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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货币价格，都受谷物货币价格的支配。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几乎一切制造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劳动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制造技巧和勤劳的货币价格。由于它支配着这二者，所以它也支配着完全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
所以，发给奖励金的结果，虽可使农业家售卖谷物的价格，由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使士腾至四先令，并对地主缴纳和其生产物抬高的货币价格相称的货币地租，但谷物价格这样抬高的结果，现在四先令所可购得的任何种类国产商品，并不比以前三先令六便士所可购得的多，而农业家与地主的境遇，都不能由于此种价格变更而有多大改进。农业家的耕作，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地主的生活，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样抬高的谷物价格，虽可在购买外国商品时，给他们以些微利益，但在购买国产商品时，便一点利益也没有。然而，农业家的费用，就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国产商品，甚至地主的费用，亦有大部分用于购买国产商品。
由于矿山丰饶而产生的银价低落，对大部分商业世界产生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影响，所以对个别国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体。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的腾贵，虽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富裕，却也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贫乏。金银器皿的价格，实际上比从前低廉，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实价值，却和从前完全一样。
假若银价的跌落，是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结果，这虽仅在一国发生，却成为极重要的事体。这种事体，决不会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富裕，却会使一切人实际上更贫乏。一切商品货币价格的腾贵（这场合是该国所特有的现象）就会多少阻抑国内各种产业，因而使外国国民在出售几乎一切种类货物所索取的银量，小于该国工人所能出售的银量，不仅在国外市场上，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比该国售价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富金银矿山，所以能够以金银分配给欧洲其他国家。因此，这两种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应略为低廉，而在欧洲其他各国则略为昂贵。但其差额，不应大于运输费和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运输费不成为大问题；至于保险费，亦必与任何其他等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所以，这两国如果不通过政治制度，加剧这种特殊情况的不利，那末他们由这种特殊情况而蒙受的苦痛，一定是很小的。
对于金银输出，西班牙课以赋税，而葡萄牙则加以禁止，以致输出须负担走私费用，使这两种金属在他国的价值高于西葡二国的部分，等于秘密输出的全部费用。譬如以堤坝堵住河流，坝内一经充满了水，水必越过坝头外流，好象没有堤坝一样。禁止金银输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禁止金银输出，不能在本国保留本国所能使用的程度以上的金银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限制了这一国在铸币上，在金银器皿上，在镀金上，在金银装饰品上，所可使用的金银量。如果它取得了这个数量，就如堤坝满了以后流入的全部水流，都必外溢。这样，西葡二国，虽限制金银输出，但每年从西葡二国输出的金银，几乎等于其每年输入的金银。但是，正如坝内的水必比坝外的水深，由于这种限制而保留在西葡二国内的金银量，和它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相比，必大于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坝头愈高愈强，则坝内坝外水的深度的差必然愈大。所以，课税愈高，禁令所立的刑罚愈严峻，警察执行法律愈严密，则西葡二国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持的比例，与其他各国这种比例相比，差额亦必愈大。因此，据说，差额是很大的；在西葡二国，家家常可看到许许多多金银器皿，而看不到按他国标准和此种奢华相配称的其他东西。贵金属这样的过剩，必然使金银低廉，或者说，必然使一切商品昂贵，这就阻害了西葡二国的农业与制造业，使外国能以比它们国内生产或制造所费的更小的金银量，供给它们以许多种类原生产物，和几乎一切种类制造品。课税及禁止，在两个不同方面起作用。不仅大大减低西葡二国贵金属的价值，而且由于保留不应保留的一定数量金银，致使其他各国贵金属的价值，略高于原来的价值，从而，使其他各国与西葡二国通商，得享受双重利益。要是把水门开放，那末坝内的水立刻减少，坝外的水业刻增加，坝内外不久就会相等。同样，要是撤除此种课税与禁令，潍末西葡二国的金银量就会大减，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就会稍增，此等金属的价值，即对土地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不久就会在一切国家间相等或几乎相等。西葡二国，由金银这样的输出而可能招受的损失，全然是名义上的、想象上的。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名义价值，将跌落，将以比从前小的金银量代表，但其真实价值将和从前相同，所能维持、所能支配和所能雇用的劳动量，亦将和从前相同。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将跌落，所余金银的真实价值将腾贵，于是和往昔为通商为流通而使用的较大金银量比较，现今的数量虽较小，但所能达到的目的，则与往昔无二致。流往外国的金银，决非无所谓地流往外国，那必然会带回等价值的各种物品。这些货物，又决不是全然供不生产的游惰者消费的奢侈品和消耗品。游惰者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既不能由于这种异常的金银输出而增加，其消费亦不能由此而大增。所以，由此带回来的货物，也许有大部分，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材料、工具、食料，可用以雇用勤劳人民和维持勤劳人民。勤劳人民，必能再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并带来利润。这样，社会死资财的一部分就变为活资财，因此能推动比从前更大量的产业。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马上就会增加一点，再过几年，便会大大增加。它们产业现令所受最苛重的一个负担，这样就除去了。
西葡二国不合理政策所起的作用如是，谷物输出奖励金所起的作用必亦如是。不论耕作的实际状态是怎样，谷物输出奖励金总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略高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并使外国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略低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因为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多少支配一切其他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此等奖励金又会大大减低国内白银的价值，稍稍提高外国白银的价值。这种奖励金，使外国人，尤其是荷兰人，不但能以比无奖励金时他们所出的更廉的价格，而且能以比有奖励金时我们自己所出的更廉的价格，吃到我国的谷物；一位卓越的权威作者马太？德克尔先生，曾明确指出这一点。这种奖励金，使我们的工人，不能象在无奖励金时那样，为小量的白银而提供他们的货物，却使荷兰人能以较小量的白银而提供他们的货物。这样，就使我国制造品，无论在何处，都比无奖励金时稍稍昂贵，并使他们的制造品，无论在何处，都比无奖金时稍稍低廉，因而，使他们的产业，能享受双重的利益。
因为这种奖励金，在国内市场上所提高的，与其说是我国谷物的真实价格，无宁说是我国谷物的名义价格，所增加的，与其说是一定量谷物所能维持和所雇用的劳动量，无宁说是这一定量谷物所能交换的白银量，所以，必然阻害我国制造业，而对我国农业家或乡绅又无大的利益。诚然，这两者都会因此而有较多的货币收入，要使他们大部分相信那对他们并无很大利益，也许有点困难；但是，如果货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食料量和各种国产商品量都减少了。那末，由此而得的利益，也就不过是名义上、想象上的利益了。
在整个国家中，受这种奖励金的实际利益的，或者说，能受这种奖励金的实际利益的，也许只有一种人，即谷物商人或谷物输出者和谷物输入者。奖励金必然使丰年谷物输出量大于无奖励金的场合；而且，由于它使今年的丰收不能救济明年的不足，它必然使歉岁谷物输入量大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在丰年歉岁，它都增加谷物商人的业务。但在歉岁，这种奖励金，就不但使他能输入比无奖励金时（即在今年丰收可多少救济明年不足时）所能输入的更多谷物，而且能以较好的价格出售谷物，因而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所以，我说，最热烈赞成继续发给此种奖励金的，就是这一种人。
我们的乡绅，在对外国谷物的输入课以重税（那在一般丰年便等于禁止），和对本国谷物的输出给与奖励金时，似乎是在仿效我们制造业者的行为。使用前一种方法，他们取得了国内市场独占权；使用后一种方法，他们企图防止国内市场积存谷物过多。总之，他们使用这两种方法，企图提高他们商品的真实价值。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制造业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一样的。制造业者亦曾同样采取这两种方法，来提高许多种制造品的真实价值。但他们也许没注意到，谷物和其他各种货物间有着巨大的根本的差别。以独占国内市场的方法，或以奖励输出的方法，使毛织物以比无独占权和无奖励金时更好的价格出售，那是可能的，因为使用这些方法，不但提高了此等货物的名义价格，而且提高了此等货物的真实价格。使此等货物等于较大的劳动量与生活品量，就不仅增加了此等制造业者的名义利润、名义财富与名义收入，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真实利润、真实财富与真实收入；这样他们就能够过较优裕的生活，或在此等制造业上，雇用较大的劳动量。这实际上就是奖励此等制造业者，使他们制造业所雇用的国内劳动者比无此制度时所能雇用的多。但这种制度如果应用到谷物，那所提高的就只是谷物的名义价值，不是谷物的真实价值。这样做，不能增加农业家的真实财富或真实收入，亦不能增加乡绅的真实财富或真实收入。也不能奖励谷物的耕种，因为不能使谷物能够养活和能够雇用更多的耕种谷物的劳动者。按照事物的本质，谷物有一定的真实价值，不能随货币价格改变而改变。输出奖励金，国内市场独占，都不能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最自由的竞争，亦不能使它低减。就全世界说，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它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就个别地方说，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谷物按照当地维持劳动者生活的一般方式，即大方地、省检地或适中地维持其生活的方式，所能维持的劳动量。毛织物和麻织物不是支配性的商品，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并非最后要由毛织物和麻织物的价值来衡量、来决定。谷物却不然。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最后都要由各自平均货币价格对谷物平均货币价格所持的比例来衡量、来决定。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虽有时会一世纪和一世纪不同，但其真实价值却不随此种变动而变动。随这种变动而变动的，只是白银的真实价值。
任何国产商品输出奖励金，都不免惹人反对。第一，对重商主义一切办法，一般都可提出反对，因为这些办法，违反自然趋势，迫使国内一部分产业，流入较少利益的用途。第二，国产商品输出奖励金办法，特别要惹人反对，因为它不仅迫使国内一部分产业，流入较少利益的用途，而且迫使流入实际不利的用途。无奖励金即不能经营的生意，必然是一种亏损生意。谷物输出奖励金，还要在以下方面惹人反对：它无论从哪一点说，都不能促进它所要促进的那种商品的生产。在乡绅们要求设置此种奖励金时，虽然是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但商人和制造业者完全理解他们的利害关系，其行动通常受这种理解的指导，乡绅们却没有此种完全的理解。他们给国家收入加上了一个极大的耗费，给人民大众加上了一个极重的赋税，但他们自己的商品，却没因此显著地增加其真实价值。而且由于银的真实价值因此稍稍减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的一般产业，因为土地改良程度，必然取决于国家的一般产业；所以他们没有促进他们土地的改良，反而或多或少地妨碍土地的改良。
有人这样想，为奖励一种商品的生产，生产奖励金的作用，比输出奖励金更为直接。此外只须对人民课一种赋税，就是说，人民只须缴纳一种用以支付奖励金的税。生产奖励金，不但不会提高达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而且有减低的倾向。所以，他们不会因此而缴纳第二种税，而他们所缴纳的第一种税，亦将因此至少可得一部分的补还。可是，生产奖励金，是不常发给的。重商主义所确立的偏见，使我们相信，国民财富直接得自生产的少，直接得自输出的多。输出被看作更直接的带回货币的方法，因此更受欢迎。又有人说，依照经验，生产奖励金，比输出奖励金更易产生欺诈行为。这种说法，真确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输出奖励金，往往被滥用来搞许多欺诈行为，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一切方策的发明者即商人与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他们的货物在国内市场上不积存过多。生产奖励金有时会惹起这种情况，而输出奖励金却使过剩部分送往外国，这样国内残留的那部分货物的售价得以提高，所以能切实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在重商主义各种方策中，输出奖励金便成为他们最爱好的一种了。我知道，某些行业的经营者，都私下同意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钱来奖励他们一定部分货物的输出。这种方策施行得很顺利，虽然大大增加了国产商品，却仍能在国内市场上使他们货物的价格提高一倍以上。但是，谷物奖励金要是真的降低了谷物的货币价格，其作用必大不相同。
可是在特定场合，亦曾发给了类似生产奖励金的奖励金。鰽白鱼业及鲸鱼业所得的按渔船吨数计算的奖励金，或可视为具有此种性质的奖励金。据说，这种奖励金。使此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比无此等奖励金时低廉。从别方面看来，我们又必须承认，其结果与输出奖励金的结果相同。有了这种奖励金，国内一部分资本，就被用来使这种货物上市，但其价格却不能补偿其费用，并且不能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
此等渔业的吨数奖励金，虽无补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但由于可增加船舶及水手数目，所以，可被认为有助于国防，也许可以说，用这种奖励金来维持国防，比如象维持常备陆军那样维持一个庞大的常备海军（如果我可以使用这名词），其所需费用，有时也许要小得多。
但虽有这种辩护，下述各点却使我相信，议会至少在批准发给这些奖励金中的一种时大大地受骗了。
第一，鰽白色渔船奖励金似乎太大了。
从1771年冬季渔汛开始直到1781年冬季渔汛完毕，鰽白鱼渔船的吨数奖励金，为每吨三十先令。在这十一年内，苏格兰鰽白鱼渔船捕捞的鰽白鱼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七桶，在海上捕获即行腌存的鰽白鱼，称为海条。但要运到市场去售卖，须再加上一定数量的盐加以包装，使成为商用鰽白鱼。在这场合，三桶海条，往往改装为商用鰽白鱼二桶。所以，在这十一年间，所获商用鰽白鱼，计有二十五万二千二百三十一又三分之一桶。在这十一年间，付出的吨数奖励金，总计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三镑十一先令，即海条每桶得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商用鰽白鱼每桶得十二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
腌鰽白鱼时所用的盐，有时是苏格兰产，有时是外国产，但都可免纳一切国产税交给腌鱼业。但苏格兰盐每蒲式耳，现今须纳国产税一先令六便士，外国盐每蒲式耳须纳十先令。据说，鰽白鱼每桶须用外国盐大约一又四分之一蒲式耳。若用苏格兰盐，平均须二蒲式耳。如果鰽白鱼是供输出的，那就完全免纳盐税。如果是供国内消费的，那就无论所用的是外国盐还是苏格兰盐，每桶只纳一先令。这是苏格兰往昔对一蒲式耳盐所课的税，鰽白鱼一桶所需用的盐，即根据最低的估计，亦需要一蒲式耳。我们知道，在苏格兰，外国盐通常只用以鰽鱼。自1771年4月5日至1782年4月5日，输入的外国盐，共计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四蒲式耳，每蒲式耳重八十四磅。苏格兰盐交给腌鱼业的数量，却不过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仅五十六磅。由此可见，渔业所用的盐，主要是外国盐。此外，每桶鰽白鱼输出，给付奖励金二先令人便士。渔船捕获的鰽白鱼，又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输出的。所以，综合这一切来计算，你就会知道，在这十一年间，渔船捕获鰽白鱼一桶，若以苏格兰盐腌存，则在输出时，所费于政府的，计十七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国内消费时，所费于政府的，计十四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若以外国盐腌存，则在输出时，所费于政府的，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