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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下这样大的娄子，却得到如此轻的处分，要放在任何人头上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可李华强压根不买账，他装作一副啥也不知的样子，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校对是干嘛的工作，依然每天来记者部晃悠。以前，部领导也不敢给李华强分配什么具体的采访工作，现在人调离则更没权力指挥了，他倒成为报社里真正的自由人。
其实，李华强人品还行，水平也不错，文学素养更高，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中文系毕业的本科大学生。1982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还正在筹建中的海山师范专科学校做老师。望着学校这堆废墟，早期想进党政部门的念头便在他的脑海里死灰复燃，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和人事局僵持着迟迟不去换派遣证。当时，国家拨乱反正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到处需要人才。他拿出鲜亮的大学毕业证书走了市里的几个单位，全部没有落空。几经比较，还是觉得到地改市前的海山行政公署办公室的前景广阔。李华强生性好动，性格暴躁，浑身散发出叛逆精神，加之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说是邋遢，这和机关干部西装革履的装扮、一本正经、庄严肃穆的工作作风很不协调。所以，他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但面对八股文式的规范材料往往显得一筹莫展。工作几年，除了接电话、抄材料、跟随领导下乡外，别奢谈什么作为了，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为此他很是苦恼。有一次，“八一”节前，专员突然想起按往年的规矩要到军分区和武警支队、消防支队去慰问，不巧的是秘书科的几个老材料们手头都有写作任务，专员只好叫李华强写封慰问信。本来，这样的材料有现成的，每年拿出来略微改动加上几句和当前形势与时俱进的客套话就可以了，可他想显示一下自己中文系大学生的水平，就查书本、找范文，熬了个通宵，写出来的慰问信很是抒情，领导拿到材料后来不及审阅立马带着秘书长去了军分区。慰问活动开始后，专员拿出材料照本宣科地念了几句，连续几个“啊”、“啊”的叫他气喘吁吁，跟不上了节奏，滑稽得像周星驰，很是搞笑。没办法，专员只好脱开稿子信马由缰地讲起来，讲常规话、客套话是当领导的基本技能，讲起来自然很是顺溜。
慰问信事情叫领导对李华强彻底地失望，专员萌生了调走他的念头，秘书长天生就会看风使舵，品咂出领导的意思后，便找他谈话说你到行署办公室也几年了，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组织上准备给你压压担子，但眼下办公室的位子比较满，打算提拔你到下面工作，下面是哪里？秘书长委婉地说合适他的地方应该是那些学校、文化局、文联、报社等单位。
李华强是个聪明人，听秘书长这样一说就明白领导这是准备把自己扫地出门。说实话，在行署办这个典型的官场环境里，他也萌生过走的念头，因为知道自己长期呆下去要顺应官场的规则，恐怕会完全扭曲了自己的性格，活得将是十分劳累；而一意孤行继续和官场格格不入，会变得连狗都不理睬了。所以，此时不走还等何时？
按照李华强的要求，他如愿到了海山日报社，依照惯例，哪怕是行署机关出来的通讯员，到了下面单位也要考虑在工会、团委等组织里给个职务，何况是办公室秘书和本科大学生呢！刚巧，报社文艺部主任离岗腾出了位子，于是行署指示报社任命李华强担任了文艺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转正。
文艺部有十来个编辑，每两周才编一期副刊，大家的时间实在富裕，闲暇里的李华强便对新闻留起神来，经过揣摩和学习，很快掌握了新闻倒金字塔的写作规律，试着出去采访了几次，写出的稿子竟全部使用，其中有一篇写市里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给农民带来实惠的《田家山村从土疙瘩里刨出“金娃娃”》的稿子，上了头版头条。连一向很少表扬人的仇平稳也几次在编前会上对他看问题准、文章有厚度且文笔干练、表达准确大加赞赏。在扬眉吐气中不断进行总结和提高，依靠扎实的文化基础和良好的修养，在行署几年写不出行政材料的李华强一旦喜欢上了新闻，潜能就很随意地发挥出来。时间过了不久，有些飘飘然的他强烈要求到记者部做一名真正的记者。仇总和他谈到记者部可以，但那里已有一正三副四个主任，职务实在不好安排。他却表态自己到报社不是冲着当主任来的。仇平稳便叫他立了字据，还说这样做是为了上面过问起来好交差。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被弄出行署的都是领导不喜欢的，好不容易弄出去了，领导再也不会关心的。
报社虽说是业务部门，但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都是论资排辈，等级甚至更为森严。到了记者部后，李华强成了资格最浅的人，每天还时不时地被人唤着打开水、扫地、抹桌子。当年在行署办公室干这些活也就罢了，那时伺候的至少也是和仇平稳职位大小差不多的领导，而在报社干这些事情真叫他窝起一肚子火。有了火总要燃烧的。一天，他终于歇斯底里地爆发了，一怒之下将部里的四个暖水瓶全部打碎。从此，人们不和他交往，而他变得更加孤僻，我行我素，独来独往，逐渐成为报社的具体人和自由人。再渐渐地，大家感觉他的心理也有些变态，谁也不轻易招惹他了，他上不上班，平时在社会上干什么，没人去打问，来到单位也没人搭理他。而只要是他写来的稿子，编辑、主任谁也不敢动，签发“同意”后，基本原样呈送到总编那里，一般情况下，他的稿子都不会被“枪毙”。听说他还经常拿差旅费在报社报销。从李华强身上，人们得出一个道理，人活着都是为了那张薄薄的脸皮，如果谁把这层脸皮撕破，完全不准备进步，那时候只有领导惧怕你的份了。
周望上任后，像人们说的，报社无论业务工作还是人事安排，是稳坐钓鱼船，就是不开舟。面对李华强“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他也不闻不问。
那天，李华强在通联部拿到举报殡仪馆的材料后马上前去采访，到了殡仪馆，他发现除了《牵手百姓报》没来记者之外省内外驻海山的几家媒体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到了，他心想：这真他妈的是“几个贼歇在一个店了”。
搞庆典被举报一事，弄得殡仪馆馆长很是狼狈，好不容易以做十万元的专版为条件打发走《牵手百姓报》三名记者后，谁知后面的记者像蝗虫一样一批批地赶来。面对众多媒体记者，馆长心里说，既然拿出了十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坚决阻止媒体捅出去。他知道，一旦媒体披露此事，肯定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他的馆长是必免无疑。只要媒体不介入的话，上面领导最多也只给个处分而已。保住了馆长的位子，至于处分有啥可怕的？在他不停的埋怨声里，已应接不暇的办公室主任小心翼翼地建议道，专版咱们是无力做了，再做恐怕连收来的礼金全贴进去都不够，现在不如对这些记者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按照他们所在报纸的分量和影响力以及他们来的人数情况，分头用2000到5000元不等的红包打发。馆长同意了他的建议。等红包给到海山日报时，考虑到这是党报，又只来了李华强一位记者，所以给了他最高的5000元红包。
写匿名举报材料的副馆长目睹了红包买通记者的全部过程，更加气愤，坚定了连记者在内一起状告的信念。究竟该如何把记者也告在一起，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他想起海山文联有一位专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近年来这位老先生转向了新闻写作，是中央几个大媒体的特约记者。此人一走上新闻道，便以写揭露报道而见长，有几篇在全国都产生过影响。他找到该特约记者，简单谈了情况，果然该记者比他还要气愤，当副馆长又试探性地告诉他，海山市里的所有新闻媒体都有人拿过红包，他一脸严肃地说真不像话，看来海山的媒体是全体堕落了。他一再保证说自己是不会堕落的，他说目前的材料已经很翔实了，就不准备再大张旗鼓地去采访，那样会暴露自己的，依照材料写稿子的前提是你要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完全真实，自己可不想为此惹上官司。本来，举报是偷偷摸摸的事情，现在要立下字据，副馆长显得顾虑重重，最后在记者信誓旦旦的保密承诺中，写下了“如有半点失实，愿负一切责任”的字据。
虽有副馆长的保证书，特约记者依然不很放心，按照送过礼金的单位名单，他找了几个熟悉的朋友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核实，果然事实确凿。还有一个朋友气愤不已地主动提及此事，说要请他在媒体上揭露这种不正之风。他吃了定心丸之后马上写稿，像以往一样批评稿子从不过夜，赶在夜班截稿前将稿子发了过去。次日早晨，他在央视早七点新闻的“报刊浏览”中，听到了海山市殡仪馆借开业敛财的消息，知道稿子已经见报了。此消息一发，报刊、广播电视竞相转载，连各大门户网站也都安排在首页，作为社会新闻的头条稿子，此事一时间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
媒体一发，馆长后悔不迭，大骂自己做了件“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本买卖，便叫办公室主任把发去的红包统统收回来。主任解释说，那些拿过红包的记者并没有发稿，咱们要收就是不讲规矩。馆长便骂什么他妈的规矩，老子叫媒体害死了，哪还顾得上规矩不规矩的啦！主任只好挨个打电话，约见当事的记者见面讨要，大多数记者脸色很不好看，甚至嘴里不干不净，虽说是骂骂咧咧的，但还是不情愿地把红包退了回来。只有李华强是个例外，他说钱早打麻将输光了，拿出了一副死猪不怕滚水浇的泼皮相。本来，到了这个份上也只好算了，可馆长不想给这个记者搞特殊，非讨要回来不可。见主任为难便自己亲自出面找李华强，看到李见他后装聋作哑，气愤中便跑到报社向周望去讨要。
第十二章 修理“泼皮”
送周望上任时，尚进书记论述了党报具有的三大优势，即喉舌功能带来的政治优势和导向权威、信息权威、评判权威和监督权威；具有公信力和品牌优势；具有相当可观的资源优势，在获取信息、开展采访、实施监督、赢得读者信赖、组织各种经营活动都具有便利条件，这些论述高屋建瓴，很有前瞻性和实用性，周望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迪。报纸要发展，首要的条件是必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加大报纸容量。客观地说，海山市周边地区都有地方晚报，作为一个土地和人口大市，由于经济长期落后，导致这样的晚报办不起来。过去没办起来，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海山日报社能得到办晚报的新刊号。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署针对报纸已经突破二千余种致使报纸质量良莠不齐、品种过多过滥等层出不穷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出版署最近的中心工作就是像银行回收贷款一样全力审核书刊号，重新验收登记。此时要想办下来刊号，那无疑就像年底“只回笼不贷款”的银行要贷款一般艰难。周望觉得既然新上一份晚报有这样的障碍，那还不如绕着红灯走，把现在对开4版的海山日报扩版为16版，前4版基本上保持现在的党报风格，扩大的后12版与老百姓生活密切，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百姓们关心的事情。扩版的想法得到了市里的高度好评，方案很快上报到省里。
在等待扩版批复的时间里，为了使报社改革少走弯路，他在请示尚进书记和朱冠军部长等领导的同时，进行广泛地考察调研，再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所以几个月来报社维持着现状，而周望本人不是跑省里就是上北京搞改版的批文，或到沿海新闻行业发达地区学习取经，几个月下来，他渐渐明晰了海山日报的改革思路，简单来说便是在思想上要巩固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特殊传播功能即舆论导向与宣传阵地功能。与此同时，使党报如同一般报纸一样具有经济功能，即依靠报纸产品在市场交换中获得自我发展的经济支撑。通过比较思考，他认为长期以来海山日报的赢利模式单一，主要是通过行政渠道，采取高价发行这一主要赢利模式来弥补广告收入的不足，而这样高价发行办法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悖，也与大多数都市报和晚报竞相降价促销的发行方式截然不同。为此，党报也必须按照市场规律，通过广告、多元化经营和发行三条渠道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经营。当然，要实现三个渠道的畅通，首先必须提高报纸质量，增加可读性，而办好报纸的关键之处在于引入现代企业机制，建立高效、优化、奖勤罚懒的用人制度。上任几个月来，看似他无所事事，但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在苦苦思索中度过的。
海山日报扩版批文下来的时候，周望酝酿的改革方案也趋于成熟，在交到市委宣传部以前先到报社有关人员会上进行讨论，然后全面推行。上会前，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先和余震、韩水平进行了沟通，他俩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既大胆又符合报社的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就在此时殡仪馆举报的李华强受贿五千元的事情，成为了海山日报改革的导火索。
海山日报社宽绰豪华的会议室从周望上任仪式过后便一直锁着，但今天是座无虚席，充满了浓浓的人气，主席台上方“海山日报社人事制度改革动员会”的横幅十分醒目，虽然江南丝竹乐演奏着愉悦的中国名曲“茉莉花”在会议室里欢快温馨地回荡，但丝毫缓解不了大家肃穆而严肃的情绪，轻松的乐曲和紧张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主持会议的韩水平很激动，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发颤，然而脸上非常严肃，严肃到面孔看似发青的地步。唱主角的周望反而是一副笑盈盈的面孔，谈笑中透露出改革的信息，他用探询式的语调说得生动具体并时时用的是和大家商榷的口吻。讲到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大家明白，在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面前，如果我们海山日报社不进行改革，那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出路。但该如何既积极推进又全面稳妥地实施改革呢？我认为，首先要从思想解放入手，使大家树立起党报也要进入市场、进行经营的理念和意识，不仅要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遨游，更要游得如鱼得水，在众多媒体中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其次，要从体制改革上寻找突破口，坚决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坏风气。我们是党的新闻媒体，早在十多年前，我们便报道过这个地方砸破了铁饭碗，那个单位实行了全员招聘制，可一直到现在我们竟还在吃大锅饭、领大锅钱，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悲的事情啊，同志们！”
周望的讲话在会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时而聚精会神地聆听，时而又交头接耳地议论。讲话结束后，人们议论的声音更高了，周望不得不提高嗓门压住大家激烈的争论声，说：“同志们，请大家安静，安静一下，借今天召开改革会议之际，我们要宣读一个决定，这是社委会在会前研究做出的，希望大家给予关注。”他把眼神投给了韩水平。
“现在请余震副总编宣读社委会的决定。”韩水平拔高了嗓门说道。
余震立起高大的身子，先是用目光环视大家，然后开始抑扬顿挫地宣读：“我社记者李华强同志，在新闻采访中利用记者身份收受巨款进行稿权交易，严重违反了党的新闻纪律，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严肃组织纪律，教育更多的职工吸取教训，经中共海山日报社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李华强同志开除公职留用一年的处分。同时责令其三日内退还收受当事单位的五千元人民币。”
余震宣读完毕，满场鸦雀无声。静谧中，人们体味到，报社这次改革肯定不会像以往那样只是放空炮了。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李华强同志爱起财来，不光玷污了自己的形象，更玷污了我们神圣的党报的记者形象。无需讳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报社比起一些单位和部门，比起同行们，大家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是差了许多。但有谁扪心自问过，自己究竟为这份报纸付出了多少，大家的工作什么时候有过压力？再说李华强同志，哎，李华强来了没有？”周望探起身子询问，见大家纷纷摇头，他接着说：“连今天这样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报社命运的会议也不来参加，可想他的组织纪律性差到哪里去了。据我了解，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