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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他的著作是法文中第一部以对话体写的论述边际效用与价值关系的著作）对下述观点表示异议：购物者并不关心生产该物所需劳动之多少；劳动创造价值但不调节价值量。勒瓦瑟答复说，购物者常常计算劳动量，即使他们不计算，售卖者也会计算的，而且经济学的真谛（我们应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加以掌握）在于，劳动成本提供了最低限界，竞争会迫使价格趋向这个眼界的。
我们的讨论以沃龙斯基的评论做结束。沃龙斯基赞成勒瓦瑟的立场，并补充说，因为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所以瓦尔拉斯误解了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科学。瓦尔拉斯没有直接评论勒瓦瑟和沃龙斯基的这些说法，但他后来说过：“科学院对这份报告最无好感，大泼冷水。”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瓦尔拉斯表现得相当坚定，继续准备下年出版的著作。
Ⅲ
勒瓦瑟在其漫长一生的晚年显然保持着最初的印象，即认为边际效用理论的价值微不足道，不过他后来的著作没有直接触及边际效用思想。他的主要经济学教科书的英译本问世于1905年，部分内容是作者为译者重写的，其中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作者承认边际效用。勒瓦瑟于次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及法国在第三共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本书谈到历史学派，但未触及边际效用学派。按他的说法，法国似乎同边际效用运动无关，甚至对它毫无兴趣。
勒瓦瑟对边际效用、特别是对瓦尔拉斯的思想缺乏兴趣所招致的讽刺性结局，在他临终前来到了。1909年法兰西各大学的教授和经济学家曾向瓦尔拉斯献词，其中有这样的反问：“如此喜爱清晰、协调和逻辑的法国精神怎么可能不被（在有朝一日理解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体系的优美布局所吸引呢？这个体系囊括了整个经济界，其中同一个公式包括着一切产品的价格和一切劳务的价值”。谁决不会这样提出问题呢？又有谁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肯定是埃米尔·勒瓦瑟；是科学院的这样一位成员，他在瓦尔拉斯发表了表明其经济学核心思想的演讲之后一星期就对该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异议；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法国经济学界漫长而活跃的生涯中，从来未从瓦尔拉斯的源泉汲取一滴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给瓦尔拉斯的献词（连同那个中肯和有意义的反问）的签名名单中，勒瓦瑟名列前茅。
Ⅳ
第二个批评家奥古斯特·奥托是在1880年代晚期发表其对边际效用的见解的。奥托34岁时（1848年）从历史学转到经济学。他1865年后在各种场合就各方面问题为《经济学家杂志》写文章。然而他在七八十年代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特别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兴趣。奥托于1851年发表了《社会经济概论》，1892年出了再版。他是在1889年首次评论边际效用论的，当时他突然为《经济学家杂志》撰文评论了维塞尔的刚刚问世的《自然价值》和庞巴维克的5年前出版的《资本理论的历史与批判》。
奥托认真阅读了维塞尔的著作并把握住了维塞尔的价值论的基本思想。他把维塞尔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译成法文的La
valeur－Limite（限界效用），但他没有看出这个思想的意义。他指出，谁都懂得消费者还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购买。他责备维塞尔把价格的下跌同效用的下跌联系起来，并从这种联系得出结论。奥托这种联系把交换价值混同于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两种究竟有哪些主要区别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用半页的篇幅表明，虽然增量的水、鞋、书或小麦的效用减少了，但是原先单位的重要性并未减少。其实维塞尔对此也不会否认的。奥托强调了下述情况，其意义不过是说边际效用和总效用都是存在的。他说：“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我每天使用、对我用处很大的书，我们暂且估计其使用价值为10，假定我偶然得到另外10册同样的书，在此情况下，是否该书的效用将减少为零呢？它对我是否毫无用处了呢？的确，我将可以用那10册书，但我拥有的11册书中的任何一册的使用价值将始终为10。”奥托也许不自觉地坚决反对在发现边际效用思想时降低总效用的意义。这种异议可能有理，但难以证明他的极端说法的正确性；他认为维塞尔的价值论“应被视为虚幻的东西，禁锢在把它想象出来的作者的书中”。
Ⅴ
奥托1890年还评论了瓦尔拉斯的《纲要》第2版，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该杂志没有刊登过评论该书第1版的文章，这次发表对第2版的评论，可算是对前次忽略的改正。该文表明奥托仔细研究过《纲要》，这对75岁高龄的奥托来说必定是一种数理经济学的训练，他以往的著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数学感兴趣。
不过，奥托不是作为数学家而是作为经济学家来批评瓦尔拉斯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不隐瞒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担忧。奥托对瓦尔拉斯的曲线（表现物品数量同瓦尔拉斯所谓稀少性之间的函数关系）作了适当的描绘，用一段话解说了“稀少性”一词（“这显得滥用名词”）。他清楚地勾画了瓦尔拉斯在其模式中所得出的使消费者的满足达于最大化的均衡价格的方式。虽然他对瓦尔拉斯的论证作了很好的解说，但他对这些论证是持有异议的。他说：“具体问题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他的根基不牢，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交换价值的不是供求商品的效用或数量”。
奥托首先拒绝的是瓦尔拉斯的这个前提假定：携带物品来到市场的个人将根据交换比例来决定多少货物留作自用，多少用于交换。奥托承认，瓦尔拉斯一贯坚持的这个条件适用于远古时代野蛮人和实物交易，而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在现今社会中，使用货币，存在劳动分工；交易者来到市场时通常都希望卖掉他全部的存货，也不存在多少比例的货物留作自用这样的问题。奥托坚持说，售卖者并不在意其货物所能满足的需求；而购买者也不过问交易者是否以低于前一半的价格出售后一半，因为前一半的货物能够满足他最强烈的需求。这是奥托惟一提到类似于边际效用思想的地方。奥托举例说：“吃一顿美餐的人，为最后上的饮料和菜肴付出的钱，通常要比为最初上的饮料和菜肴付出的钱更多。”
他的下一个论证基于这个所谓事实：在现代社会，生产能使自身适应需求，而且生产的物品量通常超过消费者的购买量。这个结论是他从生产者售卖他们货物的困难中推论出来的。他争辩说，这意味着大多数物品的边际效用是零，因而不能以边际效用作为决定价值的工具。按照奥托的看法，生产者所使用的劳动量在所有场合都调节着价值，只有局部垄断是个例外。作为反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论据，奥托提出了一个完全无关的条件：需求要求购买者不仅有需要，而且有足以满足它的能力。
奥托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没有分量的，回答这些论据并不需要多么特殊的理解力和技巧，不过没有人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作答，这样它们就成了官方的法国学派1880年代对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最后看法。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四章 法国经济文献中的边际效用（1871…1889）
Ⅰ
法国有若干种专业经济学杂志定期评论外国和法国的重要著作，而且可能对杰文斯《理论》、门格尔《原理》和瓦尔拉斯《纲要》各书的第1版有所了解，但只有一种杂志评论过这些著作。
夏尔·勒托特是惟一评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开创性著作第1版的法国人。勒托特评论瓦尔拉斯《纲要》时没有提到边际效用，他只限于讨论数学方法。他也涉及到杰文斯的《理论》（但未发现一页是令人欣慰的）和杜皮特的著述，但同样没有在边际效用的使用上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在此看到了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对边际效用重要著作的评论中，这位法国人的评论没有提到边际效用问题。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后来著述的遭遇未见好转，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一篇匿名评论未提边际效用，反而用其不大的一点篇幅批判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甚至季德在评论瓦尔拉斯《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已重印为瓦尔拉斯最早的边际效用著作的第1部分）时，也主要是强调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不切实际，对边际效用却未置一词。季德的这种疏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两年前他发表过关于杰文斯的文章，在他的教科书中也有对边际效用的附带说明。他显然没有看出瓦尔拉斯的学说有同杰文斯学说相同的东西，这两人的通信也已认可了这一点，这些通信就重印在季德所评论的那部书中。
法国经济学家知道杰文斯，不是因他同边际效用的联系，而是因为他倡导数学方法，所以他们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放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杰文斯在应用领域（如关于货币、价格水平、商业循环和煤炭等问题）的著作。法国关于杰文斯的讣告表明他的声誉并不包括他在边际效用方面的著作。法国经济学家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门格尔也知之不多，他的《原理》如同在英国一样无人置评。不过，门格尔用德文写作并在1871年发表，无疑也妨碍了法国的编辑们为评论者提供这本书。1890年后，门格尔的名声可能已为法国经济学家知晓，但他们完全可能并不了解他的《原理》，至少很久之后还是这样，伯纳德·拉弗恩在其博士论文（1910年）中说：“可惜这部著作为数极少，法国似乎一册也没有；据我们所知，公共图书馆一册也没有。”
Ⅱ
除了季德和拉弗恩以外，没有一位法国著作家的教科书和小册子提到边际效用思想，法国经济学概论的读者肯定也不会注意到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若干情况表明，把1871年和1874年定为边际效用学派发端之时是多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把加尼尔《政治经济学概论》作为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国教科书，该书属于当时最普及的经济学著作之列。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在谈到该书时说：“正是这本书使加尼尔成了名。它事实上成了经济科学的百科全书；方法的条理和知识的深刻同样引人瞩目。此外，作者还显示出对那些同他的科学信仰对立的各种见解具有完全的理解力”。但是，加尼尔“完全的理解力”并没有扩大到边际效用，因为无论是1880年（加尼尔去世前一年）修订增补的第8版，还是里斯1889年出版的校订第9版，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边际效用。
其他有名的小册子对边际效用思想也未于重视，考威的《政治经济学概要》（2卷本，第1版1879－1880年，增订版1881－1882年，扩大4卷本1893年）在其第1版中包括对杰文斯《理论》和瓦尔拉斯《纲要》的材料，第3版还增加了有关门格尔的材料，但都没有显示出这3本著作有何影响。保罗·勒洛－博利1888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没有一点边际效用的迹象，不过，这位作者8年后在其4卷本《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广泛应用了边际效用。这个时期的另一本标准著作是亨利·约塞夫·里昂·包里拉《政治经济学教程》（1857年开始出版），该书第5版（1883年）并不比第1版包含更多有关效用的内容。从下列各人的重要教科书同样可以看出对边际效用的忽视，阿尔弗雷德·乔丹，Y．古约特，费迪南德·杰奎斯·哈弗－巴仁，莫利斯·布洛克。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五章 边际效用学说在荷兰和意大利
Ⅰ
在英、法、德等国的文献之外，我们发现1870年代承认经济学运用边际效用的只有荷兰和意大利的文献。操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斯拉夫语的著作家中，无人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作出贡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是这样。这整个运动限于欧洲和美国，从未扩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曾注意到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不过，他们对这两个小国接受边际效用学说的程度的估计有点过分。瓦尔拉斯提到过阿姆斯特丹的皮尔逊教授，莱顿的格利文，阿姆斯特丹的米斯，乌德勒支的奎克和布鲁尔，还有意大利人A。埃里拉、G．B．、安东尼里、G．博卡多、G．A．赞诺和A．赞比利。杰文斯除了格利文、米斯、奎克和安东尼里之外，上述其他人都提到了。
Ⅱ
布鲁尔比其他荷兰著作家更早地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早先已经知晓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1873年的论文；事实上，正是他最早让瓦尔拉斯注意到杰文斯，后来又把瓦尔拉斯介绍给门格尔。布鲁尔的学位论文是在荷兰首次公开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这篇论文发表前后，布鲁尔还同杰文斯通过信。在使边际效用学派扬名国际方面，他比其他人做得更多。
布鲁尔为什么要把边际效用作为他在莱顿大学学位论文的课题，我们不得而知。他也许会感谢奎克（后来在乌德勒支），杰文斯曾因奎克赞成这种新经济学而提到过他。奎克在1868年（34岁）时已是乌德勒支的教授，在该校一直待到1877年（为尼德兰银行效力）。布鲁尔1878年接替奎克任乌德勒支大学经济学教授。奎克的著作没有任何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痕迹。布鲁尔对边际效用学说的研究在其论文发表后也就停止了。他在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到1917年，他1930年去世。
皮尔逊是边际效用学说的另一位追随者，他大半生从事商业和银行业，1877年到1884年间也曾在阿姆斯特丹任教，离开讲台后，他先任尼德兰银行主席，后任职于荷兰政府。他对价值论（特别是在他不再任教之后）具有非常浓厚的多方面的兴趣。尽管他从未成为这种新学说的完全的皈依者，但在国内却赢得了传播边际效用思想的声誉。一位荷兰经济学家写道：“皮尔逊是接受奥地利学派价值论的第一批经济学家之一”。一位同时代人说，皮尔逊的著作“是杰文斯和门格尔等人所开创的经济理论的最新成就，也是将其运用于分配问题的最新成就，他的著作已经深入人心。”
格利文1880－1915年间任莱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皮尔逊的助手和学生，又是布鲁尔的伙伴。也许应该把他也算在接受边际效用论的荷兰教授之列。荷兰有一份优秀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创办于1852年，在七八十年代很兴盛，而且延续至今。在1889年前的21年间，这份杂志只有一次注意到边际效用的文献；格利文在其中著文简评了威斯蒂德的《经济科学入门》。
除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列举的这几位以外，至少还有一位接受边际效用思想的荷兰经济学家，他就是1885年在阿姆斯特丹接替皮尔逊教授的博京，他在这所大学还教过统计学，不过这一阶段还没有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但在他去世那一年（1890年），他曾为《政治经济学评论》撰文，表明他理解和同情边际效用学说。他在该文中曾提及他在多年讲课中同边际效用有关的观点，可见他188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定详细解释过边际效用学说。
1880年代末有一些荷兰经济学家开始用边际效用理论论证累进税制的合理性，他们转向这个方向可能是受到皮尔逊和博京的影响和鼓励。这一时期发表与税制问题有关的边际效用论的经济学家有科特·万·德尔·林登、特里布、塔斯曼。不过最杰出者当数A．J．C．斯图亚特，他于1889年发表了题为《累进所得税理论考察》的学位论文。
Ⅲ
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1870年代曾指望支持他们学说体系的意大利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履行他们当初的允诺。赞比利在《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1876年）中曾论及瓦尔拉斯的《纲要》，但后来再未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埃里拉在为《坚韧》杂志撰写评论瓦尔拉斯《纲要》的文章后仍然继续经济学的写作。瓦尔拉斯评论过埃里拉的两本书，但埃里拉并没有回到理论经济学方面来，因而也没有再写边际效用论或数理经济学的东西。赞诺在同埃里拉的通信中谈到瓦尔拉斯（发表于1874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但对边际效用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