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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迪吧，所以有一个很小的舞池。有的时候，会有人用磁带播放慢速音乐。我只会和着慢速音乐跳舞。我和她一起翩翩起舞，两人靠得很近，我只会跳这种舞。没有人上楼来打扰我们，整个屋子完全属于我们。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双明眸之下，我们尽情得跳舞。晚上回去后，一想到明天和后天都可以看到她，心里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
星期六上午，我和她一起赶到华盛顿纪念碑前。我们俩一个拿着采访用的专业高频录音机，一个拿着大麦克风，加入到游行队伍。早在１２月底，竞选结束后，轰炸开始前，民主学生协会就要求在４月１７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内部曾有争论，游行活动是应该关注越南问题还是国内问题。在当时看来，战争问题似乎已经彻底解决了。选民用压倒性的多数票，抛弃了戈德华特扩大战争的主张。当示威组织者决定关注战争时，他们认为并不会有太多人参与。但是２月，美国开始了轰炸行动，民主学生协会认为，参加游行的人数一定比预计的多，应该有5000或10000人。３月底，海军陆战队登陆舰港。４月中旬的周六早晨，华盛顿纪念碑前竟然有２万５千人参加集会。
游行当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樱花灿烂，反战的大旗迎风招展，我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向白宫进发。我们参与了整个游行，周围有很多摄像机。我拿着帕特里夏的录音机，提心吊胆，生怕哪位五角大楼的同事在电视直播中认出我。要是在电视画面中被认出来，我真不知该做何解释。
我们步行通过拉斐特公园，许多人高呼反战的口号。我拿着录音机，没有喊任何口号，帕特里夏把麦克风高高举起，捕捉众人高呼的口号。我们和帕特里夏的两个朋友马蒂和鲁斯·加伯斯一起参加游行。这两人是一对夫妇，和游行发言人以及其他参加游行的人一样，极力反战，我估计，游行队伍中，只有我一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我的内心也极为矛盾。我同意游行人士高呼的口号。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想参加游行，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发言人所提及的内容——尽管没有获得内部信息，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我所担心的，是怕电视镜头中出现我的画面。要是这些游行产生的影响，足以让美国停止轰炸，结束美军的介入，我会很高兴。不过帕特里夏和她的朋友并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蓄谋挑衅（8）
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学生民主协会主席保罗·波特、政治评论员斯通和参议员格里宁的演讲，听着琼·布斯的歌声。录音机放在草地上，帕特里夏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尽管在休假，我觉得自己该赶回五角大楼，去看看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帕特里夏随后和加伯斯夫妇一起去共进晚餐。第二天，帕特里夏告诉我，马蒂简直不敢相信，她和一名五角大楼的人一起去参加游行。
周日早上，我开着自己的白色轿车，接上她，驱车直奔肯特伍德。两边的街道上满是樱花树，个个枝繁叶茂。她在车上照了张相，一手放在车的一边。心形的面庞，红色的头发在鲜艳樱花的映衬下，越发光彩照人。一双碧绿的明眸，射出与众不同的目光。我们时而步行，时而驱车在樱花、梨花和木兰中穿梭。最后，我们去公园野餐。
我们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靠着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专为这次野餐准备了一个柳条篮子，正好放在轿车的座位底下。我买了法国奶酪，肉酱和棍子面包和两个透明的高角杯——这都给帕特里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吃完后，我坐下来，背靠着大树，她的头依在我的膝盖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闻着花草的芳香。她说，很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没有吻她。她后来回忆到，等到我弯下身子，吻她的时候，她早已迫不及待了。我们并没有在公园呆很长时间，野餐结束后，我便驱车将她送回公寓。
——
麦克诺顿的办公桌前通常会放一个文件柜。文件柜里放的全是他经常要查阅的或是极为敏感的指令、电报、备忘录，按类别装订成册。文件柜配上滚轮，这样每天晚上，他离开办公室后，就可以将文件柜推入保险箱。保险箱和小隔间一般大，有一层房间那么高，其他一些机密的文件也都存放在保险箱里。每天早上，他来到办公室后，军事助理会打开保险箱的密码锁，把供其阅读的文件推过来。如此，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取阅文件。
我可以看到文件柜中的材料，也可以看到约翰办公桌上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要迅速查阅相关文件，所以虽然我的小工作室与其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隔，我也很少把文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如果我需要查阅他私人保密柜中的文件——如果他办公室门上的红灯未亮——我便可以径直把文件拿过来，坐在他旁边查看。约翰工作时注意力非常集中。即使你不跟他说一声，就把文件悄悄拿走，也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他要是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做。我一般比他工作得晚，而且有他保密箱的密码，所以约翰离开办公室后，我可以把文件推出来查阅，离开之前，再推回去。据我所知，当时知道密码的人寥寥无几，除了约翰，只有他的军事助理知道。
春季后期的一天，麦克诺顿的首席军事助理忽然调离了办公室。此前，我一点也没有听到他要被解雇的风声。只是在上校离开的当天早上，麦克诺顿的副军事助理给了我办公室保险箱的新密码。密码是早上才换的。虽然我与该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约翰曾指着其私人文件柜左边的一搭装订文件，告诉我不要去动这些文件。文件上的标签为“越南，仅呈麦克诺顿过目。”我可以使用文件夹里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有他可以翻阅。他告诉我，上级命令这些文件不能与其他人共享，其中包括我。
整整一个月或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遵守约翰的规定。但是，当年春天，越南战争已经升级。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大使以前曾极力反对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现在也开始转而同意派遣部分地面部队，尽管他们所同意的增兵数量并不是无限制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批准参联会的建议，公开向越南注入几万兵力，参与地面战争。
当时，我对上述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前我曾极力反对发动轰炸行动。后来轰炸行动开始后，我认为应该派遣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驻守港口和主要城市，避免美军遭受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我对向南越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呼声颇为理解；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参联会一直支持向越南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４月中旬，泰勒撤销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同意向南越派遣一些或是数量可观的地面部队。麦克纳马拉也改变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倾向于采纳派遣地面部队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读到任何反对建议，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声音。
蓄谋挑衅（9）
当时，我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大问题上，也没有人会关注我的观点。虽然我并未远离决策程序，可是我不过是个职员，不过是约翰当前观点的传话筒。在关乎大局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反对轰炸；跟我相比，他更坚定地反对美国采取其他新的方式，参与越战——我的建议根本对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办公室所发的文件中也从来不会反映我们以前的观点。他为麦克纳马拉工作，麦克纳马拉督促总统扩大战争，刚开始是空袭，随后又要求扩大地面战争。
我切实体验了高层的决策程序，但是现在我的兴趣已不仅仅是对政府的危机决策程序进行个案研究。我已经参与了政府的决策程序。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正在做出关乎历史的决定。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影响决策者——对他们的政策取向，我也一概不知——但是我有一种冲动，想要了解他们。
每隔一个晚上，我就会呆在办公室里，查看文件柜，一般都会很晚。连续几个晚上，我都没有去碰那些禁止查阅的文件。其实即使我查看了这些文件，其他人也一定不会知道，可是约翰还是告诉我，不要试图掌握“政府高层”的想法及其建议，也不要查看他们之间的信件。
我实在受够了。一天晚上——约翰让我不要查看这些文件后的几个星期，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我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档案，然后把它打开。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时间。屋里一片漆黑，灯光从边上的小隔间里微微透过来。当天晚上，我把带着滚轮的文件柜推出来，打开厚厚的装订文件，开始粗略地查看内容，就像阿里巴巴打开了宝库的大门。
看到文件上醒目的字体，我立刻辨认出这是白宫的指令性文件和备忘录，因为文件上的字体我以前在五角大楼很少看到。在文件中，有麦克纳马拉写给总统的备忘录，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根据文件上醒目的字体，你可以立即知道文件的出处。一般你根本没必要看文件的题头和签名，便可知道文件来自五角大楼。（我认为，不同机构，使用IBM打字机，打出风格迥异的字体，主要是为了让人容易辨认，就像参联会有时使用法律文件用纸，或是不同颜色的纸张区别文件类型。）以前，我自认为看到了所有有关越南的文件，可是档案中电报和报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一些电话摘要，和“政府高官”（总统、国安会高层官员、中情局官员、内阁部长，参联会及参联会主席）会议备忘录，而且是逐字逐句的纪录。还有国务院专职律师约翰的私人备忘录以及麦乔治·邦迪的签名，以前我均未曾见过。草草扫了一下，我就知道这些文件极为珍贵。随便读了几段，感觉就像在呼吸纯氧，愈加弥足珍贵。我的心怦怦直跳。要不是今天有点儿晚了，我一定会立刻坐下来，读个痛快。但是我有点儿累了，所以没有继续读下去。
几个月来的机密文件，一直鲜为人知，现在终于重见天日。有休伯特，汉弗莱的文件，还有总统助理为总统提供的建议备忘录。我敢保证，自己可以精确揣测到文件柜中一些文件的类型，以及大部分文件的主旨。其中有官方文件；有参联会的“个人”批判意见；以及麦克纳马拉个人所提的建议。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后来很快为总统所接受。还有其他权宜之计以及对各建议的描述，这些权宜之计旨在让美国摆脱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鸽派”的建议和分析都属于绝密文件。采取上述做法，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文件一旦泄漏给共和党，会让政府背上“向共产党妥协”、“绥靖”以及“失败主义”的罪名，主要的原因还是总统当时极力倾向于扩大战争，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由高层顾问推荐的这些权宜之计被总统拒绝的话，总统个人将不得不负全部责任。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天晚上在五角大楼通读文件的话，可能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我是绝对不会去越南的。
当时天色已晚，尽管自己极度兴奋，我还是把文件柜推到保险箱里，关上密室的门（里边的灯自动熄灭），然后旋上密码锁。第二天晚上，我还想继续查阅文件，了解针对现行政策的讨论。我所做的一切，麦克诺顿都知道，而我却全然没有察觉。
蓄谋挑衅（10）
第二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一直呆在办公室。五角大楼有一个快餐厅，专门为加班的人而设。大概八点的时候，约翰离开办公室，去餐厅吃饭。因为想多看一下文件夹的内容，我也随即离开办公室，来到国际安全事务部的办公套间，走进约翰的大办公室，里面漆黑一片，我打开灯，开始拨保险箱的密码。
保险箱并未打开。我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再试一遍，还是不行。我绝对不会忘记密码，这个密码我不知道用过多少次。只有一种可能性，当天有人更改了密码。
这样做，针对的只有两个人：约翰的军事助理哈里·哈里斯和我。我们俩是约翰身边惟一知道密码的两个人。哈里有可能步其前任的后尘，但是可能性不大。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昨天我刚刚违反约翰的命令，偷尝禁果，而现在果实尤在，我却无法够到，也许永远也无法够到。也许明天哈里或是其继任者会告诉我新密码，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类似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约翰为何这么快就发觉了呢？仅仅一个晚上，只不过是草草地扫了一眼！他是刑法学教授，证据方面的专家。也许他在一些地方发现了蛛丝马迹：文件内也许夹了一些碎纸片，可能一看便知有人动过；也许装订文件的封面上有根头发。打开文件，头发就会移开或是折断。这些把戏，我只在小说中读到过。他一定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我是他的特别助理，而且又对政策那么感兴趣——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自己取阅那些他人禁看的文件。
为何连特别助理也无权查看相关文件呢？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我泄漏秘密，草率行事，也不是认为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推动政策的实施，更不会怀疑我有渎职之嫌，尽管他知道我并不同意当前的政策。我不能查看这些文件，是因为这些文件极为“敏感”，必须保持高度机密。知道其存在的人，必须少之又少。
麦克诺顿并不认为，我会因为草率行事，向一些不该了解机密的人透露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一旦我稍有疏忽，那些交给他机密文件的人，将会怀疑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让其他人知道了文件的存在。如若出现上述状况，他今后就不可能再拿到相关文件。迈克·福里斯特尔事件有可能会重演，而且情况还会更糟。他不能冒着风险，让一名无法绝对服从其命令的特别助理，放弃其对美国政策的探索，不去看这些政策性文件。约翰认为，一旦文件和我只有一步之隔，如果旁边再没有其他人的话，我定会拿来查阅。这就是他如此谨慎的原因。他对我并不完全信任。其实根本无须多言——我值得信赖——但是我个人一直执迷于了解美国政策。
如果我的揣测确实属实的话，约翰改变密码，也就意味着我将无法打开保险柜，那我又该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呢？要是他白天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无法进入他的办公室，那特别助理的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根本无须煞费心机。我早想离开五角大楼。我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不少内幕，我还可以担当政府中的很多职位，而且可以回到兰德公司，继续自己的研究。那些工作更适合我，可以让我身心愉悦。我乐于从事的工作是分析研究员或是就某个自己关注和熟知的问题提供咨询。所以失去工作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困苦，但是要向约翰承认，我已知道自己被拒之保险柜外的原因，实在有点儿难为情。
早上的时候，约翰的秘书告诉我，约翰要见我。约翰非常友善，而且就像其面对记者时一样恳切，一样直率。他告诉我，让我做特别助理工作，实在是有点儿大材小用。像这样的工作应该交给年轻的下层官员来做。（他曾经说过，我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同级——虽然从行政能力上看，我还差的很远——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办公室，继续为他做事。我应该在国际事务处办公区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约翰给我的办公室不在环岛处，但是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办公室很大，而且属于我自己。约翰道，要是我觉得一切还可以的话，当天就可将自己的文件搬过去。（我可以保留自己的薪水和职别，他也会为我找一个头衔）。对于装订文件和改变密码一事，他决口未提。他强烈要求我继续为他工作，所以根本没必要提及此事，他要做的就是让我远离他的私人办公室。
蓄谋挑衅（11）
我知道自己并不胜任特别助理一职，而且自己也不擅长做高官的助理。我只会做一些学术和政策交流。我确信，约翰赞赏我上述方面的能力，但这些跟工作都没有太大联系。他问我对哪方面的工作感兴趣？我说，容我考虑一下后，再与你谈。到离开办公室时，他一直都极为友善，所以我们之间一点儿不感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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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末，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工作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