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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
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子。我常常忍不住地暗自思忖：“我从
土改后的农村，写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如今跳过改革着的农村生活不写，
而一头扎到自传里去，合适吗？”
与此同时，爱看书的农村的读者，有的当面对我说，有的写信向我讲：
呼吁作家走出文艺界小圈子，到农村去，写写农民真实的心声，写写农村真
正面貌的作品给他们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
又“泡”在农村的作家，一定正在积极创作着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小说。。。
我那本来已经不安的心，面对这样的呼唤和期待，羞愧得无言以对。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虽人数不多，当时对我逼迫起来，却让我感到压力
很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约稿会，逼着我
这个最怕在会场上发言的人发了言。从此，我的朋友编辑吴光华同志就紧紫
地抓住我不放。他坦率地对我说：“你现在这样年纪就写自传早了点，先干
出个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再写它也不迟。”隔些日子，他不是打电话就
是写信催促我一回，使我把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有一点松懈。还有当时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江达飞同志，也把我逼得很紧。在我向他流露出对
写改革时期农村生活题村有畏难情绪的时候，他明确表态：“我对你有信心。
你是写农村生活的中年作家里有希望的一个，别让读者和关心你的同志失
望。”。。
六
如此种种，来自现实生活的，读者的，编者和诸位朋友的敦促，对我形
成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你不能退却，不应回避，必须直面农村生活现实，给
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摄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我没有权利拒绝这样宝贵的鼓励和鞭策（即所谓“逼”）。我苦苦地自
省自问：为什么对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有所困惑？因为我看到那里正处在进行
与完善过程中的改革很复杂，不易把握，难写。难写，正说明需要作家去写，
正说明给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
民的忠诚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
该仗义直言。最后，我终于下个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
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乐土》稿子包封起来，再一次走出书房，走进正在改
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的前几个月，写出了
现在奉献在同志们面前的这部《苍生》。
《苍主》的酝酿、构思、起草、修改的具体过程，同样很艰难、很复杂。
官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
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对写出来的《苍生》的得失，我不想多讲，
也讲不清楚。作品本身体现了我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希望与忧虑，
歌颂与暴露。同志们看了作品，自然会明了一切，我盼望着听到各位同志的
批评指导。
我又重新操起自传体小说，今年开始陆续发表。但我决不使自己埋到“回
忆”里去。我已经回到离故乡10 华里的、我们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挂职了。
我要在那里一面写自传，一面继续观察、体验农村的新生活，追逐着它的发
展、变化的脚步，再做些历史的记录，再摄取些农民的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草于北京
八月二十八日改于通州镇
高晓声
（1928——）
江苏武进人。上海法学院肄业，一九四九年入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
习。历任苏南文联编辑，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员，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员，
作协江苏分会副主席。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一九五○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诗集《王善人》，小说集《七九小说集》及《高晓声小说集》。其中，
《李顺大造屋》、《陈类生上城》分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每座房子都是一部受难史——《李顺大造屋》诞生记
不少读者问我，《李顺大造屋》是怎样写出来的？想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我实在觉得尴尬，天下的事情，从来是动手做起来容易，总结经验教训就难
了。往往做成的事情本来还好，但因为总结的时候出了偏差，反而会把以后
的事情弄坏。所以总结也不是轻易做得的。况且我至今也不过写出几篇小说，
自己还是个小学生，哪里就有什么经验了！不说也罢！
于是，有人就酸溜溜地讽刺我说：“哎哟，谦虚真是美德！”
于是，也有人骂背皮说：“这家伙，‘祖传秘方’不肯拿出来！”
做人也真难，那就说几句吧。上了当，受了骗，莫怪我。
一
有人说，《李顺大造屋》，写一个贫苦农民，解放以后就想造三间屋，
结果三十年都没有造成，只是到“四人帮”粉碎以后，才算有了基础，新屋
在望了。
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李顺大造屋》，牵涉到的历史，不光是解放以
后的三十年，还有解放以前的十多年。这一点很重要。光看三十年，不再上
溯到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是绝对不行的。那就不会懂得解放的伟
大意义，就不能理解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就不会看到中国农民的来龙去脉。
这就规定了我这小说必须从解放以前写起；通过李顺大一家的遭遇写出那个
时代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受到种种压迫，以及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精神状
态。然后，自然而然地引导到李顺大的造屋思想，只有到解放以后才能产生。
从精神的突变反映出社会基础的突变，这是历史的真实，无需多加斧凿的；
已经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
第二个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是李顺大三十年来，不但能够造成三问屋，
而且能够造成几个“三间屋”。从五二年到五七年的六年间他已经备足了三
间屋的材料。搞光以后，在六二年到六六年五年间，他又积起了造三间屋的
钱，前后应该是六间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顺大又有了三间屋的经济
基础，那就应该是九间了。如果不是五八年后四年的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不
是六六年后十年的经济破坏，而是这两个时期共十四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一直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那么，这十四年李顺大还能够积累起至少九
间屋的资力。所以，按理说，三十年来，李顺大应该有能力造成十八间屋。
岂止是三间！这个意思，我是在小说里反映出来了，决不是臆测，而是彼五
二年到五七年，六二年到六六年十一年历史证明了的，足够说明在党的正确
路线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
但是，李顺大三十年来确实没有能够把房子造起来。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实存在，既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制度；那么，李顺大的房子为什么造不起来呢？这在“四人帮”粉碎以后可
以找到答案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出来，三十年中我们遭到
两次灾难，那两次灾难都是由于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这毛病害苦了李顺大，
害苦了大家，害苦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它何止阻碍了李顺大造成房子，更严
重的是阻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如此，《李顺大造屋》就具备了重新认
识这一段历史的意义。
二
写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上述的意义。我只是想写写农民
造屋的需要和困难，通过这种困难写出农民的善良，俭朴和坚韧的性格。
我选择造屋这件事来写，倒并不是偶然的。我在农村几十年，千百次体
验到造屋是农民生活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这种要求极其普遍，极其迫切。
时时处处，都听到这种谈话，看到这种行动。原因很简单：过去底子薄，现
在人口多，再不造屋就无法过日了，所以想天法也得造。
可是农民一年劳动的收入很少，造一间房子的代价却很大。即使在正常
的情况下也很困难，怎禁得那风浪的颠簸。
他们总说：“造物就是创家立业，又是倾家荡产。”不了解农民，就不
懂得这句话。这就是说：“为了造屋，把一切都卖光了。”
这就是说，为了造屋，要终身拖债。
造屋，它甚至要一个人付出一生的辛劳，这也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啊！
这样艰难的事业，本来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是可以使它变得容易些
的。但错误路线却反而替他们增设了重重障碍。
错误路线使国民经济停滞或倒退，使农民微薄的收入不能增多甚至降
低。
错误路线剥夺了农民在正确路线时期千辛万苦积蓄起来的造屋资金，任
意挥霍浪费，把农民的心血抛进汪洋大海。
错误路线使社会上物资奇缺，使农民即使有钱都买不到建筑材料，不得
不面向黑市，忍受残酷的剥削。
错误路线败坏了社会风气，刁钻刻薄之徒应运而起，他们或者利用权力，
或者垄断物资，利用农民造屋的迫切要求，进行广泛的敲诈勒索，投机拐骗。
别看农民的房子在一座座造起来，每一座房子都装满着心酸，每一座房
子都是一部受难史。
我有个亲戚，一家六口人，只有半间屋，男当家的还是个工人，十多年
唠叨着要造屋。五十岁死的时候只积下几百块钱。死后工厂给了一千二百元
抚恤费。老太婆一个不敢用，想把房子造起来；左托人，右托人，五年不曾
买到一块官价砖。转向买黑市，还上了当，钱付出去了，长久拿不到砖，跑
穿了脚底才算把钱讨回来，毕竟还少了几十元。
苦得眼里要出血。
这又何止她一家。
过样含辛茹苦造出的房子，有的居然会无端端接到一道圣旨：拆！
拆！为了在是水网地区开条河。拆！为了把原来的河开得笔直。拆！为
了集中到一块地方去另造新农村。拆！新的要拆，旧的也要拆，闹得鸡犬不
宁，人心惶惶，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拆！归根到底是要拆社会主义的墙脚。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要搞封建复
辟！
可是，这一切都是打着神圣的革命名义进行的。
这样的史实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罪恶不能不揭露，这样的教训不能不接
受，想掉过头去是可以的，不过应该交出你的良心和球籍来。
我没有想到《李顺大造屋》会写成那个样子，但生活却让它成了那个样
子，生活在干预作者，作者竟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三
这样的苦难折磨是会使人失去信心的，但是中国的农民很坚强，受难受
苦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坚韧地争取活下去并且总是希望能活得好一点是
他们由来以久的传统。
多少年了，他们寄希望于神仙活佛，不曾得到半点好处。
多少年了，他们寄希望于皇帝，不曾得到半点好处。
解放了，民主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共产党使农民在政治
上经济上大翻身，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不但如此，共产党还答应给农民越来越多的好处，要让他们过“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要使“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要让大家“生
老病死不用愁”，有“吃不完的口粮，穿不尽的衣裳”，他们就是国家的主
人，不受压迫不受欺。
农民当然相信共产党，这种信仰是坚实的，他们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李顺大就是这样的“跟跟派”。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给农民好处并不要求农民付出代
价。但农民毕竟是农民，即使一无所得，他们也从来是肯付出代价的。在党
的路线发生了错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照样跟走着。自家人拆
烂污，他们是能够原谅的。一旦拆烂污的人向他们道歉，说几句好话，他们
就会非常感动，流着流泪继续付出代价，并且从心底里真诚地称赞共产党。
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跟跟派。
几千年来，农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信仰，他们找到的并不多，无非是神
仙和皇帝。结果都失望了。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他们很高兴，有许多事实证
明他们是找对了，于是就把共产党作为偶像来崇拜。他们找到一个崇拜的对
象实在不容易，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动摇；所以，即使党执行了错误路线，
他们照样崇拜。
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单纯朴实的跟跟派。
然而，历史终于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林彪、“四人帮”当然
完全懂得农民的心理，他们巧妙地打着“共产党”这块金字招牌进行封建主
义复辟。李顺大他们当然不理解上层发生了什么变化，“共产党”三个字耀
花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照样跟上去。但他们对封建主义毕竟是熟悉的，虽然
解放后十多年来并不曾学会像模像样地做主人，但一见到有人重新拿出棍子
鞭子来，倒敏感地觉得自己又成了奴隶了。于是他们就赖着不跟。他们的信
仰并没有丢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周围寻找共产党，发现了区委书记刘清。
从刘清的遭遇看到共产党被打倒了，所以自己的境况才会这样坏。他们就唱
起了“希奇歌”，表示同以砖瓦厂头头为代表的那股势力决裂；表示拥护以
刘清为代表的共产重新掌握领导权。一旦刘清上台，他们就又跟着走了。
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对党永不丢失信心，并且开始能够辨别是非的跟跟
派。
毕竟是现实生活给人的教育最为深刻，“批修”的雷声在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上空越来越凶地吼鸣了几年之后，李顺大吃足了苦头，从主人的宝
座上跌下来，跌得连变牛变马都不在乎了。但是他害怕变“修”。一切有关
“修”或“批修”的理论他从来不懂，生活却告诉他“修”是一只黑锅，是
一个莫名其妙的害子害孙的怪物。中国何止是干部“修”了，知识分子“修”
了，九亿农民也“修”了呀！“批修”何止是批了干部，批了知识分子，九
亿农民才被批得惨透了呢！他们被一个个提出来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
巴，连屁股也割脱，弄得放屁也找不着屁洞。这是活生生事实，李顺大能不
害怕吗！他那副换破烂的糖担，也是一条尾巴啊，随时随地都可能挨刀子；
只是因为那些“革命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叫化子行当不起眼，李顺大又已
经被他们糟塌得不成个劳动力，总算才放过了他。然而李顺大却不得不经常
提心吊胆护着屁股过日子。他弄不懂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他，却也终于弄
懂了原来“修”是一只黑锅。
李顺大的脉搏是和全国人民一起跳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集中精神在
思考着这个核心问题。终于得出了和李顺大一致的结论。
这个结论反映在叶剑英同志一九七九年国庆节的报告之中。
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逼出了一点觉悟的跟跟派。
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
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
一点责任。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
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
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
竟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上那个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值
得深思。
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
受的奴性。
四
在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这篇小说在客观上带有重新认识历史的意
义。所以我不得不特别慎重地忠实于历史，不得不学用史家的严谨笔法。当
生活中的各种形象向我涌来时，我进行了认真的选择。通过选择的形象，反
映出了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显示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执行的不同结果；
伺是错误路线，也分清楚是自家人拆烂污还是敌人捣蛋，产生的影响也自不
同。至于反映到什么程度，我也努力想掌握住分寸。而小说里所反映出来的
一切，无非是显示人们终究在逐步觉悟，生活终究在前进。
有人认为小说最后一段，是作者有意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说法是
不对的，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景况确实是好转了。我描写这种
好转的生活决不美化，而是严格地掌握了分寸的。讲到砖头，我只写刘清同
志在那位文革主任出身的砖瓦厂厂长身上做了点工作，让他退还给李顺大一
万块砖头。但是我并没有说刘清怎样对那位厂长进行处理，因为生活中对这
种人如何处置并未解决。我只写椽子已经敞开供应，而写到衍条就一定是要
公社批准的，因为现在的物资供应只达到这个程度。我也不隐瞒李�