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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好像一些蓝油漆──他手下的人虽然也是蓝的，但不是天生的，而是涂的蓝颜色，这些手下人总带着蓝墨水，一但碰破了皮，就往伤口里倒，假装蓝血──这是为了和领导保持一致。这个人的信条是：做事就要做彻底。他决定把这两个身体通通杀掉。他对身体有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这样就和薛嵩有了区别。薛嵩对所有的身体都有好感，所以他就成了个老好人。在这个故事里，薛嵩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故事里，薛嵩始终保持了小手小脚，是个留着寸头的、棕色皮肤的男孩子。他忙忙乱乱地在寨子里到处跑，有时跑进老妓女的视野里。后者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所以就说：薛嵩，来陪我玩！薛嵩马上就答应，跑过来伏在老妓女的身上，双手捧住她的某一只乳房，把乳头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认真地打量──那样子像个修表匠。当然，他还要打量别的地方。最后的结论是：大妈，你好漂亮啊。假如这是曲意奉承，就可以说明自由派与学院派的关系──薛嵩是自由派，老妓女是学院派，自由派要拍学院派的马屁，不漂亮也得说漂亮。可惜薛嵩根本不会曲意奉承，他真的觉得老妓女漂亮。
后来，薛嵩跪了起来，解掉腰间的竹蔑条，还很客气地问道：可以吗？随后就和老妓女做爱，很自然，很澎湃。总而言之，他使老妓女觉得他真的爱她；然后就说：大妈，我还有别的事，一会儿再来陪你；就跑掉了。假如他根本不爱她，说一会儿来看她是谎话，这也能说明点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谎言自有理由，真实则无缘无故。想想这个理由吧：学院派很崇高，让人不能不巴结。除了拍马屁，还要说些甜言蜜语来讨她的好。但是，很不幸，他也真爱这个老妓女。他真想一会儿就来看他。既然是真的，就不能说是拍马屁了。
更加不幸的是，他走着走着，别的女人也会在篱笆后面叫道：薛嵩，来陪我玩。他也会跑进去，伏在人家身上说：大姐，你好漂亮啊；过一会儿也要去解竹蔑条，并且说：可以吗？倘若对方说，不可以（这种情况很少见），他就把蔑条重新系上，并且说：真遗憾，但你的确很漂亮；然后就走掉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要和那女人做爱，而且很自然，很澎湃；然后又说：对不起，我还有别的事，一会儿再来陪你；就走掉了。这也是实话，假如不是在别处绊住了，他真想回来看她。假如有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叫他：薛嵩，陪我玩；他也会跑进去，把玩她老态龙钟的身体，然后说：老奶奶，你真是个漂亮的老奶奶。然后不和她做爱，走掉了。他做得很对。假如是个三岁的女孩叫他，他就跑进去抱抱她，然后说：小妹妹，你真漂亮，可惜太小了，不能和你玩；然后走掉了。假如走在路上，听到一头母水中在背后“哞”地一叫，他也要回头看看，然后对它说：捣什么乱啊你，然后走掉了。这个寨子里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薛嵩，因为他对女人的身体深具爱心，热爱一切年龄、一切体态的身体。这寨子里的一切男人都恨薛嵩，也是因为他对女人的身体深具爱心，喜欢一切年龄、一切体态的身体。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有些可赞美之处，但作为一寨之主，他简直混帐得很。像他这样处处留情的人物，当然属于邪恶的自由派。
这个故事现在的样子使我十分满意，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女人是可厌的。作为一个自由派的男人，我喜欢一切女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是漂亮的还是丑的，不管她声音清丽委婉，还是又粗又哑；性情温柔还是凶猛泼辣，我都喜欢。唱过了这些高调之后，我也要承认，还是温柔漂亮一点的女人我喜欢得更多一点，不管她是自由派还是学院派。
在这个故事里，薛嵩也遇到了红线。此后他就把一切年龄、一切体态的妇女都弃之如敝履。这一下就不像自由派了。红线也无甚出奇之处，只是个子很高、腿很长，身材苗条。假如是汉族女人，长到这样高以后，就会自然地矮下去──也就是说，低着头，猫着腰，像比自己矮的人看齐。但苗族女孩不会这样。红线在林子里找了一棵老树，在树皮上刻上自己的高度，每天都去比量，巴不得再长个一寸两寸。她就这样被薛嵩看到了。后者马上就对她入了迷，开始制造各种抢婚的工具，从一个多情种子，变成了一个能工巧匠。这就使老妓女为之嫉妒、痛苦，请了人来杀她。有关这件事的前因，我觉得自己已经解释得足够清楚了。
至于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她请来的人把她自己给逮住了，而且那些人还要拷打她，想从她那里获得薛嵩的情报──老妓女本来可以自愿说出些情报，但被捆上了就不能说，她也是有尊严的人哪──把她脸朝里地绑在一棵树上，说道：老婊子，打你了啊！她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打吧。于是，藤条就在她背上呼啸起来了。我可以体会到这种看不见的疼痛。后来，人家把她放开，让她趴在满是青苔的地上；空出了那棵长满了青苔的老树。此时她背上满是伤痕和鲜血。那个小妓女在一边看了，恶狠狠地说了一声：“该！”但老妓女还是镇定自若，对一个样子和善的刺客说：劳驾，给我拿把瓜子来。再以后，她就趴在地上磕瓜子。虽然背上被抽开了花，她的臀部依然很美，腰也很细。小妓女看了，感到莫名的愤怒，痛恨她的身体，更恨她满不在乎的态度。像这样把痛苦和死亡置之度外，她可学不来……
后来，那个刺客头子对着那棵空出的树，作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对小妓女说：小婊子，现在轮到你了。那女孩跺跺脚走了过去，抱住那棵树，伏在了老妓女的体温上，让人家把她捆在树上。她感到悲愤和委曲，就一头撞在树上，把头都撞破了。刺客头子看到这种不理性的举动，就劝止说：别这样。打你是我们的工作，不用你自己来做。于是，那小妓女觉得简直要气死了，大喊一声：你们！一个气我，一个打我！到底还让不让人活？刺客头子闻声又劝止道：别这样。让你死或让你活，是我们的事。不用你来操心。这就使小妓女完全走投无路了。
第六章 第二节
说到我自己，虽然不是妓女也不是刺客，但我觉得自己是自由派。这个流派层次较低，但想要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下午，我们院里的热水锅炉坏了，原来流出滚烫的清澈液体，现在流出一种温吞吞的黄汤子。因为这种汤子和化粪池堵塞后流出的东西有可疑的近似之处，渴疯了的人也不敢尝试。在这种情况下，我跑到隔壁面馆去打了两壶开水，一壶自己喝，另一壶送给了白衣女人；这种自力更生的作法就像我写到过的自由派小妓女。但别人却不是我这样的。有好几位老先生经常跑到锅炉面前，扭开龙头，看看流出的黄汤子，再舔舔乾裂的嘴唇，说一声：后勤怎么还不来修！就痛苦地走开了；丝毫想不到隔壁有家面馆。这种逆来顺受的可爱态度，和学院派的老妓女很有点相似。但我也不敢幸灾乐祸，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对于这个热水锅炉，需要进一步的描述：它是个不锈钢制成的方盒子，通着三百八十度的三相电。我觉得只要是用电的东西，就和我有缘份。我切断了电源，围着它转了好几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能找到管钳，卸掉水管，我就能把它修好；没有管钳，用手拧不动水管（我已经试过了），就只好望洋兴叹。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哪里去找管钳。这么大的一个单位，必定有修理工，还会有工作间，能找到那儿就好了。我可不像薛嵩，东西坏了也不去修。但我对这个院子不很熟悉，转着圈子到处打听哪里能借到工具。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白衣女人的房间里。她听到了我的这种打算，马上叉着脖子把我撵回自己屋里；还说：你自己出洋相不要紧，别人可要笑话我了。我保证不去出洋相，但求她告诉我哪里能借到管钳。她说她不知道。看来也不像假话。然后，我在自己屋里，朝着摊开的稿纸俯下身来，心里却在想：真是不幸，连她也不理解我。看来她也是个学院派……
我总忘不了坏掉的锅炉在造成干渴，这种干渴就在我唇上，根本不是喝水可解。行动的欲望就像一种奇痒，深入我的内心。但每当我朝院里（那边是锅炉的方向）看时，就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在那边晃动。看来，白衣女人已经知道我禁不住要采取行动，正在那边巡逻──她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又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出鼻血，只好用手绢捂着鼻子跑出去，到门口的小铺买了─卷卫生纸。又过了一会儿，纸也剩得不多了。我只好捏着鼻子去找那位白衣女人。她见了我大吃一惊，说道：怎么了？又流鼻血了？我也大吃一惊：原来我常流鼻血，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她在抽屉里乱翻了一阵说：糟了，药都放在家里。这是我意料中事，我瓮声瓮气地说道：我一个人也能回家去，但要把车也推回去，要不明早上没得骑。她倒有点发楞：你是什么意思？现在轮到我表现自由派的慎密之处：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推车走回去，但要劳你在路上捏住我的鼻子……但一出了门，我就知道还欠慎密：这个样子实在古怪，招得路上所有的人都来看我。除此之外，她还飞腿来踢我的屁股，因为鼻子在她手里，我全无还手之力，这可算是乘人之危了。她小声喝道：不准躲！不让你修锅炉你就流鼻血，你想吓我吗？……这话太没道理，鼻血也不是想流就能流得出的。何况，流鼻血和修锅炉之间关系尚未弄清，怎能连事情都没搞明白就踢我！因为她声音里带点哭腔，我也不便和她争吵。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用了一点白药，鼻血也就止住了。她也该回去上班。但她还抛下了一句狠话：等你好了再咬你……
白衣女人曾说，我所用的自由派、学院派，词意很不准确。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所谓自由派，就是不能忍受现状的人，学院派则相反。我自己就是前一种，看到现状有一点不合理就急不可耐，结果造成了鼻子出血。白衣女人则是学院派，她不准我急不可耐，我鼻子出了血，她还要咬我。小妓女和老妓女也有这样的区别，当被捆在一起挨打时，这种差别最充份地凸现了出来。
我写到的这个故事可以在古书里查到。有一本书叫作《甘泽谣》，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作薛嵩，还有一个人叫作红线。再有一个人叫作田承嗣，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浑身发蓝的刺客头子。这样说明以后，我就失掉了薛嵩、红线，也失掉了这个故事。但我觉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是福科的主张。这样说明了以后，我也失去了这个主张。但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照此去做。通过写作，我也许能增点涵养，变成个学院派。这样鼻子也能少出点血。
那个蓝色的刺客头子把小妓女捆在树上，一面用藤条在她背上抽出美丽的花纹，一面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如前所述，他就是田承嗣，和薛嵩一样，也是一个节度使。这就是说，他假装是个刺客头子，拿了老妓女的钱，替她来杀红线，实际上却不是的。他有自己的目的，想要杀死薛嵩，夺取凤凰寨。我想他这样说是想打击妓女们的意志，让她们觉得一切都完了，从此俯首贴耳──这个成语叫我想到一头驴。当然，他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个小妓女听了，就尖叫道：老婊子！看你干的这些事！你这是引鬼上门！那个老妓女一声不吭，继续磕着瓜子，想着主意。后来，她站了起来，走到田承嗣的身边，说道：老田，放了她。田承嗣纳闷道：放了她干什么？那女人说：把我捆上啊。田承嗣又纳闷道：把你捆上干什么？那女人说：我替她挨几下。田承嗣说：挨打是很疼的呀。老妓女说：没有关系。我也该多挨几下。这样一来，这个老妓女就表现出崇高的精神；用自己的皮肉去保全别人的皮肉。在这个故事里，还是第一次出现了这种精神。这说明我变得崇高了。看来，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并不是一句空话呀……
在这个故事里，田承嗣是卑鄙的化身──现在我已认定，田承嗣根本就不是学院派，他不配。起初我觉得，老妓女的自我牺牲会把他逼人两难的境地。假如他接受了老妓女的提议，放了小妓女去打老妓女，崇高的精神就得以实现，他所代表的邪恶就受到了打击。假如他不打老妓女，继续打小妓女，那老妓女就要少挨打。按照他邪恶的价值观，少挨打是好的。老妓女的崇高精神没有受到惩罚，对他来说是一种失败。照我看，他是没办法了。很不幸的是，田承嗣也有自己邪恶的聪明。他叫手下的人把老妓女捆在另一棵树上（很不幸的是，凤凰寨里有很多的树），同时加以拷打。小妓女还嘲笑她说：老姨子，瞧你干的这些事！你真是笨死了。她只好摇头晃脑地说：真是的，我笨死了。但是，小婊子，我可是真心要救你啊。小妓女乾脆地答道：救个屁──这其实不是一句有意义的话，只是一声感叹；然后，她就低下头去，闭上眼睛，忍受背上的疼痛。在这个故事里，我想要颂扬崇高的精神，结果却让邪恶得了胜，但我决定要原谅自己，因为我已失去了记忆，又是个操蛋鬼，对我也不能要求过高。再说，邪恶也不会老得胜……
鼻血止住之后，我在家里到处搜索，没有找到户口本，却找到了几页残稿，写道：“盛夏时节，在长安城里，薛嵩走过金色的池塘，走上一座高塔去修理一具热水锅炉……”在我失去记忆以前，这是我写下的最后的字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像是我前生留下的遗嘱。看来，我想修理锅炉不是头一次了。我觉得可以从此想到很多东西。可惜的是，一下子不能都想起来。
以此为契机，我却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在大学里，有个同宿舍的同学戴一副断了腿的水晶眼镜，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他都不肯摘下来叫我修理。这孙子说，这副眼镜是他爸爸的遗物，他要就这么戴到死……这眼镜他小心藏着，不让我碰。但我一见他用绳子接着眼镜就心痒难熬。终于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把他一闷棍打晕，并在他苏醒之前把镜腿换上了……然后，他就很坚决地从宿舍里搬走了。他倒没有告我打他，只是到处宣扬我有精神病。别人对他说：你可以把新装上的镜腿再拆下来，这样，你父亲的遗物还是老样子。他却说：拆了干啥？招着王二再来敲我的脑袋？我没有那么傻！从这件事里，我很意外地发现自己上过大学──我是科班出身的。现在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我很可能是个有修理癖的疯子。正如白衣女人指出的，我所指的自由派，就是些气质像我的人。现在我知道了自己可能是疯子，自由派这个名称就有了问题：我总不好把疯子算作一派吧。
我对自衣女人用脚来踢我的事很是不满──就算我犯了疯病，也是为所里的器具损坏而疯，是一种高尚的疯病，踢我很不够意思──最起码应该脱了鞋在家里踢，穿着鞋在街上踢是不应该的。但细细一想，她还是对我好。继而想到，她说过，让我骑车小心，还说自己不愿意当寡妇，也是不希望我死之意。这使我从心里感到一丝暖意。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想早早地死掉。我又回过头来写我的故事──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在故事里寻找崇高。在这个故事里，那个蓝色的刺客头子，也就是田承嗣，逮住了两个妓女，拷问她们薛嵩在哪里──在此必须重申，田承嗣不是自由派也不是学院派，他哪派都不是。
这两个女人──一位学院派的妓女和一位现代派的妓女，表现出崇高的气节，没有告诉他。其实他根本多此一间，薛嵩就在他们身后。黎明时分，薛嵩把他的柚木院子高高地升了起来，这片浮动的土地连同上面的花园、房屋，高踞在八根柱子上，而那八根柱子又高踞在林梢顶上，在朝霞的衬托之下，好像一个庞大无比的长腿蜘蛛。薛嵩站在这个空中花园的边上，隔着十里地都能看见。而寨中心那片空地离得很近，顶多也就是一两里地。奇怪的是，那些刺客和两个妓女都没有往那边看。
薛嵩遭人袭击之后，一直在努力升高他的院子。院子越高，离地面越远，也就越安全。他长时间地不言不语，好像怯懦已经吞食了他的内心。但到了黎明时分，他忽然呐喊一声，从地上一跃而起，奔进房子去拿他的武装。首先，他戴上一顶铜盔，这东西大体上和消防队员戴的头盔差不多，只是更高、更亮，盔顶有鱼鳍一样的冠子，用皮带扣在颏下；这样他一下子高了有一尺多。然后他又穿上护胸甲，这东西表面是一层发乌的青铜，镌有大海和海上的星辰。在青铜后面是亮闪闪的黄铜，黄铜背后是厚厚的水牛皮。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