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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什么的。队伍旁边没有碗口粗的栏杆，也看不见头戴小帽挥舞小旗口吹小哨的协管员，人与人之间都保持距离，队伍还拐弯，有时拐上几个弯。拐弯是排队的人自动拐出来的，为的是不妨碍行人走路。看到这些排队和拐弯，我们懂得，文明的高层次不是靠强迫，不是死记硬背，不是因为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而是在于理性。
平时生活，我看见不排队的比较多，大家把手一起往前伸，或者将身子一起朝前挤，呈散沙型、乱麻型、一窝蜂型、星罗棋布型。一旦排起队来，也是监管型、牢笼型、围圈型，前贴后碰，不时还能瞥见加塞儿型。这些排队出于无奈，所以不讲理性，排起来硬邦邦，直来直去，从不考虑排队为哪般。看见这些排队同时又挡住了别人的道路，我总想告诉他们，排队的最终目的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当我也跻身这样的排队之中时，试图从自己开始拐一个弯，把道路让开，但排着排着，我就被开除出来。
理性的文明，不必列出什么是文明什么又是不文明，一切都以尊重别人尊重公共利益为准。“请排队等候”、“不准跨越栏杆”、“大便入坑小便入池”，仔细一想，这些话其实是对学龄后一切有脑袋人的最大侮辱。理性的文明，渗透在血液里，弥漫在意识与潜意识间，从从容容，轻轻易易，就好像有人随意吐痰乱扔垃圾那么自自然然。
说起理性文明，我又记起俄罗斯的地铁。往下的电梯，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向右靠，一条畅通的通道自然而然形成，不时也会有人连蹦带跳地窜下去。但是，往上的电梯就站得满满的，因为那么深的地铁，不可能有人愿意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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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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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
乘坐沪上环城线的11路公交车，只见一个争先上车的七八岁的小男孩一坐上座位，便对后上车的父母直嚷：“我抢到一个位置！我抢到一个位置！”其实，车上还有好几个空座位，根本无需去抢，可他还是一口一个“抢”字，这显然是日积月累地受大人影响所致。
不过，实话实说，国人抢座位的确也有些年头了。已经不记得自哪一年起，人们一登上交通工具，便迫不及待地抢位置：抢坐公共汽车上的座位，抢坐轮船上的座位，抢坐火车上的座位（在无法对号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少，抢座位时几乎个个身手不凡，动作敏捷。如果奥运会设“抢座位”这个项目，这样的人囊括金、银、铜三块奖牌，决无问题。
岂止是抢座位，其他事情，不少人也皆与“抢”结下了不解之缘，简直是一路“抢”来：
抢购——从计划经济的困难时期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俱见抢着购买紧俏货、便宜货、热门货。
抢班夺权——那是“文革”期间的一道景观，也是那个时代的常用语。
抢跑道——业已突破体育、交通的范畴，喻指行事赶在别人前面，甚至不惜采取“犯规”手段。
抢劫——以往是讲用暴力夺取他人的东西，这是豪夺；现今更多的是巧取，是披着“合法”或“文明”外衣的抢劫。
抢生意——想尽办法招揽顾客，同行之间互相倾轧。
抢手货——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紧缺物资、畅销商品。
抢答——此乃中小学生和参加各类知识竞赛的选手最熟悉的一个词。
抢占道德制高点——这是辩论中一些理屈词穷的专家学者惯用的伎俩。
抢风头——硬出风头，强出风头的，以富豪、大款和演员、主持人、嘉宾居多，当然还有其他社会角色，你在荧屏内外均可看到他们的表演。
抢饭碗——比抢生意厉害，索性将人家的工作或职业争夺过来。
抢行——抢行者有路人，有骑车人，也有开车人，“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变成了“宁抢三分，不停一秒”，交通还能不堵塞吗？
抢头功——利欲熏心者的看家本领，特别是那些视“政绩高于一切”的为官者，其“抢功”堪称一流。
抢滩——如今军事占领方面的抢滩少了，但市场竞争方面的抢滩却日趋频繁，而且其激烈、残酷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打仗。
抢镜头——在新闻图片和电视画面中突出一己形象，除了各级党政领导，又有几人有这个资格？
抢地皮——官商勾结的拿手好戏，世人已有目共睹。
抢眼——时下叫“吸引眼球”了，现在时时、处处不乏抢眼的人与事，弄得你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抢！抢！抢！其中有民也有官，恕我统统纳人“国人”这口大“锅”，于此“一锅煮”了。
上述所“抢”，自然并非全是坏事，然其中大部分之“抢”本当收敛，抑或免除的。
许多应该争取的东西不去争取，不该“抢”的事物偏要起劲地大“抢”特“抢”，这就是当今不少中国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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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碰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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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炅
生命中有些伤处，你不去碰它，你永远不会知道有多痛。
我的朋友有一个好习惯。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去福利院看望那里的孤儿，带去一些小礼物，陪陪他们。也是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其实福利院的孩子多多少少心里都有一个结：每年的三月总有很多很多人来看望他们，可是基本上只是在三月这个学雷锋月，尽管每个人走的时候都会说“我们还会再来”，然而，通常很少人会在其他没有名分的时候来到这里。
有一个小男孩很喜欢摩托车。可是你知道福利院里是不会有这种交通工具的。而小男孩的家人又早不知去向，所以几乎不可能会有人骑上摩托带他去玩，他的摩托梦总也只是个梦。有一年的三月，一群人来到福利院，当中的一个大哥哥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愿，热情地许诺改天会骑摩托车来带他去兜风。小男孩真是高兴，从哥哥走后就开始认真地期待这件事情。可是哥哥也许是很忙，也许是粗心大意忘记了，一直也没有摩托车令人兴奋的马达声响起在福利院的门口。小男孩的智商有点问题，可是他很懂事，只是在每年的三月才会殷殷地问起那个大哥哥今年会不会骑着摩托来？
我完全不是指责那些没有再去福利院、没有实现承诺的人们，事实上，去过总是胜过不去，更何况在承诺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心里一定也是涌动着万千的柔情。只是后来兴许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发觉力不从心，也可能又有了新的牵绊，或者被每天的交通烦扰着自己的梦，总之那样的柔情就慢慢隐去了，承诺渐渐也凉了下来。说到底，那些伤痛不是八点档的连续剧，每天定时出现赚你热泪，常常是在一个你平时不太能碰到的地方，就算忘记，也不会怎样。
只是，对于有着摩托梦、洋娃娃梦或是其他什么梦的孩子来说，那真是他们全天候的期待。
在福利院，这样的故事还有。这里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些缺陷。亲情的连系有时候挺脆弱，年轻的父母看到出生的孩子少了手指，或是眼睛里的混浊，或是痴痴的表情，想到今后把这孩子拉扯大的艰难和遭人白眼的委屈，很容易就忽略了怀胎十月的期待和血浓于水的情感，问题就被大剌剌地抛到社会上来。还有些本来好好的孩子，完全是因为家人的照顾不周，被烫坏了脸，或是发烧没有及时治烧坏了头脑，同时也失去了享受家庭温暖的权利。这些无辜的孩子被遗弃在福利院的门口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开始自己的人生。只是，这是怎样的人生？
于是我们很想去做一期节目，做点什么。为孩子，也为自己。去的时候我们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三分钟热度。人常常就是这样，一边痛心疾首地批评着什么什么，一边不知觉地步了后尘。我们想了很久应该做些什么，送些礼物或去陪陪他们当然是好，可是谁规定福利院的孩子就只能在福利院里等着别人来爱他们、等着别人来关心他们呢？那些孩子已经失去了很多被爱的权利，难道连爱人的机会也没有吗？助人是快乐之本，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机会，让孩子们感受到最本质、最根源的快乐，一种被需要、被感激的快乐。
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我们伟大的计划开始实施。福利院稍大一些、行动方便的孩子被我们组织起来，兵分四路：一部分去公园门口卖气球，一部分深入公园内部帮游人拍照，一票人在糕点店义卖蛋挞，另一票在闹市区卖鲜花。通过孩子们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一些收入，再用这些钱给那些年纪小或者不能活动的孩子添置生活用品，为他们举办party。孩子们的快乐也变得有来有往了！
你该看看那些孩子在工作的时候有多快乐！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跑前跑后，忙里忙外。当有了收入的时候，孩子们细心地数了又数，惊讶于自己通过劳动也可以创造财富；当买好了礼物回去的路上，他们那激动、期待、骄傲、神气的表情真是动人啊！是啊，谁不喜欢被信任、被需要的感觉呢？
我们的party很成功，孩子们都很快乐，他们的老师也一直说，以前总是一门心思地想怎么怎么去爱这些孩子，尽可能帮社会去偿还欠他们的一切。可却忽略了孩子们也想去爱别人的情感需要，事实上，再可怜的孩子也不愿意你用那种可怜的眼光看他。
孩子们对我们很亲。他们虽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健康孩子，但是却无一例外地特别特别善良真诚。有一个智力不好的孩子，特别热情地抱着我们节目组一个小女孩大声喊“妈妈”。也许那个孩子把所有他喜欢的人都叫作“妈妈”吧，小女孩看着这个比自己高得多也壮得多的孩子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这个人世间最温暖、最伟大、最无私的称呼在这一刻狠狠地撞击了她的心。
那种情绪，就是爱。
生命当中一定有遗憾，这是改变不了的。我们都想让生命中的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可是不能想着藏起来不看，遗憾会不会就少了呢？或是想着那个伤只是隐隐作痛，何必揭开那个疤鲜血淋漓呢？有些伤，必须揭开来，用药用爱，才会慢慢好起来。
生命里有些痛，我们不得不去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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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繁荣背后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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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作时
就在国内对“教育产业化”、“高收费”、“扩招”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以来的新举措进行反思的时候，被人们一直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站了出来。反驳国内现在对一系列高教改革措施的反思。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方面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政府的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先生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而高校的学费也是节节上升：从1998年之前每生每年两三千元上升到现在的普遍5000元左右的价格。
这样的政策看来似乎不乏好处。首先，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高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诚如汤敏先生事后在多个场合强调的那样，“自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447万人，在校生人数从413万人增加到1334万人”；“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3％，从世界排名第131位，上升到第114位”；同时，“高等学校本身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学数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学教师也增加了1倍。”
不仅如此，汤敏先生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当时高校扩招政策的另外一个指向，即让老百姓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这个目标当时也实现了。从1998年和1999年的情况看，高校扩招在社会上的反应是积极的，当时有包括央视在内的多个媒体都报道了大量原来可能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因为上了大学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以及他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憧憬。
读大学合不合算？
在1998年以及以后的两三年之中，汤敏先生一直因为一纸建议而得到人们很大的尊重。可是从2002年开始，这种尊重开始变成了怀疑，因为从这时开始，扩招的学生们开始毕业了。包括本刊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发现并指出了另外一个现象，毕业生的就业薪资开始出现下降，大学文凭开始不值钱了。而在4年之后，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普遍地出现。在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花了大本钱上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却发现，他们就业的工资从3000元降到了2000元，再降到1000多元，到了2006年，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毕业生的工资已经出现了3位数。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800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1000多元已经是十分正常的情况。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资料显示，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在广州，招聘企业以800元左右的起薪来招聘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
但相当长时间内，对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昂，除了基本达到五六千的学费以外，在学费上尝到了高收费甜头的高校们迅速地越过了学费的界线：住宿、书本、餐饮等等各项费用迅速上升。记者调查了多个学生的年度费用，每年的正常费用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在4万元以上。这样的上升程度甚至已经震惊了教育官员，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就沉痛地说过：“高校的学费不能再涨了！”
不知道汤敏先生想过没有，对于大量来自于中国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凭他们千把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而欠下的也许是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作为经济学者的汤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农村学生上大学作为一个投资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比值如何？
也许汤先生没有算过，可是比他受教育程度要低得多的中国农民们却都在算这笔账。在记者去农村调查的时候，不止一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告诉过记者：读大学不划算，家庭负担太重。他们甚至一户一户地数出名字来，哪个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欠了多少债，小孩毕业了以后工资是多少钱，父母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要几年才能把债还上。而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不好上啊。
汤先生与很多学者争论过贫困生的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对于贫困生是有政策的，因此不会有多少贫困生会因为家庭情况而失学。我们姑且不论银行对助学贷款的冷淡、贫困生标准制定上的问题，我们甚至也不考虑大学毕业生要几年才能还上助学贷款，还上以后几年内才能为紧接而来的结婚生育筹足钱。单说农村有多少孩子因为家庭惧怕高收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学这条路，以及这些孩子中有多少未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想起来都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了。汤敏先生可能不知道的一点是，很多具有潜质的孩子，因为高校的高收费，在达到汤先生所说的贫困生标准之前，已经放弃竞争了！｜
中国需要什么人才
汤敏先生对于扩招的优势很强调的一点是，因为扩招，1998年以及以后两年中需要即时就业的适龄青年都上大学去了，减轻了就业压力。
2005年10月，记者在常州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常州刚到任的市委书记兴奋地向在座的80多名记者通报了一个情况：常州市由8所中高等职业学校联合组成的培养体，一直以来所有学生都在毕业前一年被企业争订一空。记者清楚地记得那个书记当时闪亮的眼神：“我问他们，真的是全部吗？我也作了调查，发现真的是全部，争抢一空啊。”
而相形之下，汤敏先生现在却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想来是会令他尴尬的。扩招以后4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是要就业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付出了高昂成本的他们毕业即失业，找工作极其困难。而常州虽然没有因为“要减轻就业压力”而让学生们多花些钱上大学拖几年，就业率却反而高。原因很简单，就业压力不会因为学生们都上学去了而消失了，上了大学以后呢？汤先生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天真的。
而现在汤敏先生说，需要改变的是大学生们的就业观，要适应低档次的就业、要适应一下子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