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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寨山区的瓦缸乡有一个叫刘宏伟的普通农民，因为他能搞到各类扶贫款而出名，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是“扶贫托儿”。刘宏伟能要到钱的“真经”是：各级的扶贫资金都是一锅粥，有权的人能叫粥端到跟前，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会哭穷也能分到一碗粥。而刘宏伟多年来就是个会“哭”的穷“孩子”。
刘宏伟在省城里当过武警，还在省政府站了两年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他一直与部队及以前的战友们保持着联系，而这层关系也成了他与各个扶贫资金发放部门建立关系的桥梁。为了能使这种关系牢靠，他想过不少办法，比如拿出家乡产的几斤杂粮，看战友家里忙，就主动地去买粮、扛煤气罐等，用诚心打动人家的心。
后来，他看到国家每年都有不少资金拨到乡村，便动了心思，把跑项目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先是拿村里的要钱报告，然后到县里、市里层层审批转报，每通过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请客送礼。等到过了市里到省里时，石寨当地产的花生、红枣等土特产再也打动不了人家了，有钱的时候请人家吃顿自己看起来算是像样的饭，或则送点烟酒这类礼品，一次少说也得七八百元，无钱时便厚了脸皮甚至到处长、科长办公室里倒痰盂。正是用这种拉关系、跑门路、厚脸皮的办法，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以村集体的名义先后要到了大小十一笔涉及到抗旱、打坝、教育和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八十多万元各类无偿资金。
按照事先和村里说好的，所有项目的前期投入均由刘宏伟个人负担，一旦项目跑到手后，不管款数多少都要给他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成。起先大多数村民认为，尽管刘宏伟积极向政府要钱要项目，他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但大家承认，没有他村里也争取不来扶贫资金，所以他拿点提成合情合理，于是便相安无事。当后来跑回来的钱多了，他再拿提成时，村干部和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有些过分了，便经常以种种理由拖拉。这次，他跑下来以工代赈的一个修桥项目，按照市里拨付的二十万元的款项，他要拿走提成五万元，大家便都发急了，因为本来修这座桥就需要三十万元，上面却只给了二十万元，等到被县里和乡里七扣八扣过后，真正到村上时只有十四万多元，修桥的缺口尚大，再将这么一大笔钱轻易地落到他个人的腰包，大家肯定都不干了。
为了这笔钱，刘宏伟说自己整整跑了一年多，劳神费力不算，仅垫付的差旅费、送礼费以及吃饭费就多达近四万元。“钱是我要来的，按照协议拿属于自己的那份这很合理”，他很是理直气壮。但闹归闹，因为钱不可能打到他家的账上，所以他拿着当时草签的协议找乡里闹，乡里不管，便到县里闹。目前，村里的桥没有动工，也没有任何单位和领导放话说刘宏伟的提成合情合理，所以，拿不到钱的“扶贫托儿”刘宏伟的故事似乎还要继续讲下去。
编后：长期以来，项目带动战略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但项目如何得来，是完全靠程序逐渐申报，等待漫长的批准呢，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采取“特殊方式”，上省城、进京城积极争取？或是采取像刘宏伟这样的方式跑？项目到手后，是否要明着暗着报销费用，拿提成？希望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扶贫托儿跑项目”一刊登出来，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报社自然来稿多达五千份以上。报纸不失时机地专门开辟了专栏，每天都有选择地刊登来稿。
有人认为，扶贫资金拨付无法可依，“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刘宏伟几年所跑来的近百万元扶贫款，多数是通过个人关系争取到的。“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从中刘慢慢摸出了门道，所谓的“机动性”也就是“随意性”。本来并不宽裕的“粥”，由于“会哭”的程度不同，“扶贫托儿”的能量有别，其分配就出现了不公不平的境况。
有人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这些资金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效益低下。他们举例说，上面按照设计下拨的建校专款到真正建设时，实际规模比原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平房，教室变小，阅览室、实验室不见踪影，建筑面积严重缩水且质量不容乐观；乡村公路本来是五米宽，修好后只有不到四米，而到验收的时候，领着验收人员到个别较宽的地段丈量一下便可以了。
有人在来稿中分析，这些积弊的形成关键在于扶贫开发尚缺乏钢性的法制约束，甚至是无章法可循。尽管有关方面称，为保证其安全运行，实行“开展参与式扶贫”、“推行公示公告制”、“实行报账制”、“挂职干部督导”四条监控措施，应该由中立机构对受扶对象进行科学评估，通过阳光操作的方式，防止随意性；对层层截留者，无论何级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扶贫奖金的使用效益应由国家审计部门依法审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对扶贫资金的下拨、使用、效益全过程实施法律监控，确保国家扶贫大政惠民益民，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随意吞噬的“大锅粥”。而在“扶贫托儿”那旮旯，这一切却“形同虚设”。
也有人说，政府应该重奖刘宏伟，就像黑客发现了网络的漏洞那样，他发现了国家资金使用中的弊端，这个发现一旦得到弥补，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报社领导的周望对这个话题所产生的社会反响颇为高兴，他也以“任文新”的笔名意即新闻人，写了一篇经济述评文章，直接质询“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前不久，一个农村里的“能人”寻到市里某项目管理单位讨说法，说自己辛辛苦苦跑市里到省城，请客送礼破费了许多，为村里跑来五万元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款，村里却没按先说好的40％提成给他，所以他要找上面“告状”。项目竟是在这样的刺激和奖励下跑来的，笔者感到茫然。
众所周知，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项目带动战略已普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举措，可是项目是从哪里来的呢？深谙此道的官员们甚至连老百姓都认为是跑出来的，因为“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于是，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同志的工作重点和不遗余力的事情，他们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进行大跑、特跑，有人还从中掌握了门道，跑出了经验，跑出了政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官员因为项目上的多而得到了提拔）。从局部看，这样轰轰烈烈跑来的项目的确给地方带来了不少的好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方经济得到了繁荣等。但从全局看，这样“跑项目”的背后究竟跑出了什么？据笔者了解，热热闹闹的跑项目背后至少跑出四个很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是跑出了一些管理部门的“老爷”作风。任何项目的上马最主要的是应该和当地实际相结合，但由于跑到门口的人过多，助长了这些管理部门高高在上、纸上谈兵的“老爷”作风，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只认跑到门口、求到跟前的，而不管科学论证和基层的具体需要，随意安排项目，显然是滥用了人民给予的权力，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与胡锦涛同志“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相悖。
二是跑出了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笔者以为，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在国家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中更多的是计划的成分，所以不应该通过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获得。项目的安排应是管理部门从国家发展的“一盘棋”出发，因地制宜地依照地域的不同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来进行考虑，这和盖一座大楼进行投标有本质的区别。但有一些人认为，国家既然安排了这些项目，那安排在哪里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跑项目就成为一场比速度、比力度的竞赛。孰不知，仅仅依靠人际关系、通过“公关”手段而得到的项目很难不脱离科学的安排原则和具体实际，更难确保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最大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可能跑出了腐败。众所周知，所谓跑项目其实就是拿着钱财和当地的“土特产”（有时候这样的特产甚至包括当地出土的文物）对项目管理者进行“公关”。显然，这样的过程多数就是权钱交易，滋生腐败堕落。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项目，本应该依据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可一旦这些公共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受到“跑”的影响，就会有失公衡，出现急需上的项目因“跑”的力度不大而上不了，本不具备条件上的项目却因为跑的力度大而大功告成。不客气地说，这样安排的项目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四是跑出了豆腐渣工程。任何一个项目的科学核算中绝对不会预算“跑”项目的成本，可一旦这些项目到了具体实施中，又有多少不剔除这样的成本呢？剔除“成本”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审计、被披露出来的专项资金遭到侵占、挪用的问题。大量的建设资金被人为地用做“公关”，其工程质量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最可怕的还不是“豆腐渣”工程，而是鼓励跑出了这样的项目并为此拨出“公关”经费的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大家知道，公共财政和资源的合理使用程度标志了这个社会的健康和文明程度，它的使用是非常严肃、慎重的，必须科学、合理，用尽量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效益，同时，这样的项目要受到方方面面地严格监督。显然，在时下千军万马跑项目的大潮中，笔者以为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项目决策机制已是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显得非常紧迫。
《海山日报》围绕“跑项目”之事引发的冲击波在省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省报也放下架子参与了进来，不仅将海山日报的文章做了重点转载，而且破天荒地发了四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出项目带动战略必须要尊重科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腐败等等。省报评论一出，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第二十五章 左大记者掀波澜
左韵从石寨开会回来后，因病告假再没到报社来过，和周望也只是打过一次电话，说她患上了慢性病，医生说需要静心休养，只好请假一段时间。听得出她声音的少气无力，表情肯定是黯然的，似乎情绪更加糟糕。当时周望想问是啥病，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女同志的病是不好随便问得那么清楚的，便说好好地静心养着，报社这边的工作敬请放心。
差不多又过了一周，在没有得到左韵的一点儿消息后，周望真有些坐不住了，她到石寨出了一趟差怎就病成这样，难道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甚至发生过什么意外？这样想着，心头便掠过一丝不祥的征兆。他的心忐忑不安起来，决定上门探望病情，顺便察看点端倪。本想一个人前往，但考虑毕竟是到女同志家里，自己一个人去不妥，他便叫上余震一同前往。
左韵家住在海山老城里，余震说自己几年前去过一次，但一辈子也忘记不了那个地方。那片地区是市区里著名的贫民区，住的都是海山的老户人家，左韵家的那条曾经叫“战斗巷”的巷子是名副其实的一人巷，大约只有五六十公分宽，比台湾那条著名的“摸乳巷”都要窄，别说两人并排行走了，即使是一个稍微胖点儿的人在里面行走也有些困难。巷子很幽长，更是曲曲弯弯的，快走到尽头时，可见一个高高的大门，虽然破破烂烂，但上面残留的飞檐和厚实的头戴加上门口快要倒塌的厚重而巨大的隐壁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雄丽和辉煌。这个四合大院里十分拥挤，院子中央像“炮楼”般的无规则地耸立着一间间小房，沿着“房丛”转到院子南边的一个墙角，是一进两开结构的房子，房子也是用很威武的厚砖大瓦建起的，是很讲究的那种“椽廊虎抱”构造，两扇房门也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倒可以清晰地看出精细的雕刻工艺和曾经的华美。余震手里提一袋水果上前轻轻地敲了门，门便“吱”的一声打开，一眼可见床上躺着的左韵，见到是他们，她本来无神的眼睛马上在慌乱中显得不知所措。“周总、余总，你们怎么来了？快请坐，家里乱七八糟的，真不好意思！”她挣扎坐起来勉强笑着打招呼。
“你躺着，躺着。”他俩异口同声地说，看到床对面有两只藤椅他们便坐了下来。究竟是怎么回事，眼前的左韵看不到她昔日风风火火、精力充沛的风采，面色枯黄毫无光泽，两颊无肉更显得颧骨突出，整个人简直像脱了相，在她的枕头上也看到丝丝缕缕的脱落的杂发。“左韵，你身体怎么了，都病成这样了，怎么不到医院去看？”周望关切地问。
“头有些晕，估计又是贫血病犯了，没关系，是老毛病啦，休息几天就好了！”她强打起精神，惨淡地笑笑说。
周望看着余震，余震是一副茫然的样子，他在心里嘀咕，怎么好几年了，没听说过左韵有贫血的毛病呀。“躺着不行，应该住医院治疗，我爱人在市人民医院，现在就给你联系床位。”周望说着掏出手机便要拨。
“周总，别，千万别联系，我知道没事的，真的不需要住医院。”左韵好像很急切，脸色也涨得通红，似乎就要扑过来夺下手机。
见她这个样子周望只好作罢，“那你爱人呢？家里可要有人好好照顾。”
“上班去了，”左韵轻描淡写地说，“周总，很不好意思，采访没有完成。”
见她低垂眼帘像做错事情的孩子，周望连忙安慰道：“那有什么关系，好好养病，现在不谈稿子。”按照事先说好的，他们拿出一个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在和左韵的争执中强行放在茶几上，然后告辞。本来，周望是不准备放钱的，那样好像显得有些庸俗，余震说她家的经济状况实在太差，老公没有正当职业，孩子又小，所以他俩每人拿出500元放在信封里。
左韵的家庭真是很特殊，她老家是邻市农村的，她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海山大学中文系，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年年是三好学生，还在大三的时候入了共产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在上大学的四年里，她不仅没有要过家里的一分钱，反而在为数不多的回家中，都要给家里带回去几百元。这些钱全是她打工赚的。几年里，她先后做过家教、产品推销员、夜总会收银员，大四的时候在一个小茶庄里打工时，结识了茶庄的夏老板，也就是她以后的老公。这位夏老板是个只有一只胳膊的残疾人，夏家是海山历史上有名的油画匠世家。众所周知，油画是绘画里最高雅的艺术，但油画后面加了一个“匠”字，这里的油画便成了一种谋生的技能。油画匠人主要是给新房屋、家具、床油漆，遇到家境殷实的人家，便在这些家什上进行绘画，他们在房梁上描龙画凤，在柜子上画山水花鸟。夏家出名主要是他们祖传的塑像的手艺，把真武祖师、玉皇大帝、阎王爷们雕塑得栩栩如生，海山有点名气的寺庙里的塑像都是出自于夏家艺人之手，特别是他们点画神仙眼睛的妙笔更为传神，经过他们的点画，各路神仙都活灵活现宛如活了一般，真是西北地区的一绝。在海山城里只要对老海山人提起“夏画”，那真是无人不知，没人不晓。年过而立的夏老板虽然是残疾人，但也得了夏家的真传，一只手画出那些健全的动物是惟妙惟肖，他的画作曾经获得过全国残联举办的残疾人国画大奖赛银奖。而且，他的口才更是了得，天文地理、书法绘画、文学音乐是无所不知。面对这个单纯又可爱的女大学生，这些知识派上用场，在工作的间隙里他拉住左韵口若悬河地表述那些对于她来说是很新奇的事情，有如大师在指点江山。当然他屡次讲述过自己胳膊的故事，那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他20岁那年在一个寺庙里站在架子上塑像时，寺庙里的一个年轻和尚站在他下面打下手，谁料顶上的一根电线由于年久老化突然断裂，就在电线将要落在和尚头顶的一霎那，他一把将电线抓在手中，顿时火化四溅，伴随着一缕青烟他的一只胳膊永远地脱离了自己。这样漏洞百出的故事，左韵每次聆听后却像崇拜从小学习的雷锋叔叔那样愈加崇拜他。在夏老板的店里，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