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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景让格茨比心旷神怡，也颇符合他此时的心境。在他心目中，黄昏是失意者的时刻。那些经历了奋斗和失败的男男女女们，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纷纷出来活动。他们尽可能掩饰自己没落的命运和破灭的希望，以躲避好奇者的详细探究。他们衣衫褴褛，双肩佝偻，神色黯然，而这个时刻不会有人注意他们，至少不会被人认出来。
亡国之君必将遭遇奇异目光，心痛的滋味如此苦涩。
那些徘徊在暮色中的人们不愿受到奇异目光的注视，因此才在这蝙蝠活动的时刻出得门来，在游乐园的正当游客散尽之后前来寻找一点可怜的乐子。在由灌木和栅栏形成的屏障那边，是另一个亮如白昼、车水马龙的世界。黄昏中的万家灯火几乎驱散了夜幕，照亮了那些另一些人们常去的地方。他们在人生的搏斗中站稳了脚跟，至少还没到承认失败的那一刻。在这空荡荡的路边，格茨比坐在长凳上不禁浮想联翩。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把自己也归入失意者的行列。其实格茨比并无衣食之虞；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信步走到那些灯火通明、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在那些享受荣华富贵以及为之而彼此倾轧的人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他的抱负更为微妙，但是他失败了。此刻他感到伤心和幻灭，便带着嘲弄的心情观察起那些同他一样，在街灯照射不到的阴暗处徘徊的人们，将他们分门别类以便从中得些乐趣。
在他身边，有位老人和他坐在同一条长凳上。这位老人身上有一种已趋消沉的桀骜不逊的气质，这种气质恐怕已只是一个不再对任何人或事构成挑战的人身上一点自尊的残余而已。他的衣服很难说得上寒酸，至少在昏暗的灯光下还过得去，但没有人能想象这套装束的主人会为了一盒巧克力而破费两先令六便士或是花上九个便士给自己的纽扣别上一枝康乃馨。他毫无疑问属于那被人遗弃的乐队成员，没有人和着他们的演奏翩翩起舞；他是世界上最悲痛的人之一，但却不能引来别人的一掬同情之泪。老人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格茨比猜想在他要回去的那个家里他一定备受冷落且毫无地位；或许在他所寄居的凄凉公寓里，别人对他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他是否有能力付清每周的房租上吧。老人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他坐过的地方几乎立即就被一个年轻人占领了，这个年轻人衣着光鲜但是神色却一点也不比先前坐在这里的人快活。仿佛要强调全世界都对他不公似的，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一坐到凳子上就气鼓鼓地吐出一句骂人话。
“您看来心情不大好啊，”格茨比说，心想他一定是想让自己注意到他所表露出来的情绪。
年轻人转过身来，换了一种使人消除戒备心理的坦率神情，但却立刻使他警觉了起来。
“您如果处于我的窘境心情也好不了的，”他说，“我干了有生以来最傻的一件事情。”
“是吗？”格茨比不动声色地问。
“我今天下午到伦敦，本来打算住在伯克夏广场的巴塔哥尼亚旅馆，”年轻人继续说道，“但等我赶到那儿发现这家旅馆已经在数周以前拆除了，取而代之是一家拔地而起的剧院。在出租车司机的推荐下，我去了稍远一点的另外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后我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地址，然后出门去买香皂——我离家时忘了带香皂而我又讨厌用旅馆的。我上街逛了一圈，去酒吧喝了一杯酒又逛了商店，但是等我准备回旅馆时却突然意识到我把旅馆的名字给忘了，甚至连旅馆在哪条街上也想不起来了。对于一个在伦敦举目无亲的人来说这可真是倒霉透了！当然我可以拍电报给家里人问地址，但是他们要到明天才能收到我的信；可现在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我出门时只带了一先令，都花在买香皂和喝酒上了。如今我到处游荡，口袋里只剩下两便士，晚上只怕是无处可去了。”
年轻人的故事说完后出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沉寂。“我猜您认为我讲的这段话是天方夜谭吧，”过了一会儿年轻人说，语气里有股怨气。
“并非完全不可能，”格茨比深思熟虑地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次我们一共两个人，所以这事就更离奇了。所幸我们想起来旅馆是好象是在一条运河附近，于是我们一找到运河，就顺路回到了旅馆。”
年轻人听了格茨比的回忆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在国外城市我就不担心了，”他说，“可以去找自己国家的领事馆以获取必要的帮助嘛。可是在自己的国家碰到这种难题就根本不会有人搭理你啦。除非找到某个有身份的人能够相信我的遭遇并且愿意借我点钱，今晚我看来就只好在河堤上过夜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您觉得我的故事并非完全荒诞不经。”
说最后一句话时他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仿佛是要表明他对格茨比并不缺乏这种必要身份的期待。
“当然，”格茨比缓缓地说，“您这个故事的破绽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
年轻人急忙往前倾了倾身子，忙乱地在外套的口袋里搜寻着，然后跳了起来。
“我一定是把它给丢了，”他恼怒地喃喃自语。
“在一个下午接连丢失旅馆和香皂，您的粗心可就有点存心的味道啦，”格茨比说，年轻人还没等他说完这句话就一阵风似地沿着小路走了，头昂得高高的，但那自信里显出几分疲倦。
“真可惜，”格茨比思忖着，“在整个故事中出去买香皂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情节，但偏偏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栽了跟头。如果他有先见之明预先准备好这块香皂，考究地包装成药店里卖的那样，他本可以成为他这一行当里的天才的。这一行当的天才毫无疑问都具备事先策划好一切的无限本领。”
格茨比这么想着站起身来准备走了，突然他发出一声急切的叫喊。长凳旁的地上有一小包椭圆形的东西，考究地包装成药店里卖的那样。显然这就是那块香皂，一定是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时从他外套口袋里掉出来的。格茨比立刻沿着暮色笼罩的小路疾步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那位身穿浅色外套的年轻人。就在他几乎就要放弃寻找时，他一眼看到自己要追踪的目标正犹豫不决地站在马车道的边上，显然打不定主意究竟是穿过海德公园呢还是朝骑士桥熙熙攘攘的人行道走去。年轻人一发现格茨比在向他打招呼，脸上带着一种自卫的敌意神情猛地转过身来。
“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格茨比一边说一边递过香皂。“它一定是你坐下时从外套口袋里滑出来的，是您走后我在地上看到的。您一定得原谅我对您的怀疑，但是当时一切外在迹象都对您大大的不利。现在既然有了香皂的证明，我想我应该服从它的判决。如果一枚价值一磅的金币能对您小有帮助……”
年轻人收下金币，顿时疑虑尽消。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格茨比接着说，“这星期的任何一天还钱都行，这是您的香皂——别再丢了，它是您的好朋友。”
“幸亏您找到了它，”年轻人说，接着声音有些呜咽地脱口而出几句感谢的话，随后急忙朝骑士桥的方向匆匆跑去。
“可怜的孩子，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格茨比自言自语道。“这也难怪，这样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也太突然了。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训，不该自作聪明就擅下判断。”
当格茨比移步返回，路过那一出活剧上演的长凳时，他看到一位老人正在凳子底下四处张望，捅来捅去。他认出这就是先前坐在他身边的那位老先生。
“先生，您丢东西了吗？”他问。
“是的，先生，一块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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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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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
泰戈尔
她名叫卡梅腊。
我是在她的练习本上看见她的芳名的。
那天她带着弟弟乘电车前往学院。我坐在她后面的凳子上，欣赏她的披肩秀发和柔美的面部线条。她胸前抱着教科书和练习本。
我在该下车的车站没有下车。
此后，我制定了出门的时刻表。这与我上班的时间毫不相关，而与她上学的时间相吻合。所以经常相遇。
我想，虽然我与她互不相识，但至少是彼此的旅伴了。
她周身放射着智慧之光，黑发从秀额往后拢着，眼里闪着纯朴的光泽。
我暗暗抱怨，为什么不发生事故，使我在救助中显示我的人生价值呢？例如街上发生骚乱，或者哪个恶棍为非作歹。
这种事如今不是经常发生吗？
我的命运像一潭浊水，收纳不到可歌可泣的壮举。平淡的日子似聒噪的青蛙，既请不到凶残的鲨鱼，鳄鱼，也请不来雍容的天鹅。
有一天电车上特别拥挤。
卡梅腊身旁坐着一位讲一句孟加拉语夹杂半句英语的年轻人。我恨不得猛地揭掉他的帽子，抓住他的肩膀往车下扔。
可一时找不到借口，手痒痒得要命。
这时他抽起了一支很粗的雪茄烟。
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命令道：“扔掉雪茄烟！”
他装作没听见，照样吞云吐雾。
我一把抢过他口衔的雪茄，掷到窗外，紧握双拳怒视着他。他一声不吭，一步跳下了车。
他也许认识我。我在足球场上因进攻凶猛而小有名气。
姑娘的脸煞地红了。她低头佯装看书，手索索发抖，对我这位嫉恶如仇的英雄竟不屑一顾。
g同车有正义感的职员齐声称赞：“先生，你做得对！”
不一会儿，姑娘提前下车，改乘出租汽车走了。
以后接连两天我没有遇见她。
第三天我看见她乘黄包车上学，立刻省悟我鲁莽地做了件错事。姑娘自己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我插手。我暗自悲叹我的命运确是一潭浊水，英雄行为的回忆像牛蛙呱叫，在头颅里对我尖酸地嘲讽。
我决意纠正我的错误。
不久，我获悉她一家去大吉岭避暑。
今年，我也迫切需要换换空气。
她家的别墅名为“摩迪亚”，座落在距山道不远的茂密的树林里。皓皑雪峰遥遥在望。
我赶到那里才知道她一家人不来了。
我正打算踏上归途时，与崇拜我的球迷摩汉拉尔不期邂逅。他是个瘦高个儿，鼻梁上架一副斯文的眼镜，孱弱的消化器官在大吉岭的新鲜空气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他对我说：hv0Py8｛8C
“我妹妹泰努卡祈望见您一面。”
泰努卡像个影子，身材单薄到了无法再单薄的程度，学习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饮食的兴趣，对我这位足球名将怀有不可思议的敬慕。她以为我同意和她谈天说地体现了我对她别有意味的关切。
唉，命运的捉弄！
在我下山前两天，泰努卡含蓄地对我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一盆使你时时想念我们的花。”
胡闹！我以沉默表示厌烦。
“这是珍贵的植物，”泰努卡说，“在恒河平原上精心培育才能成活。”
“什么名字？”
“山茶花。”
我心头一震，与山茶花语音相近的一个名字，闪电般掠过我昏暗的心空。我含笑喃喃自语：“山茶花，不容易获得她的心。”
我不晓得泰努卡明白了此话是什么含义。她突然两颊绯红，兴奋得全身微微发颤。
我携带这盆花上路了。
上了火车，我发觉安顿这位“旅伴”不是件容易事，我把它藏在双人包厢的盥洗间里。
这趟旅行到此结束。
以后几个月的琐事恕不赘述。
在祭神节的假期里，闹剧的帷幕在绍塔尔族聚居区重新拉开。这是偏僻的山区，我不想说出地名。换空气的阔佬从不光顾此地。
卡梅腊的舅舅是铁路工程师，家安在婆罗树影遮护的“松鼠的村庄”里，从那儿望得见天边的青山。附近的沙砾地里淙淙流淌清泉，帕拉斯树枝上结了野蚕茧，哈尔达基树底下，赤裸的绍塔尔族牧童骑在水牛背上。
这里没有旅馆。我在河边搭了顶帐篷。除了那盆山茶花，没有别的旅伴。
卡梅腊是和母亲一起来的。
太阳升起之前，她撑着花伞，沐浴着凉爽的晨风，在娑罗树林里散步，野花竞相吻她的纤足，竟未引起她的注意。她有时涉过浅清的小河，到对岸树底下看书。
她不理睬我，由此我断定她认出我了。
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在小河边野餐，我多么想走过去说，“需要我为你们效劳吗？我会汲水、打柴，附近树林里兴许还能弄来一只温和的狗熊哩。”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英国绸衬衫，坐在卡梅腊身旁，伸直腿抽哈瓦那雪茄。卡梅腊心不在焉地揉碎了一朵蔷薇。旁边放着一本英国文学月刊。
我如梦初醒，在这巴尔格那幽静的河谷，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是不堪容忍的多余的人。我应该知趣地离开，然而，暂时不能走。我得耐心地住几天，等山茶花开了，派人送过去，才算了却一桩心事。
我白天打猎，傍晚回来给山茶花浇水，静观花苞的变化。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大声叫为我弄柴火的绍塔尔族姑娘进帐篷，我要借她的手，送去用娑罗树叶包的山茶花。
我在帐篷里读一本侦探小说。等待着。
外面传来甜蜜的声音：“先生，叫我干什么？”
我走出帐篷，一眼看见山茶花夹在她的耳朵上，她黝黑的脸闪着欣喜的光彩。
“叫我干什么？”她又问。
“我想看你一眼戴花的模样。”说罢我动身返回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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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飘在空中
江飞
很长时间了，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么一句生动莫名的话，仿佛一条顽固而狡黠的鱼，时不时地钻出水面，似是引诱，又像是提醒，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真相：曾经或者将来，鱼，飘在空中。
飘在空中的鱼，是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的那一条吗？从水里直接飞升到空中，再在空中完成难度高超的自由转体，像一只灵巧异常的风筝。我曾见过无数的风筝，挂在十月的高压线上，它们在春天里逃跑未遂。我也曾见过无数的鱼，它们都能侥幸地从鱼网和我们的口中逃脱吗？更多的恐怕是成为鱼缸里供我们欣赏的活物，或是填了我们胃的狭小的一角了吧。我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过死去的它们：
鱼死在水里，肚皮朝上。
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这里死去。
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
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寒冷的基调。
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的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身旁。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黄色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摩着被踢打过的青肿的脚踝，坐在地上，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捱着饿。就这样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把她放了。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这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