斯)的理由,其中一些理由显示了维塞尔思想方法的突出特点;甚至他对戈森的简短评论(认为戈森的论述是所有早期作者中‘总的来说最不完善的’)也表露出维塞尔所抱的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这使他尽可能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即便冒犯读者也罢,以至于他最后指出,“没有哪种价值理论在表面形式和论述方面做得更完整、更详尽”。在维塞尔看来,瓦尔拉斯的分析应受“数学因素过重”的批评。我们在此碰到了维塞尔的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方面,即由于他缺乏数学的基础训练,所以他对使用数学的人始终抱有一种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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