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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又再度相遇，终于有了相互认识的可能。他们虽然需要靠手势帮忙，但眼神稍有动作便你我心知肚明。那个姑娘叫马尔基特，她全然听不懂俄语，而谢列任科又来不及学匈牙利语。后来有人问他，他们是怎样找到共同语言的，他也百思不得其解，觉得有爱情语言就足够了。
当时的马尔基特才１６岁，还完全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一眼看上了气宇轩昂的苏联中尉军官，这是很自然的事。马尔基特的父母也同意这桩婚事。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两个年轻人的频繁约会会酿成后来不可挽救的悲剧。
爱的代价
谢列任科和马尔基特之间的热恋迅速升温，半年后姑娘怀上了孩子，结婚的事不能再拖了。年轻人这时急着赶去布达佩斯找苏联大使馆，要求结婚，并马上回苏联。
“她懂俄语？”大使先生朝马尔基特方向点了点头。
“不懂，一句话也听不懂。”谢列任科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仔细听我讲，小伙子。我劝你马上同这个女士断绝来往，她可是个外国人！否则我可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结局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相当的糟糕。”
这几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
“你被捕了！”两天后谢列任科去警备司令部时，一进门就有两个战士将他逮捕。
第二天他被押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
“间谍！”２２岁的小伙子听到的是断然的判决。
“凭什么？”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
“就凭爱青！”肃反工作人员恶狠狠地一拍桌子，故意把“爱情”说成“爱青”。
谢尔盖·谢列任科明白，一旦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就再没有出头之日了。他被关进单人囚室里，每天被提出来审讯，肃反工作人员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证据，怀疑他在搞间谍活动，问他为什么想和匈牙利女人结婚。在一次审讯时，侦查员抄起一个金属烟灰缸便朝他头部砍去，以至谢列任科到现在额头上都还留下一个鼓包。
幸运的是，谢列任科没有被判死刑，只被判发配科雷马劳改１２年。
他们去劳改营的途中一共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在这列死亡火车上死了三百多名犯人。谢列任科当时是作为重犯被关押在单人囚室式的铁笼子里的，不少人在这种窒闷的单人囚室里或是精神错乱，或是因缺氧而憋死。他之所以能坚持活下来，主要是曾发誓要挺过这一切灾难再去同马尔基特重逢。他一直在猜，她到底是给他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夜里常常梦见他们见面的情景。
命运捉弄
本来是被判１２年的徒刑，谢列任科只在劳改营里呆了１０年半便被提前释放，于１９５７年回到阔别已久的伏尔加沿岸的故乡小城恩格斯。
他刚一下火车，便有好几个军人围了上来，把他扭送进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一进门便对他说：“限你１０天找到老婆，要不还把你送去劳改。别再想去找那个匈牙利娘儿们了，那对你来说只会更糟糕！”
谢列任科到底是怎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女邻居安娜弄到手的，他现在已记不得了，总之婚礼是照派出所的要求如期举行。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孕育了两个儿子。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却始终对安娜爱不起来。
但是谢列任科无法去找马尔基特。克格勃经常监视他，骚扰使他不得安宁。一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之后，谢列任科才斗胆写信去找国际红十字会帮忙。１９９２年他接到回信，信中说海恩一家早已从乡下小镇搬到布达佩斯住去了，可他们的新住址暂时还没能查到。
妻子安娜死后，谢列任科有好几年都一直在给当地红十字会和匈牙利使馆写信，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年内答复您。”年复一年，这种找到亲人的希望像春雪一样在慢慢消融，谢尔盖·谢列任科都已经绝望了，可突然一天有电话铃声响起。
“您是谢尔盖·谢列任科？”对方用半通不通的俄语拖长着声音问，“您是不是在找布达佩斯的马尔基特·海恩？我们找到她了。下午４点他们打电话给您。”对方在不疾不徐地说，他却一下子就瘫倒在床上，接着一动不动地在电话机前坐了三个多小时，担心错过电话。
正好就在约定的时间，一阵响得很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室内的寂静。“我是翻译，”对谢列任科来说，连这个冷漠的女声也成了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您的马尔基特在１９４７年给您生了个女儿。。。。。。”
他们当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听见对方的呼吸声和抽泣声，后来他听见那头在喊：“爸爸。。。。。。〃
取出全部积蓄到匈牙利去了。当空中小姐宣布“您所乘坐的飞机现正在布达佩斯机场降落”时，他简直不敢相信，居然在４０年后又重新踏上了这片土地。马尔基特他是一眼便认出来了，但还没等她向前走上一步，就有一个金发女郎上前来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这便是他的女儿，马尔基特给她取了个俄罗斯名字——玛丽娅。结婚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妥当，新郎买了西服，新娘买了婚纱，距喜庆日子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看来也是命当如此：马尔基特没能等到那一天便病故了。“你们到不了一起！在遥远的１９４７年，肃反工作人员说过的这句话终于应验了。在老太太葬礼那天，这句话像千万个小锤敲击着铁砧，一直在谢列任科的大脑里回响。。。。。。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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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成为天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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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荷卿
当我七年级时，我是我们镇里的志愿者，我给一个志愿者护士当助手。在那个夏天，每个星期我志愿工作30…40小时。在这段日子里，大多数时候我都和吉耳先生在一起。吉耳先生似乎很孤单，从来没什么人拜访他，看起来也没什么人关心他现在的处境。我用了好些天握着他的手，帮他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也因此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虽然他的反应不过是偶尔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后来我离开了一个礼拜去和父母一起度假，等我回来时，吉耳先生已经走了。我没有勇气去问那些护士他去了哪里，怕她们告诉我他已经死了。带着这些问号，我继续着志愿者的生活直到八年级。
几年后，我已经是个大三学生。一天我在加油站看到了一家人，我迅速认出了他们是谁，眼泪开始涌了出来，他还活着！我鼓足勇气上去问他是不是叫做吉耳，5年前是不是曾经昏迷过。他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说是的。我解释了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他的眼睛里马上充满了泪水，给了我一个从未感受过的热烈拥抱。
他告诉我，那时当他昏昏沉沉躺在那里时，他能听到我对他说话，感觉得到我握着他的手。他想在他身边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个天使。吉耳深信是我的抚摩和话语使他活了过来。
然后他告诉了我他怎么会昏迷的。我们一起流泪然后拥抱，互道再会，继续走自己的路。
虽然我再不曾看见过他，但他一直是我心里快乐的动力。我知道我改变了他的人生和他的死亡。更重要的是：他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他认为我是个天使。
是的，对于吉耳来说当初那个小男孩所做的就是天使的行为。可以想一想，做天使难吗？不难。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别人考虑了，诚心为他人做了点什么，哪怕是不经意的，也会在他们的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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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波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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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迅雷
20年前，1986年4月14日，西蒙娜·波伏瓦辞别了这个世界，享年78岁。
在萨特眼中，西蒙娜·波伏瓦是很漂亮的。而我一个东方人，怎么也看不出西蒙娜·波伏瓦好看在哪里。
我们对于波伏瓦的记忆意象，大抵是萨特，第二性，女权主义；再拓展一点，是“三重奏”，是“左派”，是自传体小说《名士风流》曾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没有多少人记得一个名叫德贾米拉·波巴查的人，与波伏瓦有什么关系。毕竟那是快要过去半个世纪的陈年旧事了。
在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中，是找不到德贾米拉·波巴查这个名字的；李亚凡所著的《波伏瓦——一位追求自由的女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一书最后，附了极其复杂的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表，围绕着以契约构成关系的波伏瓦与萨特两人的，共有15位男性女性，比钟表的时间节点还多出3个；这17个人之间构成了学生、养女、小情人、情人、初恋情人、同性恋、姐妹、表兄妹、夫妻、朋友等等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些盘根错节里不会有一位名叫德贾米拉·波巴查的姑娘，可德贾米拉·波巴查在波伏瓦人生生命的“意象”中，是那么重要。至少我以为。
德贾米拉·波巴查是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与法国的波伏瓦远隔千里、素昧平生。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属殖民地，早在1830年就被法国占领，1905年全部沦为殖民地；上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而重返政坛、令人尊敬的“法兰西守护神”戴高乐却是强硬派；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不少，所以当局出兵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保护法国侨民的借口。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波伏瓦与萨特，清醒地意识到施加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日，所以他们就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呼吁当局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与自由，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号召青年人拒绝征兵入伍。而右翼主政的当局，“诓骗舆论、钳制自由”，不仅出兵，还建立了集中营，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德贾米拉·波巴查就是集中营里酷刑的受害者。
1960年5月底，法国女记者吉泽尔·哈里米给波伏瓦打来电话，见面后讲述了德贾米拉·波巴查的遭遇和她出庭为之辩护的经历。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就因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德贾米拉·波巴查被送进了集中营；没想到的是，她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法国士兵的强，而后士兵为了取乐，竟然惨无人道地将可乐瓶子塞进姑娘的阴道里！不仅如此，德贾米拉还遭到种种酷刑的折磨，全身被烙伤，精神上更是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德贾米拉向报界披露了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遭遇，而更没想到的是，阿尔及利亚法院却就此对她进行了审判。女记者吉泽尔·哈里米出庭为她进行辩护，并想通过德贾米拉·波巴查案件唤醒法国人的良知，让更多的人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存状况，一起来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
哈里米深深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她需要寻求力量和支持，她想到了当时在法国最具声明和威望的波伏瓦。波伏瓦震惊于这样的案件，当即决定站出来，发出呐喊之声。波伏瓦在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报》上发表了呼吁文章，并且对阿尔及利亚法院提出推迟对德贾米拉审判的要求。一石击碎镜花水月，波伏瓦的文章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从知名人士到无名读者，纷纷投书加入了呐喊之列，谴责侵犯人权的罪行。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也在《快报》写了文章，支持波伏瓦的行动。波伏瓦和吉泽尔·哈里米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德贾米拉辩护；她们还亲自去见司法部长，要求官方对德贾米拉案件展开调查，对施加酷刑者绳之以法。
就这样，波伏瓦、哈里米和德贾米拉构成了为人权、自由和正义拼争的“三重奏”，这与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所构成的伴侣、情人和同性恋关系的“三重奏”是多么的不同！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阿尔及利亚法院想与德贾米拉进行私下交易，让她放弃对酷刑施加者的指控，她也因此得以释放。但德贾米拉断然拒绝。波伏瓦为德贾米拉案继续四处奔波；次年哈里米把整个案件写成了一本书，波伏瓦写了前言并且为了分担风险在书上署名；她们掌握了内阁部长等高官为处理该案件设置种种障碍的情况，及其犯罪的新证据，这一无声炸弹击中法国当局的要害，最终，阿尔及利亚法院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德贾米拉。
在德贾米拉案中，波伏瓦从纯道义出发，以她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战胜了非正义非人道。波伏瓦认识到，当一个人生活在不公正的世界里，仅仅诉诸于言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具体行动，以行动来谴责种种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德贾米拉事件，恰好是波伏瓦行动起来的一个契机。
从1955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爆发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在这漫漫7年长路里，波伏瓦和她的大哲学家伴侣萨特，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对殖民主义立场。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121人宣言》，宣言呼吁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服兵役，并宣告法国左派为争取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负有连带义务。这种表面看是“卖国主义”的行动，历史恰恰证明了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秘密军队扬言要灭掉“121人”，还真的在萨特住处投掷了炸弹炸毁了萨特与母亲同住的寓所，后又在波伏瓦公寓附近安置炸弹但未得逞。到了1971年，作为追求自由的精灵，波伏瓦又签名支持了堕胎自由化的《343人宣言》。“宣言中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透彻了那个一度人权飘摇的世界。
法国，是一个洋溢着知识分子人道关怀的国家。从伏尔泰思想行动的启蒙到左拉的“我控诉”行动，从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到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无不充溢着公共智识者的人间情怀。早在1955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十月一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回法国后不久她就发表了40万字的纪实报道《长征——中国随笔》，从其中对胡风案件的评述，可见波伏瓦对人性关怀的天性敏感；她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在刮”的胡风案件，对于“处置人”的错误，有着精准的质疑：
“没有大的政治诉讼，有一个‘案子’——六年中惟一的一个，即胡风案件。它还没有得出结论，这就使它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它以一次文学争论开始，发展为对一个反革命阴谋的揭发，于是成了一场反对异端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的借口。发现阴谋的时机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关于一个‘集团’的假定，也同样不能以令人极为满意的方式说清事实。”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却真正点到了要害上；然而，中国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一位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又能怎么着呢？
波伏瓦与萨特，在那个时代，都是法国“左派”中的一分子。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能把众多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眼光向左——当然，这跟我们所经历的“极左”是两回事。萨特和波伏瓦对一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1957年12月，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的萨特，曾到法庭为阿尔及利亚人本·萨多克作证辩护。萨多克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萨特为萨多克辩护的核心意思是：“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曾说：“我并不是自愿让这场战争侵入到我的思想、我的睡眠、我的情绪中的。”但是，战争的推力确实促使了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人民事业”。“人民事业”当然就是左派知识分子要从事的事业；直到70年代，波伏瓦与萨特还走上巴黎的街头，叫卖左翼报刊《人民事业报》。
知识分子的激情是最可宝贵的。有意思的是，萨特、波伏瓦他们进行种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唱对台戏”激情行动，却并没有被为自己换来牢狱之灾。这当然得益于法国的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而“强硬派”戴高乐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他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爱玩就让他们玩去吧！
综观波伏瓦的一生，如果说早年是探索阶段，中年是著述阶段，那么晚年则是活动和战斗阶段；如果说她与萨特“契约式爱情”是情感的事，她的左派行动是意识的事，那么她为德贾米拉主持正义是灵魂的事。从稍微漫长一点的历史时空来回首，我们不难看到，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推敲、被时间淬火之后愈发闪光的，并不是“宏大叙事”的左派行动之大事，而是“枝梢末节”的救人一命之小事；不是“形而上”的意识之事，而是“形而下”的灵魂之事。为一个人“服务”的具体“小事”，才是真正不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太多的人只是热衷于非常容易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