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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章蒙古民族的根源
一 图腾崇拜
二 狄
三 从蒙古高原的群体到柔然汗国建立
四 成吉思汗家族
五 土默特部族的演变
六 “蒙兀室韦”辨析
七 蒙古人创建的柔然汗国
第三章 北狄与蒙古
第四章 结束语
附 古代蒙古人的信仰——萨满
第一章 概述
这本小册子很不成熟，只能给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一些浅鲜的见解和线索，意在抛砖引玉，企求读者不吝赐教，共同探讨蒙古民族的根源。
蒙古民族是祖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探讨蒙古族根源的资料，在祖国古史中俯拾即是，开卷可得，不须求教外籍。凡是相当或接近蒙古语的人名、地名、山川河流、古迹名胜、传说故事、歌谣经咒等，有些就是有关蒙古族放源的线索或痕记。只要下功夫去挖掘、发现、解剖、分析，揭开假象，暴露实质，注意历代史官的错读、伪证和地方语音之异，就不难识别真伪，找出蒙古族族源的线索。
诸夏、诸狄、诸羌、诸夷、诸蛮、诸戎等许多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合繁衍，共同缔造了祖国的灿烂文化。蒙古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在祖国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是中华民族中一支不可抵估的力量。蒙古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与地位。蒙古民族的起源则应当是蒙古族历史中的首要章节和重要的部分。蒙古民族的根源在血统上与北方各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上与奠基中原的诸夏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祖国历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记载了“獯鬻”、“渠搜”、“北狄”等以及“土方”、“鬼方”、“方”各周围的方国。姬周之兴，更有赖于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推翻了强大的殷商。西周、东周、秦、汉以至隋唐，一部中国通史，实实在在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北方民族中的蒙古，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民族从始至终扮演着连台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出现在祖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外学者却没有人把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称谓的蒙古民族的历史联贯起来，只是寻觅“蒙古”的踪迹，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蒙古族族源问题，由于志趣不同，要求各异，其结果也就与历史的真面目背道而驰了。
清朝皇帝为了拢络和统治蒙古民族，提出了“满蒙同源论”。谁都知道，满洲是女真部族，女真源于肃慎，肃慎是我国东北长白山区的古老民族。蒙古是我国北方斡难河畔蒙瓦部的先民，曾以“蒙陈”的称谓出现在《隋书·铁勒传》。“没歌部”的名称见于《魏书·序纪》。“没骨人”的角色刺杀了秃发树机能。“木骨闾”（蒙古勒）的儿子“车鹿会”（石头儿）建立了以蒙古人（蒙古人当时是高车民族中的一个部族。）为统治中心，以高车民族为基础的柔然汗国。与女真迥异，和满洲各不相同，天各一方，风俗各异，语言不同。清代学者皆知其否，谁又敢冒死以驳清帝之论呢？蒙古学者萨岗彻辰借佛教之三十三天界，隐喻蒙古民族源于天国之说，否定清帝的谬论，引伸为印度——西藏——蒙古和系列关系，变图腾“孛儿贴赤那”（苍狼）、“豁埃马阑勒”（惨白色鹿）为人名，埋没了民族形成年代的证据，使读者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蒙古民族来源于印度——西藏。
更有甚者，无视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谓裔出黄帝者。他们的论据是《汉书·匈奴传》：“其先祖夏后氏这苗裔”和《魏书·序纪》：“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以及《前燕录·慕容传》：“昔高辛氏游于海滨，以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孰不知，此皆民族融合之笔，是诸夏融于诸狄。后世反客为主，视被融之人为祖也。若鲜卑拓拔、鲜卑慕容皆祖黄帝，鲜卑宇文低何以又祖炎帝呢？文曰：“炎帝被黄帝所灭，子孙避居北野，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焉。”夏后氏子职，黄帝之裔以及炎帝后代殆皆因乱避祸北逃而融于北族，是移民而非先祖。
屠寄著《蒙兀史史记》以蒙兀室韦和室韦蒙瓦为据，谓蒙古源于东胡、室韦。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蒙豁勒”称为“蒙兀儿”，且对室韦叙述甚多，意在室韦为蒙古之源。
王国维氏循《旧唐书·室韦传》：“河出俱轮泊”的“泊”字之误，误证俱轮泊为呼伦泊，把东北流之额尔古纳河当成了《旧唐书·室韦传》中的“屈曲东流的望建河”，把南流入湖的达兰敖罗木河，当成了北流逆行的额尔古纳河河源。
其实，屠寄在光绪二十五年已经完成了《黑龙江舆地图》，在海拉尔河转向东北流易名为额尔古纳河的转弯处绘有明显的河水流向标志，是额尔古纳河原于海拉尔河。在达兰敖罗木河，也绘有南流标志，以示入湖潴蓄之水。但近年来仍有谓额尔古纳河源于呼伦湖者。望诸公一读《呼伦贝尔志略》、《黑龙江志稿》，以及《黑龙江舆地图说》，呼伦湖、额尔古纳河等真像，自会大白，额尔古额河源于呼伦湖之说，不攻自破了。关于蒙古族源于室韦的说教，笔者有不同的见解，下面另文详述。
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著《匈奴民族考》，原名为《蒙古民族起源考》，提出蒙古族源于匈奴的见解。其根据是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军政制度相似。惟对匈奴兴于大青山下，蒙古成长于肯台山脉三河之源的天各一方，无法联接起来。匈奴的后裔与蒙古族的世系更不能衔接，无法证实蒙古族源出匈奴。其实，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汇编》早已阐明“匈奴之国其种有五……”，其中就包括匈奴、突厥、蒙古。阐明匈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突厥、蒙古是匈奴国家之民，不是匈奴民族之裔。突厥和蒙古的祖先，是匈奴国家的成员，不是匈奴民族的子孙。
土特学者荣祥著有《蒙古族源浅探提纲》（未出版），主张蒙古族源于白狄——匈奴——柔然。较之白鸟库吉略高一筹，惟纳匈奴于白狄之中，尚兼鲁莽。
把白狄、柔然、蒙古纳入一系，尚不悖谬。
新《元史》提出蒙古源于突厥，其依据是从语言、习俗，到社会制度、军政法规、图腾崇拜、祖源传说等都有相同、相似、相近之处。但突厥晚出，蒙古早见，时间不能颠倒，主次不可倒置。没有突厥源于蒙古的证据，当然就没有理由说蒙古源于突厥。突厥、蒙古同源于北方狄历。突厥习俗尚赤，属于赤狄。蒙古尚白，属于白狄。二者同源别支，只有姊妹之谊，并非祖孙相承。有谓蒙古源于突厥者，非也。
《明史》谓蒙古族为鞑靼，明译《蒙古秘史》也把“忙豁勒”译成“达达”，把收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秘史）译成《元朝秘史》，故有蒙古族源于鞑靼之说。
“达旦”一词，始见于唐代《会昌一品集》李德裕致没斯书中。李德裕是据“塔塔儿”之名的汉字标音。中原学者以示其异，由达旦、达靼，演变为鞑靼。
辽金二史则直书其音曰阻卜、阻、术不姑者，盖取“拓拔”之蒙古语读音。突厥文阙特勤碑文中有“塔塔儿”之名，《蒙古秘史》也记载着“塔塔儿”之事，由塔塔儿演化为鞑靼，此为“鞑靼”一词之源。塔塔儿、阻卜是从贝加尔湖南迁的一支。其主力为来自西伯利亚之鲜卑拓拔部，经过九难八阻，南下阴山匈奴之故地。其另一支，则返回大兴安岭，活动于呼伦湖、贝尔池之间。至辽金已发展成大族，界于北族与辽金之间，隔绝了北方各族与中原的联系。蒙古兴起以前，人们只知道辽金边外有鞑靼，不知有蒙古，人皆以鞑靼盖蒙古，以为蒙古为鞑靼支系。故有蒙古民族源于鞑靼之说。其实不然。鞑靼是塔塔儿之音变，塔塔儿源于柔然檀檀（檀檀为塔塔儿之音变。）。鲜卑拓拔部从大兴安岭北上西伯利亚与土著丁零杂居，后来由于拓拔与土著丁零力量对比的变化，强龙难压地头蛇，不得已南迁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尤盛，拓拔无法立足，其主力南下匈奴故地的五原。一部分退居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之中，接受了突厥文化，《唐书》称之为“木马突厥”。另一部分就是上面所说呼伦贝尔地区的阻卜，他们在柔然的影响下，接受了蒙古的文化，后世为成吉思汗所灭，遗人全部鬲合于蒙古。鞑靼是檀檀（柔然国人）和鲜卑拓拔的结合体，蒙古是狄历中之白狄。
狄历、鲜卑同出于蒙古高原。呼伦贝尔的鲜卑拓拔又与檀檀融合。蒙古与鞑靼在历史的进程中错综复杂，渊源深远。但谓蒙古族源于鞑靼，则非是。
有人说：“北迁的夏族是秦汉时代的匈奴”，“夏之属国豕韦北迁后称失韦、室韦”，“也是室韦自辽东半岛半迁的一支”，“辽、金、元、清四代，都应是室韦的后裔。”（节录《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第12…15页《夏史初曙》座谈纪要中的谈话。）。
北迁夏族是秦汉匈奴一语，来源于《史记·匈奴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弱，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史记·匈奴传》的正文已有矛盾，若再参照《匈奴传》的注解，更难贯通。古今学者皆认为“荤粥”、“猃狁”是匈奴的先民先族，明虔的就解也说得很清楚。《匈奴传》正文又说，在唐虞以上荤粥、猃狁就住在北方。唐虞比夏后氏要早得多，而晚出的夏后氏怎能是唐虞时代的民族之祖呢？匈奴既然是夏族，又为什么不行夏礼用夏言呢？“夏政戎索”习俗可以“戎”化，语言又为什么改易呢？我们只能承认夏后氏子孙，有人向匈奴祖先部落方面移民。认为匈奴以夏为祖是欠妥的。
豕韦是夏之属国，属华夏之邦，有高度文化，国虽灭，华夏文化尚存，淳维、豕韦皆可北迁，夏代文化不能泯灭。古公父尚不忘后稷、公刘之业，豕韦又岂能逆转历史进程，以文明之族倒退为后进之部落。且失韦、室韦，是山名鲜卑之音变。豕韦为诸夏之姓，二者并无牵扯，两者岂能相混。
至于“辽、金、元、清都是室韦后裔”的说教，大有混淆不清之感。
辽为契丹之国，契丹出自宇文，宇文自称为炎帝之裔（见《周书·文帝纪》。）。
尽管《周书》虚夸托大，契丹为鲜卑民族则无误，并非诸夏豕韦之裔，更非室韦所出。且《唐书·北狄傅。室韦传》云：“室韦，契丹别种，东胡北边，丁零之苗裔也。”契丹在南，室韦在北。论祖源，契丹早于室韦；论地域，契丹与室韦南北相邻，同时并存，史书也相提并论。契丹之辽岂能是室韦之裔。
金与清皆女真族，女真是肃慎之裔。舜二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尧舜之世肃慎已见于史。非隋唐室韦之裔。室韦之中虽有女真部族习俗，但绝非诸夏豕韦之裔。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强大汗国，《唐收》虽有“蒙兀室韦”、“室韦蒙瓦”之文，只能是居住在斡难河《唐书》称望建河）畔的蒙古部族，并非蒙古之源。
蒙兀、蒙瓦在大室韦之西，大室韦在室韦本部的西北数千里，且地域隔绝，语言不通，方壮猷教授已明示“大室韦与室韦不是一个民族。”（见《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室韦考》。）
按照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要有共同的居住区域，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大室韦与室韦部落并不具备上述的基本条件。那么，本来不是一个民族，又怎能是祖孙相承的一脉相传呢。关于室韦与蒙古的关系和室韦的详细情况，后面有专文论述。这里只说明辽、金、元、清并非室韦之裔，以及诸夏豕韦与鲜卑之室韦并无瓜葛。
蒙古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相差无几的。各族都是从蒙昧时期过渡到野蛮时代。所谓“野蛮”是与后世的文明相对而言，并非贬语。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初期阶段，当原始人群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和人类的活动当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从大群分成小群的时候，为了区别不同的群体，就产生了群体标志的概念。用什么做标志呢？当时的人，只能在生产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物中选择，在敬畏的物体中去寻找。黄帝时代的人感觉到云中孕育着风雷雨雪，冷暖祸福，由敬畏而崇拜，故黄帝族五个部族以云为名（尚有以兽为标志和虫、鸟为标志的黄帝部族）。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故神农氏以火为标志。狄族中之高车、突厥、蒙古皆以“狼”为标志。这些标志受人类的尊敬崇拜，就是今天所说的“图腾”和“图腾崇拜”。这些标志、图腾，人类的子孙们为了表示尊崇和怀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出很多的动人神话，以示其族来历之不凡。有的人还把最显赫的皇帝、可汗、单于、天神、圣女等附丽其间，以示祖源之崇高神圣。
近来有些蒙古族同胞对本民族崇敬的狼图腾大为不满。他们认为，狼之为物，危害人群，其性凶残，不应用做部族标志，崇拜之图腾。
古今之狼不变，狼的习性亦无变化，惟狼所处的环境，则古今大异，狼与人的关系古今亦不一样，人对狼的看法，也就有古今之别。
太古时代生物繁茂，资源丰富，狼猎取的动物，遍地皆是，不需要侵犯有自卫能力的人。即使人类发展到狩猎经济阶段，狼也不侵犯受人保护的少量牲畜。
人类看到的狼却是机智、勇猛、护群、爱仔、不争食、不互斗，配合默契，围斗凶兽猛兽，轮番作战，各有分工，似有指挥者也。原始狩猎人群吸收了狼的优点，以狼为师，自然要产生对狼的尊敬崇拜，以狼为氏族标志和部落的图腾也就不奇怪了。后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生态失掉了平衡，人类突飞猛进，进入了畜牧经济，饥饿的狼自然不会再选择家畜或野牲，也不会舍易而就难。从畜牧经济开始，狼就被人视为破坏畜牧业生产的灾星害兽了。尽管如此，人类对狼图腾的崇拜，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神化和美化了。我们对狼图腾的崇拜，应有全面的认识。
尊狼拜祖是图腾崇拜。人自是人，人不是狼的后代，狼也不是人祖。
图腾是民族形成年代的标志之一。凡是富有图腾色彩的祖源传说，其民族形成的年代，必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契丹民族虽然晚出，但其源于鲜卑，尚有青牛白马的图腾迹象。室韦、失韦虽然称国，却无图腾痕迹，与形成于图腾崇拜时代的民族不能相提并论。
当人类的生产水平有了新的飞跃，更由于梦境的反映，人类萌生了祈求本氏族祖宗护佑的概念，在图腾崇拜的同时，又产生了祖宗崇拜。图腾是神物，祖宗则是人物。自从祖宗崇拜在人类思想中扎根以后，新的图腾就不再产生了。所以说，凡是富有图腾色彩的祖源故事，就证实这个民族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或更早。
祖宗崇拜虽然取代了图腾崇拜，图腾的形象却仍然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深处，只是不再产生新的图腾罢了。在后世的润色中，差不多都把祖宗的形象和图腾揉合在一起了。例如《高车传》的单于幼女与狼结合，《突厥传》的突厥小儿与狼相配，《魏书·序纪》的拓拔力微与神女会，以及人化白鸿等把人与物揉合在一起了。
《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姻族。蒙古民族的图腾崇拜，就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的有力证据。《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
《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被他族灭”。
这个“他族”正是周穆王的劲旅。两书遥相呼应，证实此狼鹿氏族正是蒙古部落。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云：“蒙古民族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即原始公社制度时代。”俄国学者俾丘林也说：“蒙古民族的起源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内蒙图书馆藏）。），“远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这个民族游牧于中国的北部沙漠。”这个地方在中国称做“北狄之地”（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喀尔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