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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段落来自他论宪法的结论：“在制宪会议中不止一次几乎要毁了联邦的致乱因素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在尖锐和激烈程度上有了难以估量的增长。……在这些情形下，如果联邦一旦瓦解，再制定一部整合全境的新宪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分裂为几个国家或邦联，在权力和利益上相互对抗，太过傲慢而不能容忍伤害，相邻太近而不能缓解或打消报复之心。在1834年2月18日，他论及杰克逊的执政：“我对一个无法隐瞒的事实感到耻辱，即尽管我们生活在共和制的形式之中，实际上却是处在一个人的专制统治下。”几年后，1837年11月3日，他告诫马蒂诺小姐说，她过高地评价了他的国家：“你忽略了一个堕落的权力授予者的可怕影响和这种官职任命的专断体制，它在我们中间已经造成了如此广泛的恶劣影响，有可能摧毁我们公民自由的一切保障。……我想你本应认识到，在共和国中也可以实行一种像任何形式的君主制之下一样不可抗拒和具有破坏性的专制统治。”
南部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想法与这位新英格兰法官如出一辙。卡尔霍恩说：“我不在意政府的形式是什么，如果政府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那么无论它是在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手中，它都一钱不值。……这些政策破坏了两派之间的平衡，而政府通过把这种制度中的所有权力集于一身，正在使它的性质发生剧烈的改变。……曾是立宪制的联邦共和国，如今事实上变成了如同俄罗斯独裁者一样绝对专制的国家，它表现出和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绝对政体一样的专制倾向。……这个政府以及控制其所有部门的北方派不断增长的权力，造成了这一过程。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产生了一种印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阻止政府为所欲为。”＇65＇同一时期科贝特写道（尽管他指的是一个更早的日期）：“我在宾夕法尼亚共和制政府下生活了八年。我要声明，我认为那是世人所知道的最腐败最专政的政府。……我充分目睹了共和制政府，这使我确信它徒有其名不值一文。”＇66＇钱宁谈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即欧洲自由主义对于美国共和主义的影响：“自从我们的革命以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愿意信仰我们的自由制度，他们在几乎不受限制的公民选举权中看到了动乱和崩溃的萌芽。当煽动家们成功地激起无知大众的热情，获得了职位与权力时，这些反大众的一派也壮大了，而在更好的时代它却变弱了。它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的谬误与罪过。……我在一切场合都努力证明，劳动阶级不适合行使政治权力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在扩大选举权上做过了头，我认为这样说也没错。”＇67＇1841年，他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危险：“我们体制的巨大危险引起我们保守主义者的高度警惕，而史密斯先生对此似乎仍然毫无察觉。这是一个党派组织的危险，它是如此巧妙而强大，能够使政府被极少数领导所垄断，保证行政权几乎像在君主制下一样，有规律地从一任移交给下一任。……这一危险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必须既反对无政府状态，也反对专制主义，甚至更要反对专制主义。”＇68＇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人比布朗森博士说得更有力、更具权威性： “我们自己的政体从起源上和宪法形式上说，并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如果我们可以如此表述的话——一个有限的选举制贵族政体。但是，我们的父辈所建立的政府已名存实亡。它最初的特性已然消失，或正在迅速消失。宪法除规定了选举方式、多数人统治、公职的分配和任期以及政府职能的集中和分立之外，它已是一纸空文。从1828年起，它就向一种纯粹的民主制演变，现在这已成为它的实质，它没有有效的宪法，只有当前多数人的意志。……宪政体制实际上已被消灭，如前所述，我们的政体就其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制，对于一时成功地支配了它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它惟命是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这样做。”＇69＇在他就要改宗基督教之前，他写道：“看看我们当初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我们真该想一想，在严谨守则的美德上，在对于民众政府的稳定和明智的管理来说至关重要的崇高原则上，基督教世界中是否还有别的国家像我国这样如此迅速地堕落。……这个国家建立的政治秩序并不是民主制；每一种把民主理论作为其解释原则的尝试，等于是要发动一场革命，因此必须予以反对。我所理解的民主制是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如果可以把没有秩序也称为秩序的话：在这种秩序中，处在原始状态的、对任何使他们形成政治团体的权威不予理睬的人民，被当做国家一切合法权力的来源。”＇70＇
在征税事务中反对州权，并造成了我们已见到的不幸后果和悲哀情绪的绝对民主制的支持者，为检验他们的原则的力量提供了另一个事例。废奴问题尽管对于保护问题有辅助作用，但是起初居于次要地位；而当保护问题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被《妥协法案》一度搁置时，它便居于前台了。它的作用在于能够比纯粹的利益算计煽动起人们对革命更多的同情。它以仁慈的外表掩饰贪婪，但这两个动机并非泾渭分明，一种动机像是借口，用来掩盖另一种动机。它们同等地可以用作建立绝对民主至高权力的手段，只是一个自己的回报，另一个虽不明显涉及有关金钱利益，但其政治上的好处也并非次要。受到质疑的权力，不管它多么现实，它若想持续下去，就必须肯定和表现自己。”当各州反抗联邦的权利被否定时，即使引起争论的问题已被善意地化解，随后必定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使可以用一件战利品来纪念胜利变得令人怀疑。
大约在1820年，在因为密苏里的妥协才得到解决的争论中，奴隶制首先作为一个宪法难题出现。即使在这个较早的时期，眼光敏锐的人便已认识到它的影响的严重性。杰斐逊写道：“这个严重问题就像夜晚的救火警铃一样，使我警醒和充满恐惧。我立即认为它是联邦的丧钟。不错，它那时被平息了，但这只是暂缓执行，而非最后审判。”
1828年，当南卡罗来纳宣布了否决权，南部几个州也起而效仿时，北部出于报复，便把废奴用作强制它们屈服的手段，它成了党派斗争中的一件利器。钱宁1828年5月14日写信给韦伯斯特：“巴尔的摩的伦迪先生是一家名为《普遍解放奴隶的精神》的报馆编辑，他刚刚访问了国家的这个地方，挑动我们在南部开展废奴工作，意图在于以此为目标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起来。对于我们反对奴隶制的努力，我担心，由于我们唤起了派别的骄横和支持它的热情，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只会使国家分裂成可能动摇政府基础的两大派别。”
在杰克逊执政期间，当有关银行问题和否决权问题的大论战如火如荼之时，奴隶制尚未被突出地提出来，但当民主派的中央权力已经获胜，当银行问题已得到解决，不再有讨论州权利的直接机会时，其观点在宪法中已经获胜的一派，便决心利用他们的优势消灭奴隶制。此后，从大约1835年起，它变成了主要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在专制权力和自治原则之间的对抗。在每一次获得领土时，在建立新州时，这个问题都引起过危机，然后在《逃亡奴隶法》中，最后在共和党的形成及其在1860年胜利中，情况都是如此。把废奴变成一个政治派别的问题，并使它成为已在税务问题上威胁到联邦存在的宪法大辩论中的内容，由此造成的第一个后果便证明了钱宁的预言。在征税问题上一直是拒绝执行的最主要反对者的韦伯斯特，在生前终于承认：即使脱离也是被北部愚蠢的干涉逼出来的。在他的最后几篇演说中，1850年3月7日的一篇以支持联邦而闻名，其中他公开指摘废奴分子的政策：“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动机都按在这些团体的领导人身上，但，我并非瞎子，看不见他们行动的后果。我不可能看不到，他们对南部的干涉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不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对此有所怀疑的任何绅士，不妨回想一下1832年在弗吉尼亚代表会议中的讨论，他会看到，卜伦道夫先生提出的逐渐废除奴隶制的建议，在那个团体中怎样自由地讨论。……公共舆论在弗吉尼亚便开始表示反对奴隶制了，并且向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开放，现在却退进它的堡垒闭门不出。……我们都知道事实，我们都知道原因。这些鼓动者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扩大而是限制了南部的奴隶人口，不是解放他们，而是更严格地约束其数量。”＇71＇
弗吉尼亚的历史学家霍伊，尽管不是政策上，也是个原则上的废奴主义者，他说：“如果能够信赖当时流行的意见，也许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在随后的初期阶段即可更为成功地得到补救。然而有一些明显的原因在发挥着作用，它们使赞成废奴者无所作为，使这一问题上的鼓动全都哑然无声。北部和东部各州的废奴主义者们，逐渐壮大了他们的党派力量，对奴隶制的指摘也越来越高亢，在采用攻击南部宪法权利的手段上变得越来越鲁莽。”＇72＇
司通理在1839年1月19日写到：“奴隶制问题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果它的影响继续扩大，将导致联邦的分裂。至少我们中间许多最明智的政治家认为，发生这种事情是极有可能的。”＇73＇
那时废奴派仍处在发展的初期，尚未把所有对蓄奴州怀有敌意的利益集团成功地团结成一个党派。卡莱尔勋爵记述了他在1841年和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先生的一次谈话，他说： “我发现，我那时便注意到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对废奴主义者轻描谈写的人，他认为他们正在逐渐赢得地盘。”＇74＇
但在随后的一年里，废奴主义者的政策很快变成了对联邦的重大威胁，而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这两个伟大的对手，在他们生命的晚年却共同主持这一政策。从商业观点看，北方未必能从废除奴隶制中得到什么好处。这会鼓励白人离开北方，从而扩大南方的市场，但新英格兰的商业极大地依靠棉花种植，新英格兰的商人并不赞成废奴。卡尔霍恩没有把这场运动归因于一种获利的欲望： “反对我们国内制度的十字军并不源于利益集团的敌意。……这些狂热的信徒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从而相信摧毁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最高责任，即使这会导致宪法和联邦的毁灭。”＇75＇
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韦伯斯特的充分支持：“在普遍解放的呐喊之下，还有另一种呼声：存在着一条统治公民和私人的原则，即对国家的宪法有着更高义务的原则，因此几个州制定了法律，要阻止、妨碍和破坏这部国会法令被贯彻到极致。……我怀疑所有这一切会是那种迷乱无常的仁爱之心所带来的结果，它让人们对遥远、虚幻和不确定的事物想人非非，因而只会不分时空地把现存事物搞得杂乱无章。”＇76＇
韦伯斯特公正地认为，宪法的真正敌人是废奴主义者，而不是威胁着要退出联邦的奴隶主。超越宪法而呼吁一种更高的法律，谴责一种为宪法明确承认的制度为邪恶的、有悖于自然权利的制度，明白无疑地是对于联邦本身的攻击。法律的条文和精神皆对南部有利。彻底的废奴主义者肯定打算为了他们的理论牺牲联邦。如果基于道德理由对奴隶制的反对高于一切政治权利和利益，那么废奴便是联邦本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其法律反对强行废除。因此这样提醒西华德先生是完全恰当的：当他抨击奴隶制，反对对它表示宽容时，他正是在攻击他据以拥有国会席位的法律。韦伯斯特说：“当事关尊重他人的权利，事关自己对他人所负的公民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义务时，没有人可以任意将自己的良知置于法律之上，连这种倾向也不能允许。”＇77＇
布朗森博士以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具备的伟大真诚说：“如果政府的命令一旦与个人对上帝之法的信念不一致，每个人便都有自由不服从它们，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存在，甚至不可能想像其存在。超越政府而诉诸私人判断，乃是置私人判断于公共权威之上，置个人于国家之上。”＇78＇
卡尔霍恩面对这些趋势，十分公正地说：“保守力量在蓄奴的各州，他们是国家的稳定力量。”＇79＇
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他本人的政治信条，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但南部的保守和反革命性格，所依赖的并非其贤哲的影响，而是另一些原因。奴隶制本身与《独立宣言》中确立的平等人权相冲突。奴隶主无法始终如一地解释这一规定，因为这会和他们的利益和日常经验相抵触。但是南部和北部一样，也存在着进步的民主派，他们通过利用北部人民对富有资本家的嫉恨和贵族政治的现象，成功地对北方的政客进行了长期抵抗，于是他们找到了逃避这一困境的手段。提供这种手段的是非洲人种与其他人类相比生来低劣的理论，他们为此引用了美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权威。阿伽西斯说：“我的研究结论是，奴隶在智力上是儿童，在生理上是最低劣的种族之一，和其他黑人，特别是南海（South…Sea）的奴隶一样，大多数都接近于猿类，尽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一种朝向真正人类的形态发展的趋势。我一再表达的这个观点，没有任何能被反驳的结论，也许只有一个结论除外：任何有色种族，至少是所有的奴隶，不可能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起源。”如果这种学说不是欧洲的无神论科学，人们会猜想它一定是为美国人发明的，它是如此适合他们的口味。
韦伯斯特极力抨击北部的计划：“这里总是有着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普遍呐喊，说它的权利受到侵犯，它的荣誉受到践踏，它的人格受到攻击，以及它在政治权力中的公平参与受到否认。从所有这些叫嚷中，有头脑人的不免会怀疑，那些公开的要求另有所图；他们出于公开或未公开的理由，为已得到补偿或未得到补偿的冤情，内心深处有一种分裂各州的打算。
“在南方各州，在立法机关中，在根据法律召集的会议上，人们公开承认和讨论州的分离问题，建议无条件或有条件地这样做。
“在北方，州政府尚未走到如此过分的地步，而在个人自愿集会做出的那些谴责土地法、表明坚决不服从这些法律的决心的决议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推翻政府的目的。……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精神得不到制约，它将危及政府；如果它广为扩散，它将推翻政府。”＇80＇
卡尔霍恩同一时期的言论几乎和韦伯斯特一样。“不管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还是联邦的维护，这种危险具有一种难以妥善对付的性质。如果不迅速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联邦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将变得水火不容，那时势力较弱的我们将别无选择，要么断绝一切政治联系，要么卑恭屈膝地服从。”＇81＇
1850年3月4日，即在他去世前几天，卡尔霍恩在他最后一次伟大的演讲中开篇便说：“我一开始就相信，如果不能用及时而有效的法案禁止有关奴隶制问题的鼓噪，它将导致联邦的解散。”他继续说：“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它，南部将被迫在废奴和退出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按事态现在这种发展，联邦的解散并不需要南方的退出。”＇82＇
这些著名人物一致忧虑和极力避免的灾难，在他们逝世之后，由于共和党的兴起而来临了。该党的目标和原则具有十足的革命性，不仅与联邦的存在不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准备抛弃它。新英格兰的哲学家爱默生（Emerson）说：“我看不出一个野蛮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怎样能组成一个国家。”为了评价该党宣言的偏激，我们只需引述两个偶然的目击者，一位是波士顿的神学家，另一个是热烈的废奴主义者，他们先后访问过南部，时间相隔大约40年。“与我们北方的行为方式多么不同！在北方，到了20岁的年纪，贪婪和礼节便把老年人的冷漠与无情移植到了年轻人公正无私的热情之中。当我把北方佬的自私与谨慎和一个弗吉尼亚人的慷慨敦厚做比较时，我为我自己的人民害羞。我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