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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我和我的爱人常常是泪水纷飞如雨，因为深深的感动，因为强烈的震撼！哪一个人不是在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哪一个父母不怜惜自己的儿女？而我却因为这样朴素的理由获得了你们的资助和抚慰，我怎能不深深地感恩！
但是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不肯留下姓名？如果有一天我因为你们的爱幸运地活了下来，那除了记忆里您温暖的容颜，却没有文字可以让我记住你们。
那个让外婆把瓷娃娃储蓄罐带给我的幼儿园小朋友，谢谢你帮助鹏弟弟挽留妈妈，我会把它一直带在身边，伴随我渡过难关，因为那是一个孩子对一个母亲真诚的鼓励！那些年迈的叔叔阿姨们冒着酷暑专程来到医院给予我关怀和支持，就像父亲和母亲对待生病的女儿一样语重心长，细致入微。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特殊”的一家：父亲没有健全的身躯，但一家三口是那样甜蜜和幸福，他们的看望更加坚定了我战胜病魔、回到亲人身边的信心……未曾谋面的默默支持我的人们，我该如何来报答您！
宁波市教育系统一位不肯吐露姓名的捐款者说，罗南英的故事是宁波文明发展的缩影，我为这个城市的经济而骄傲，更为它的文明而自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真情的时代，因为爱，我们从未孤独。有爱就有希望！
一位采访罗南英故事的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话：爱，是暗夜里的烛光，是荒原上的星火。我们可能会因穷困而窘迫，却会因爱而坚强；可能会因命运的打击而哭泣，却会因爱而充满希望。爱，点燃了我们的心灵。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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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by读者家园2006…2007空格制作于2006。06。16《读者》2006年第12期
爱，澄澈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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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德
一个男人为给妻子看病，已经债台高筑。由于实在交不起住院费，这天，男人办理了出院手续，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囊，搀扶着依旧病重的妻子无奈地往农村老家赶。
然而在汽车上，他们碰到了一位好心人。当这位好心人听说了男人和妻子的情况之后，他说他恰巧在一家慈善基金会工作，他要试着想想办法帮他们一把。
果然，没过多久，男人就收到了这位好心人寄来的2000元钱，妻子又重新住进了医院，夫妻俩百感交集。之后，每当他们感觉到住院费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们都会收到那位好心人寄来的钱款，这雪中送炭一般的帮助，让夫妻俩的心中暖融融的。除了必要的交给医院的费用之外，夫妻俩省吃俭用非常节俭。他们在心底里一遍一遍叮嘱自己，这些钱来自许许多多双爱心之手，也许这些人也并不容易，怎能乱花呢！
春天，雪融花开的时候，妻子的病终于好了。在将近两个月的治疗时间里，他们一共收到那位好心人寄来的钱款14000元。
夫妻俩决定去拜谢这位好心人，以及那家给了他们那么多帮助的慈善基金会。然而，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那一座城市，才知道，好心人并没有在什么基金会工作，他在郊外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小工厂，而那14000元钱，全部是他个人拿出来捐给这夫妻俩的。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赶往郊外去采访这位有爱心的人。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去帮助一对与你素昧平生的夫妻呢？他笑了笑，说，也没有别的，那次在出差的车上，我看他们实在困难，就决定帮他们一把。记者又问，那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钱是你一个人拿出来的呢？这次，他没有直接回答记者，而是为记者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家里穷得实在没有米下锅。就在父母为这件事情发愁的时候，村书记给我家背来了一袋米，书记说，这是上级发下来的救济米，谁都知道你们家四世同堂，人口多，粮食肯定不够吃，也许这袋米正用得上。结果，就是这么一袋米，让我们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又过了好几年，日子开始好过了，父母才从村书记的媳妇口中得知，那一袋米其实并不是救济米，而是书记从他们家所剩不多的粮食中接济给我们家的……
讲完后，他对记者说，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村书记那里学会了爱，也学会了如何去爱。是啊，能让一个人坦然地接受你给他的帮助，并且不让他有丝毫的为难和歉疚，才是真正的爱。
记者并不甘心，又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直接和尖锐：既然你要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把捐助的钱一下都给他们呢？
面对着记者问的这个问题，他笑了，随后又点了点头，有所感触地说，把所需要的钱一下子给了他们，也并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夫妻俩所得到的，只是看病的钱，而我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想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总能得到不尽的爱和希望。
他最后说，对于身陷困难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生生不息的爱和希望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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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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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红岩
儿子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忽然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他奇怪地问我：“妈妈，你怎么不说‘好可怜哦’！”
我正往卖水果的地方张望，考虑买哪家的橘子，就顺口说：“好可怜哦！”
他又说：“咱们后面楼上的那个小孩，就是整天跑步的那个，他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我继续说：“好可怜哦！”然后开始挑选橘子。
买好后，我顺手递给他一个。他却不接。
又走了几步，他突然像鼓足了勇气似的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妈，你会和爸爸离婚吗”
我坚决地摇摇头说：“不会的。你放心吧！”
可是，他不放心。继续追问说：“如果离呢如果离了，你会要我吗”
看着他认真的表情，我不好再敷衍，就问：“你呢你愿意跟谁呢”
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我当然愿意跟妈妈！”
我搂着他细弱的肩膀，坚决地点点头说：“儿子，妈妈也绝对会要你！妈妈可不会把你丢给后娘。”
儿子放心地笑了，主动要了一个橘子吃。
橘子只吃了一半，他忽然像才想起一件大事似的问：“妈妈，我跟你，可以带一个人吗”
我很好笑。这小家伙，怎么假戏真唱了呢于是我说：“好吧，允许你带一个人。你想带谁”
他说：“我喜欢奶奶。我想带奶奶。”
我装作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允许你带奶奶。”
他开心地笑了一下，忽然又说：“把爷爷也带上吧！爷爷不会做饭，得跟着奶奶。”
我再装作思索的样子，他在一旁不放弃地求我，我终于郑重地点点头说：“好吧！把爷爷奶奶都带上。”
儿子非常开心。痛快地吃余下的橘子。快到家时，他突然又说：“妈妈，我还想带一个人。”
“这次不能再带了。”我想不出他还会带谁，就拒绝了他的想法。
“妈妈，求求你带上他吧！”儿子着急地说。
“好吧！你还想带谁呀”我有些不耐烦地问。
“带上爸爸吧！他一个人过多可怜呀！”儿子终于说。
“哈哈哈！”我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全然不顾招来周围许多人诧异的目光。
“把你爸爸带上，怎么算是你刚才说的离婚呀！”我几乎笑得喘不上气。
儿子却没笑，也毫不理会我的问题，他还在求我带上他的爸爸。
我边笑边说：“好吧好吧！带上你的爷爷奶奶，带上你的爸爸，咱们一起过！”
儿子这次完全放心了，他说：“妈妈，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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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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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丽敏
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1949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一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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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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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平凹
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得深，枝梢的，绿得浅；虽然对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也背面了了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丰姿卓约的，作一个妩媚的笑。
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它，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它们停在叶下欢唱，是它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它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
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片落去，法桐就瘦削起来，寒伧起来，变得赤裸裸的，惟有些嶙嶙的骨，而且亦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
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拣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片收去呢？
来年的春天，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喔，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出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地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
然而，它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窗台，与屋檐齐平。
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
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它：它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它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材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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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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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昊鸥
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父亲打我，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得哭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条街可以说闻之者色变，晚上隔好几栋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战略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惟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就我所记忆，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亲密接触过。而获罪的名目也实为众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子，当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