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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市场行为在反托拉斯活动中还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许多反托拉斯条款都用于限制所谓的反竞争行为，这些也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本章限于研究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公共政策中研究赢利性的重要性
1968年，白宫的反托拉斯政策工作小组实行新的法规来完善反托拉斯状况，该工作小组成员的研究案例建立在对大量的资本报酬率研究的基础之上。他们提出要限制集中，并控制他们认为会带来高额资本报酬率的其他一些因素。
对各主要行业中资本报酬率的研究多少证实了持续集中对产出和价格有着不利的影响……在长期中，若存在着遍及整个经济而不仅仅是单个厂商的持续高额利润，那么它就表明存在着人为地限制产出以及缺乏充分有效的竞争。
至于后来的一些建议，如兼并前通知反托拉斯法（修正克莱顿法，15U．S．C．12ff．）及民事诉讼反托拉斯法（修正15 U．S．C．1311），也是“可能显著地减少竞争”或“趋向于增强某种垄断势力”的潜在共谋行为，这些行为会带来较高的利润率。
集中与利润
这些建议中存在一种模糊的观点，即垄断势力（集中、进入壁垒、广告）与利润率之间有一种可以辨认的确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垄断势力是由一个行业中超出竞争水平以上的平均利润率来计量的。在多数情况下，利润率被定义为会计上的利润（来自于损益计算书）对资产净值（来自于资产负债表）的比率。
包括乔·贝恩、H·迈克尔·曼（H．Michael Mann）和乔治·斯蒂格勒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考察了利润率、集中程度以及其他垄断势力指数之间的统计关系。早在30年前，贝恩在运用本世纪30年代后期的资料进行最初的研究中，就发现利润率与集中之间存在着某种较弱的相关性（28％）。他的研究表明，与集中程度最小的行业相比，集中程度最高的行业中的平均利润率更高。伦纳德·韦斯（Leonard Weiss）用曼的多元回归资料发现，在利润与高度集中以及进入壁垒高的产品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正相关。然而，当把某个行业剔除出去以提高最终结果的统计置信度时，关系就颠倒过来了：高度集中行业中的平均利润率要低于较少集中的行业！
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对集中与盈利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它使用的是1949至1953年间125个食品制造商的资料。该委员会发现，从经过修正的地方性市场上看，利润率与最大4家厂商的加权平均集中率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该项调查的内容还包括对广告－销售比率、产量增长、厂商多样化以及规模等不同变量的估算。
另一项由盖尔（Gale）进行的研究考察了用虚拟变量、销售额、行业发货量以及其他变量计算的集中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当市场份额至少为4％时，利润率与集中有一种正的相关关系。他的检验包含了1963年至1967年100家制造业厂商的资料。
1973年，琼斯（Jones）、劳达迪欧（Laudadio）和伯西（Per… cy）检验了赫芬达尔指数意义上的利润率与反映广告－销售比率、资本需求量以及地区性市场和进口虚拟变量等附加变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只有将规模与进口变量排除在外，集中与利润之间才在数字上出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所有文献中，除了不少批评之外，这类研究至少还有50来项。这些研究的言下之意都是说，市场中的厂商，尤其是最大4家至最大8家厂商，若能维持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率，那就必定存在着某种垄断势力。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集中率较低的市场结构相比，较高的集中率代表了厂商可以获取高于一般利润率的那些市场结构。一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则检验了除集中以外的其他一些市场结构因素，如广告。
对合并的考察
对集中与收益率或盈利性关系的另一种研究角度是考察收益与合并的关系。杜因（Dewing）考察了一个包括35个行业合并的随机数列，这些合并要考虑到现在仍然存在、有全国影响、合并的厂商数目、资料的可得性和准确性等各种情况。他检验了如下假说：一种囊括大部分行业份额的兼并或合并会增加集中，从而提高合并厂商的收益。杜因教授的结论表明，与合并之前的厂商相比，正常合并的利润更低了。这种利润的减少来自进入和其他竞争力量引起的竞争压力。
利润率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探讨集中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至少，集中程度并不是精确或清晰的。我们毕竟还没有一个很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哪些厂商应该计入行业。还有，对利润率的计算和分析也陷于困境，其中不能说不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分析建立在会计概念之上。计算一家厂商投入资本的方法各不相同，特别是有关研究与开发以及广告时更是如此（我们在后面和本章的附录中还要详加讨论）。最后，大多数对利润率的研究用的是截面资料而不是考察各个时期的利润率如何。
然而，在更为细致地考虑了对集中的各项研究的长处之后，有人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集中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证实或证伪，尽管许多研究已发现它们之间是有某种正相关关系的。不少争议集中在如下方面：统计方法的简陋、静态与动态利润率之间的差异、非均衡力量、因资料不足或统计特征问题而包含或剔除某些行业后导致结论的不确定性，以及加权和非加权的集中率等等。
例如，布罗曾（Brozen）就表明，在贝恩原先的研究中，每一个时期的利润率受到考察期内重大变动的影响。这种变动证实了另一种假说，即利润率在长期中是趋向平均的，但它受到暂时的非均衡力量的支配，后者可能使观察到的利润率暂时大幅度增加（或减少）。布罗曾用曼的研究（它显示出高利润率）检验了这种假说。表4．2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较高利润率确实是趋向均衡水平的。
表4．2按进入壁垒分类的19个集中性行业中平均会计利润率净值的变化，1950－1910至1961－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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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1961…
1960a 1966
以高度壁垒分类的平均数（8个行业） 16．1％ 13．1％
以较大壁垒分类的平均数（7个行业） 11．3％ 8．9％
以中等至低度壁垒分类的平均数（4个行业）12．7％ 10．0％
所有制造业公司 11．1％e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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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研究都表明，用实际资料作为基础来检验利润率或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是有困难的。使用不同变量（如那些在基尔帕特里克（Kilpatrick）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和以厂商而不是行业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变量）的努力也未能显示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关系。最后，对利润率的经验研究来说，它的整体预言能力是十分糟糕的，因为大部分观察到的利润率差异得不到解释。
同样重要的是（就像本章附录中所证明的），这些研究中使用的会计利润率，不管是以净值还是以资产为基础进行计算，都与经济决策所依据的变量不符。一般而言，会计变量很少是经济决策变量。所罗门（Solomon）指出了这些困难，布洛克（Bloch）、阿亚尼安（Ayanian）以及克拉克森（Clark－son）计算了有关的偏差。当适当地考虑到尚未实现的收入和来自无形资产支出的资本化（如广告和研究，其收益要在未来某个时期实现）时，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的利润计算值就会有很大的变动。
贝恩早先把利润率看作是垄断势力的一种量度，这一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
用通常的方法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得出的未经调整的会计利润率，作为显示垄断势力或超额利润是否存在的一个指示器，显而易见是绝对不可靠的……价格和会计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告诉我们垄断势力的程度，也很少说明超额利润的大小。
当然，经济理论预言，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厂商之间和行业之间的经济利润率都存在着差异，即使在对广告、研究与开发作了适当的修正后仍然如此。
对利润率差异的解释
对集中与盈利性关系的经验研究中所得出的种种混杂的结论，我们也许用不着感到惊奇。集中性行业里的高额利润率仅仅说明有某种因素阻碍了新的资源流入。但是盈利性并投有揭示出可以影响公共政策、潜在的掠夺性行为、对规模经济的辨识、特殊原料的分配或其他因素的原因。
不同行业中的平均利润率差异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由于某个或多个市场不均衡，任何一个时期中观察到的利润率都可能是暂时的。其次，福利金和其他非货币支出方面的差别，可能导致观察到的货币利润率不同于竞争性市场条件下的利润率。第三，一个行业的风险越大，预期的利润率也就必须越大，以吸引金融市场中的资本。第四，在有效使用资源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果优质资源分配不均，获得的租金又未完全在资源拥有者的帐簿上资本化，那么这些差异就可能带来利润率的变化。第五，有些行业受到特殊立法的保护，或者通过对这种立法进行游说而形成进入壁垒，这使得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高于未受管制行业中所观察到的利润率。此外，在短期内，受到专利保护的厂商的利润率会高于没有专利的厂商所获得的利润率。第六，为在任何特定时候获取信息而花费的成本，以及对新的相对价格和需求变化的调整，也会造成厂商之间和行业之间利润率的差异。在长期中，非均衡力量的重要性会降低，但是其他各种自发的震荡却开始起作用了。
考虑到这些限制条件，利润率的观察值极不可能与特定行业中的厂商或所有行业中的厂商的利润率相等。而且，人们也不可能根据一个高额的利润率观察值就得出结论说它足以证明存在着垄断势力。
集中与价格－成本差额
由于集中与盈利性研究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因此有些研究者就更加注意价格以及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了。事实上，斯蒂格勒和张伯仑就曾指出，合谋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价格－成本差额来计算，它会随集中而提高。
在一个垄断行业中，一般商品的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似乎要高于竞争性的行业。有许多研究者考察了市场集中率与平均价格－成本差额之间的联系。不少研究者指出，价格－成本差额在集中性行业中要高于非集中性行业。
在为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所作的一个超级市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集中对杂货联锁商店的利润－销售比率有着明显而正相关的影响。此外，马弗尔（Marvel）的研究表明，尽管特级汽油的价格与赫芬达尔指数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普通汽油的价格与它却有明显的关系。
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约翰·夸克（John Kwoka）考察了314个制造行业中市场份额与价格－成本差额的关系。夸克的结论是，最大两家厂商的市场份额增加就会提高价格－成本差额，然而，若增加第三家大厂商的份额，实际上却会降低价格－成本差额，继续增加其余厂商的份额则没有这种降低影响。
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高额集中率可能表明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实际上带来较高的平均价格－成本差额。有一项包含产品差异方面的技术变化率的研究发现，集中并不是价格－成本差额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销售利润率比投资利润率更为重要
重要的是要记住，价格－成本差额并没有告诉我们投资的利润率如何，它们所告诉我们的仅仅是销售利润率。厂商可以获得300％的销售利润率，而投资利润率却低于正常值。杂货店的销售利润率之低具有典型性，它的销售利润率非常低，如只有1％或2％，但是有时候它们的投资利润率却可达到5％、10％、15％或25％。然而，如果我们对资源配置感兴趣的话，销售利润率可能更为重要。
集中与换位
换位是既定行业中各最大厂商规模排位的一种变动。有些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换位的程度是竞争大小的一种标志。
缺乏换位可能说明在假定的竞争者之间缺乏竞争，或存在着秘密合谋。换句话说，即使集中率相对说来较高。如果各最大厂商老是在变换，那么它就可以说明存在着竞争，并排斥任何因集中率高而引起垄断的观点。一个简单的最大4家厂商的集中率，掩盖了最大4家厂商本身的更换或相互位次变化的事实。
定义问题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定义换位。有两种可行的定义。一种强调最大4家或最大8家厂商的规模位次变化。另一种则注重这些厂商本身的更换（可能还要加上规模位次的变化）。到底选择哪种定义可能就决定了研究的结论。
此外，不管使用的是哪一种换位指数，都可能因忽视了混合合并的势力或纵向一体化而受到指责。例如，一个行业中不断加剧的垄断可能就会导致一个较高的换位指数。
不同时期的换位
如果一定时期内有换位变化，那么过去的许多研究就在于确定这种变化。大量研究表明，自本世纪以来，在制造业和采矿业中，最大100家厂商本身的更换数目是在下降的。1963年，迈克尔·戈特（Michael Gort）曾发表过一份研究，在该研究中，他比较了1947年时各个市场中最大15家厂商以及1954年时这些厂商的市场份额，发现这些市场中有50％以上厂商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没有变动。
集中与技术变化
大多数旨在表明技术变化与集中关系的研究实际上都在表示技术变化与厂商规模之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有几项研究并非如此，尤其是斯蒂格勒和菲利普斯（Phillips）所作的研究很有意思。这两位研究者考察的是同一时期中的同一行业，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反。斯蒂格勒的研究表明，集中与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菲利普斯则发现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引起结论不同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斯蒂格勒使用的是厂商集中率，而非利普斯使用的是工厂集中率。现在人们可能偏好于前一个方法，因为不少厂商拥有多个工厂。对大多数市场来说，工厂集中率在统计上要比厂商集中率更精确，但是在几个最大的工厂同属某家大厂商的市场中，工厂集中率比厂商集中率好不了多少。威廉森（Williamson）和科马诺（anor）的研究看来是支持菲利普斯的分析结论的。
集中与增长
有关垄断价格与垄断产量的理论预言，拥有垄断势力的厂商限制了产量。尽管如此，这个理论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垄断对整个市场增长的影响，所有我们可说的不过是垄断者把他目前的净值极大化了。因此，在各种可行的时间范围内，与不同行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利润估计值多少是稳定的。垄断者知道，规定在短期内使利润达到极大的价格会限制产量，从而增加其他厂商进入的概率，因为吸引力增加了，虽然这样，由于短期利润比长期利润的贴现值更高，该垄断者仍会限制产出。
在上述情况下，即使垄断厂商在不断增长的市场中的份额会逐渐下降，该厂商仍可通过刺激行业的增长未获得好处。因此我们预期垄断厂商会采取一个适度的价格策略。其价格处于静态理论中仅仅使短期利润达到极大的垄断价格及与完全竞争下的价格之间。
经验研究 看来，不少考察集中与市场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菲利普斯、海默（Hymer）和帕辛吉安（Pashigian）认为，市场集中与随后的市场增长之间没有关系。然而卡默逊（Kamerschen）、纳尔森（Nelson）和马库斯（Marcus）的研究结论却指出，在原先的市场集中与以后的市场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可惜的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