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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就能建成的啊。
身在凤凰寨内，薛嵩总要谈起长安城里的雪。他说，雪里带有一点令人赏心悦目的黄色，和早春时节的玉兰花瓣相仿。这些雪片是甜的，但大家都不去吃它，因为雪是观赏用的。等到大地一片茫茫，黑的河流上方就升起了白色的雾；好像这些河是温泉一样……假如能把长安的雪搬到这里就好了──起初，红线专注地听着，眼睛直视着薛嵩的脸；后来她就表现出不耐，开始搔首弄姿，眼睛时时被偶而飞过的蝴蝶吸引过去。
薛嵩描述的长安城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在雪地上纵横着黑色的河岸。在河岸之间，流着黑色透明的河水，好像一些流动的黑水晶。但这也没什么用处。住在这里的人没有真正的智慧，满脑子塞满了历史的脐带。河水蒸腾着热气，五彩的画肪静止在河中，船上佳丽如云。这也没什么用处，这些女人一生的使命无非是亲近历史的脐带，使之更加疲软而已。她们和那位建造了万寿寺的老佛爷毫无区别……
忽然间薛嵩惊呼一声：我的妈呀！我都干了什么事呀……然后他就坐在地上，为射死了老妓女痛心疾首，追悔不已。首先，他在弩车的轮子上撞破了脑袋，然后又用白布把头包了起来。这一方面是给死者带孝，另一方面也是包扎脑袋。然后，他又在肩上挎了一束黄麻，这也是给死者戴孝之意。这都是汉人的风俗，红线是不懂的，但她也看出这是表示哀痛之意。然后，薛嵩就坐在地下嚎啕痛哭，又用十根指头去抓自己的脸，抓得鲜血淋漓。这些哀痛之举虽然真挚，红线却冷冷地说：一箭把人家射死了，怎么哭都有点虚伪。后来薛嵩拿起地上那把青铜剑，在自己身上割了一些伤口，用这种方法来惩罚自己。但红线还是不感动。最后他把自己那根历史的脐带放在侧倒的车轮上，想把它一剑剁下来，给老妓女抵命，红线才来劝止道：她人已经死了，你也用不着这样嘛。薛嵩很听劝，马上就把剑扔掉了。这说明，他本来就不想失掉身体的这一部份。不管你对上述描写有何种观感，我还是要说，薛嵩误杀了老妓女之后，是真心的懊悔。其实，我也不愿给薛嵩辩护。我对他的故事也感到厌恶。假如我记忆无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薛嵩在凤凰寨里，修理翻掉的弩车。如前所述，红线一刀砍断了弓弦。假如它只是断了弦，那倒简单了；实际上，这件机器复杂得很，很容易坏，而且是木制的。不像铁做的那么结实；翻车以后就摔坏了。薛嵩把它拆开，看到里面密密麻麻装满了木制的牙轮、涂了腊的木杆、各种各样的木头零件。随便扳动哪一根木杆，都会触发一系列复杂的运动。这就是说，在这个庞大的木箱子里，木头也在思索着。这东西是薛嵩的作品，但它的来龙去脉，他自己已经忘掉了。所以，薛嵩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他俯身到它上面，全神贯注地探索着，呼之不应。触之不灵。红线在地下找了一根竹签，拿它扎薛嵩的屁股。头几下薛嵩有反应，头也不回地用手撵那不存在的马蝇子；后来就没了反应。这件事使红线大为开心。她也俯身到薛嵩紧凑的臀部上，拿竹签扎来扎去；后来又用颜色涂来涂去，最后纹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大苍蝇。此后，薛嵩在挪动身体时，那苍蝇就会上下爬动，甚至展翅欲飞。这个作品对薛嵩很是不利──以后常有人伸手打他的屁股，打完之后却说：哎呀，原来不是真苍蝇！对不起啊，瞎打了你一下。由此看来，假如红线在他身上纹一只斑鸠，他就会被一箭射死。那射箭的人自会道歉道：哎呀，原来不是真斑鸠！对不起啊，把你射死了……
在凤凰寨里，此时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分。天气已经很热了，所以万籁无声。所有的动物都躲进了林荫──包括那些刺客和小妓女。但薛嵩还在修理他的弩车，全不顾烈日的暴晒，也不顾自己汗下如雨。起初，红线觉得薛嵩这种专注的态度很有趣，就在他屁股上纹了只苍蝇，后来又在他脊梁画了一副棋盘和自己下棋。很不幸的是，这盘棋她输了。再后来，她觉得薛嵩伏在地上像一匹马，就把他照马那样打扮起来一一在他耳朵上挂上两片叶子，假装是马耳朵；此后薛嵩的耳朵就能够朝四面八方转动。搞来一些乾枯的羊胡子草放在他脖子上，冒充鬃毛；此后薛嵩就像马一样的喷起鼻子来了。后来，她拿来一根孔雀翎，插在他肛门里当作马尾巴。这样一来，薛嵩的样子就更古怪了。
后来，那根孔雀翎转来转去，赶起苍蝇来了──顺便说一句，自从红线在臀部纹上了一只苍蝇，这个部位很能招苍蝇，而且专招公苍蝇。这不仅说明红线纹了只母苍蝇，而且说明这只苍蝇很是性感，是苍蝇界的电影明星──这根羽毛就像有鬼魂附了体一样，简直是追星族。一只金头苍蝇在远处嬉戏，这本是最不引人注意的现象，这根翎毛却已警惕起来，自动指向它的方向。等它稍稍飞近，羽毛的尖端就开始摇动，像响尾蛇摇尾巴一样，发出一种威胁信号；摇动的频率和幅度随着苍蝇逼近的程度越来越大。等到苍蝇逼近翎毛所能及的距离时，它却一动也不动了；静待苍蝇进一步靠近。直到它飞进死亡陷阱，才猛烈地一抽，把它从空中击落。你很难相信这是薛嵩的肛门括约肌创造了这种奇迹，倘如此，人的屁眼儿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我倒同意红线的意见，薛嵩有一部份已经变成马了……
这种情形使红线大为振奋，她终于骑到他身上，用脚跟敲他的肋骨，催他走动。而薛嵩则不禁摇首振奋，摇动那根孔雀翎，几乎要放足跑动。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薛嵩变成了一匹马。在红线看来，一个丈夫和一匹马，哪种动物更加可爱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她觉得这匹马没有毛，皮肤细腻，骑起来比别的马舒服多了……
但是，故事没有照这个方向发展。薛嵩对红线的骚扰始终无动于衷，只说了一句“别讨厌”，就专注于他的修理工作。这态度终于使红线肃然起敬。她从他身上清除掉一切恶作剧的痕迹，找来了一片芭蕉时，给他打起扇来了……虽然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但我已经大大地进了一步。
现在，万寿寺里也到了正午时节，所有的蝉鸣声嘎然而止。新粉刷的红墙庄严肃穆，板着脸述说着酷暑是怎样一回事。而在凤凰寨里，薛嵩蹲在地上，膝盖紧贴着腋窝，肩膀紧夹着脑袋，手捧着木制零件，研究着自己制造的弩车──他的姿式纯属怪涎，丝毫也说不上性感。但红线却以为这种专注的精神十足性感。因为她从来也不能专注地做任何事，所以，她最喜欢看别人专注地做事，并且觉得这种态度很性感……与此同时，薛嵩却一点点进入了这架弩车的木头内心，逐渐变成了这辆弩车。就在这时，红线看到垂在他两腿之间的那个东西逐渐变长了，好像是脱垂出来的内脏──众所周知，那个东西有时会变得直撅撅，但现在可不是这个模样。仅从下半部来看，薛嵩像匹刚生了马驹的老母马。那东西色泽深红，一端已经垂到了地上。这景象把庄严肃穆的气氛完全破坏了。开头，红线用手捂着嘴笑，后来就不禁笑出声来了。薛嵩傻呵呵地问了一句：你笑什么？红线顾不上回答。这种嘻皮笑脸的态度当然使薛嵩恼怒，但他太忙，顾不上问了。那个白衣女人对这个故事大为满意，她说：写得好──你们男人就是这样的！这句话使我如受当头棒喝。原来我们男人就是这样的没出息！
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对自己不满：我是一个男人，有着男性的恶劣品行：粗俗、野蛮、重物轻人。其中最可恨的一点就是：无缘无故地就想统治别人。在这些别人之中，我们最想要统治的就是女人。这就是男人的恶行，我既是男人，就有这种恶行……
看过了《甘泽谣》的人都知道红线盗盒的故事是怎么结束的：薛嵩用尽了浑身的解数，也收拾不了田承嗣。最后是红线亲自出马，偷走了田承嗣起卧不离身的一个盒子，才把他吓跑了。现代的女权主义文论家认为，这个故事带有妇女解放的进步意义，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不该只偷一个盒子，应该把田承嗣的脑袋也割下来。这真是高明之见，我对此没有不同意见。我要说的是：的确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薛嵩最终领悟到大男子主义并不可取，最终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在改变中，也会有反复。因为这个缘故，每次看到薛嵩的把把变粗变直，红线就会奋起批判：好啊薛嵩！你又来父权制那一套了！让大家都看看你，这叫什么样子？而这时薛嵩已被改造好了，听了这样的指责，他感到羞愧难当，面红耳赤地说：是呀是呀。我错了……下次一定不这样。
可借仅仅认错还不能使那个东西变细变软，它还在那里强项不伏。于是，红线就吹起铜号，把整个寨子里的人都招来，大家开会批判大男子主义者薛嵩，那个直挺挺的器官就是他思想问题的铁证。说实在的，很少有哪种思想问题会留下这样的铁证──而且那东西越挨批就越硬。久而久之，薛嵩也有了达观的态度，一犯了这种错误就坦白道：它又硬了，开会批判罢──这哪叫一种人过的生活呢。好在有时红线也会说：好吧，让你小孩吃巴巴，就躺下来，和薛嵩做爱──像这样的生活能不能叫作快乐，实在大有疑问……
这样写过了以后，我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统治女人的恶劣品行。我能把薛嵩的下场写成这个样子，这本身就是证明……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顺便说一句，我想到了自己对领导的许诺──我在工作报告里写着，今年要写出三篇《精神文明建设考》──既然说了，就要办到。这个故事我准备叫它《唐代凤凰寨之精神文明建设考》。白衣女人对此极感兴奋，甚至倒在双人床上打了一阵滚；这使我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滚完了以后，她爬起来说：可别当真啊。这又使我如坠五里雾中：我最不懂的就是：哪些事情可以当真，哪些事情不能当真。
不久之前，万寿寺厕所的化粪池堵住了，喷涌出一股碗口粗细的黄水。这件事发生在我撞车之前，这段时间里的事我多半都记不起来，只记起了这一件。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为我只要看到那片黄水，就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要用竹片去把下水道捅开──连竹片我都找好了。而那位自衣女人见到我的神情，马上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她很坚决地说：你敢去捅化粪池───马上离婚。因为这个威胁，那片黄水在万寿寺里蔓延开来。这种液体带着黄色泡沫，四处流动。领导打了很多电话，请各方面的人来修，但人家都忙不过来。后来，那片黄水漫进了他的房间。他只好在地上摆些砖头以便出入，自己也坐在桌子上面办公。有些黄色的固体也随着那股水四下漂流。黄水也漫进了资料室，里面的几个老太太也照此办理，并且戴上了口罩。与此同时，整个万寿寺弥漫着火山喷发似的恶臭。全城的苍蝇急忙从四面赶来，在寺院上空发出轰鸣……这种情形使我怒发冲冠。没有一种道理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是学院派，而且喜欢在大粪里生活。豁出去不做历史学家，我也一定要把壅塞的大粪桶开。
在此情形之下，那个白衣女人断然命令道：走，和我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去。我坐在图书馆里，想到臭轰轰的万寿寺，心痒难熬。而那位白衣女士却说：连个助研都不给你评（顺便说一句，我还没想起助研是一种什么东西），你却要给人家捅大粪！我的上帝啊，怎么嫁了这么个傻男人！后来，我逃脱了她的监视，飞车前往万寿夺，在路上被面包车撞着了。因为这个缘故，她在医院里看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活该！然后却哭了起来。当时我看到一位可爱的女士对我哭，感到庄严肃穆，但也觉得有点奇怪：既然我活该，她哭什么呢？我丝毫也没有想到这种悲伤的起因竟是四处漫延的大粪。当然，大粪并不是肇事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是现代派，而非学院派。现代派可以不评助研，但不能坐视大粪四处漫延……那白衣女人现在提起此事，还要调侃我几句：认识这么多年，没见过你那个样子。见了屎这么疯狂，也许你就是个屎克螂？我很沉着地答道：我要是屎克螂，你就是母屎克螂。既然连被撞的原因都想了起来，大概没有什么遗漏了。薛嵩走上塔顶去修理锅炉的故事跨过丧失的记忆，从过去延伸到了现在……
第七章 第一节
早上我在万寿寺里，在金色的琉璃瓦下。从窗子里看去，这里好像是硫磺的世界，到处闪着硫磺的光芒，还有一股硫磺的气味。我多次出去寻找与硫磺有关的工厂，假如找到的话，我要给市政府写信，揭发这件事，因为硫磺不但污染环境，还是种危险品，不能放在万寿寺边上。结果是既没有找到工厂，也没有找到硫磺，而且一出了寺门气味就小了。事实是：我们正在污染环境，我们才是危险品。面馆里的人还抱怨说，我们发出的气味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这样我就不能写这封信了──因为人是不该自己揭发自己的呀。
从医院里出来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我有一个好消息：我的记忆正在恢复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信息闯进我的脑海。但也有很多坏消息，这是因为这些记忆都不那么受我的欢迎。比方说这一则：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是研究实习员，没有中级职称。学术委员会前后十次讨论我的晋升问题。头三次没有通过，我似乎还有点着急。到了第四次我就不再着急。第五次评上了，我又让了出去，让给了一个比我岁数大的人。领导说：这是你自己要让啊，可不要怪我们；我只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第五次以后总能评上，我自己高低不同意晋职，说自己的水平不够。第十次发生在我撞车之前，我还是不同意晋升，并且再三声明，我准备在一百岁时晋升助理研究员，并在翌年死去。谁敢催我早日晋升就是催我早死。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收走了我的工作证，发回来时就填上了新职称。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承认自己已经晋升了中级职称──就是这样，我还被车撞了，这完全是领导给我强行晋职所致──既然我没有职称，也就不是历史学家。但我还不至于什么人都不是：我大体上是个小说家。
在香案底下，我找到了一叠积满了尘土的文学刊物，上面都有署我名字的作品。我还出过几本小说集。今天，我还收到了一张汇款单，附言里写明了是稿费。还有一封约稿信，邀请我写篇短篇小说，参加征文比赛，但很婉转地劝我少一点“直露”的描写──我想这是指性描写。这些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但既然是小说家，那就好好写吧。
我把薛嵩的故事重写了一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午，那个自称我老婆的白衣女人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置可否地放下了。这使我感到失望。我总觉得，失掉记忆以后，我的才能在突飞猛进，可以从前后写出的手稿中比较出来。现在我正期待着别人来验证。我问她道：怎么样？她反问道：什么怎么样？这使我感到沮丧──她连我的话都听不明白了；或者说，我自己连话都说不明白了。这两种说法中，后一种更为通顺，但我更喜欢前一种。我说：这回的稿子怎么样？她淡淡地答道：你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说完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按说我该感到更加沮丧才对。但是我没有。她走路的样子姿仪万方，我总是看不够。
在我失掉记忆之前，写到：盛夏时节，薛嵩走过金色的池塘，去给学院修理一具热水锅炉。现在我必须接着写下去。在写这件事之前，我必须说说这件事使我想到了些什么：我自己念研究生时，就常常背着工具袋，去给系里修理东西，我自己还念过研究生，有硕士学位，这使我不胜诧异。系里领导直言不讳他说：他们录取我，不是看中了我的人品和学业，而是看中了我修理东西的手艺──这就提示我，我的人品和学业都不值得回忆，只有手艺是值得回忆的。历史系和别的文科系不同，有考古实验室，文物修复室，加上资料室、计算机教室，好大的一份家业，要修的东西也很多。顺便说一句，领导对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表扬我有手艺，而是提醒我，修理东西是我应尽的义务，不要指望报酬了……对薛嵩来说，学院是什么地方、要修的是一台什么锅炉等等，只要你把薛嵩当成了我这佯的人，就无须解释。只要让他知道有座锅炉坏了，这就够了，他立即就会去修理。
薛嵩要修的锅炉在一座八角形的楠木大塔上，这座大塔又在一个新月形的半岛的顶端，这个半岛伸在一个荒芜的湖里。在湖水的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